作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留给世界的不只是精美瓷器

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决议中指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这一遗存“为10至19世纪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提供了独特见证”。这提示我们，景德镇之所以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认可，不仅在于窑址和器物，更在于它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手工产业组织体系，是一个将原料、能源、生产、运输和市场整合运作的社会机制。

那么，在没有现代工厂和企业制度的条件下，数量众多的工匠、作坊、窑炉和商人，是如何把矿土、窑柴、技艺、资本、运输和市场联结起来，维持规模庞大而又不断创新的生产的呢？

官民互动

景德镇瓷业原本成长于民间窑场和区域市场。宋元时期，昌江流域窑业逐渐兴盛，商品瓷生产不断扩大。至元十五年（1278），浮梁瓷局设立，国家由征收税课、征集贡瓷进一步转为直接组织官用瓷器生产。明清时期，服务宫廷需求的御窑与面向市场的民窑长期并存。

两类生产各有所长。御窑能够集中较优质的原料和熟练工匠，承担反复试制的成本，并以器样和验收标准维持较高的品质要求。宫廷需求由此转化为对胎、釉、彩、器形和烧成技术的持续推动。民窑则构成景德镇产量、就业和市场覆盖的主体，根据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调整器类、纹样、成本和产量，同一种工艺可以被转化为不同档次的商品。明人王世懋以“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描写镇上生产景象，所见正是众多民间作坊和窑炉共同形成的规模。

官、民两类生产在工匠、原料、窑炉与实践知识上却很难彻底分开。明代宣德以降，已有借民窑烧造的先例；至嘉靖时期，“官搭民烧”正式制度化，官方把烧造任务交由民窑承担。有时御窑制作瓷坯，借用民窑窑炉烧成；有时民窑承接更多工序，再由官府验收。官方借此调动社会产能，民窑也在承接任务的过程中接触更高的品质要求。当然，官方掌握订单、器样和验收权，临时加烧、物料征集和经费不足都可能把压力转移给窑户、工匠与地方社会。但正是这种制度上的双轨，抬升了产业的双重上限，成为景德镇在组织层面的一大优势。

行业协作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处遗产构成，跨越城镇与乡村，连接着矿山、窑场、燃料产区。高岭土、瓷石和釉用原料来自周边山地，窑柴从燃料产区运入，成瓷又经昌江、鄱阳湖和长江水系运往各地。资源在山中，作坊在镇上，市场远及域外，矿户、柴户、船户、坯户、窑户、瓷商必须连续接力。这五处遗产保存了这条生产链上的不同空间节点，不同地区的资源被持续纳入同一生产和流通网络。

一件瓷器，要从矿土变成商品，得经过原料开采和加工、制坯、修坯、施釉、绘画、烧成、拣选、包装、运输等“七十二道工序”。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影响成品；而景德镇的各道工序又长期分属不同作坊和职业群体。

明清以来，大量外来人口进入景德镇，不同籍贯的工匠和商人逐渐集中于某些工种与经营领域。晚清至民国时期留下的行业调查显示，窑业中的“三窑九会”按照产品和烧成方式协调窑户、坯户之间的关系；装坯工人中的“五府十八帮”，通过“街师傅”等角色处理收徒、过帮和雇佣事务；不同瓷商群体则把镇上的生产同各地市场连接起来。

行帮协作还承载着技艺传承。传统制瓷知识大量存在于手上功夫和现场判断之中：原料配比是否得当、坯体干湿是否适宜、窑温和气氛如何把握，往往难以仅靠文字完整记录。师徒传习、共同劳作和工匠流动，使这些经验在不同作坊之间延续。景德镇瓷业能够屡经兴衰而恢复，依靠的不是存放在某处的静态“技术秘方”，而是持续从事生产、能够相互配合的工匠群体。

当然，行帮并非只有协作的一面。对籍贯和师承的强调，可能排斥外来者；对学徒数量和行业准入的控制，可能维护既得利益。历史上的行业组织不能被浪漫化，更不能原样移植到今天。值得重视的，是它们在传统制度条件下解决了若干真实难题：怎样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用，怎样把分散工序接续起来，怎样培养熟练工匠，怎样分担烧造和运输风险。这些问题的实质，与今天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面临的挑战并无不同。

活态传承

遗产保护尤其需要关注人。手工瓷业不是只在博物馆中才能观看的过去，窑炉、作坊和工具只有进入真实生产，才会显现其完整意义。支持老艺人与青年工匠、院校、研究机构及生产单位开展长期合作，方能为传统工艺保留适宜的生产空间和传承环境。

传统行业组织的经验，也可以在当代条件下获得新的转化。今天的景德镇吸引着来自全国的青年创作者和陶瓷从业者，更汇聚了众多跨越国界、在此深耕的“洋景漂”，这恰恰是对历史行帮局限性的超越。继承传统组织中的积极因素，如专业协作、行业信用、风险共担和人才培养等，摒弃其封闭保守的一面，是当代景德镇需要完成的“扬弃”。

申遗带来的关注度，还需要转化为可持续的保护能力。遗产地不能因旅游开发而失去真实生产与社区生活，也不能把复杂的制瓷过程简化为几项表演。只有保留工匠持续劳动的条件，维护原料、作坊、窑炉、社区之间的有机联系，世界遗产才不会成为失去内在关联的孤立的景观节点。

景德镇留给世界的，不只是精美瓷器，还有把不同资源、不同技艺和不同人群组织起来的能力。官民互动抬升了技术与品质的上限，专业分工和行业协作使分散生产得以接续，而开放的社会网络则为这套系统注入了持久的弹性。读懂并保护这套历史形成的生产体系及其组织智慧，才能守住景德镇手工瓷业绵延不息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