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陈永贵病重，邓小平托人前来看望：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

1982年初春的傍晚，木樨地22号楼十二层的阳台迎着一股带泥土味儿的风，陈永贵蹲在那株齐腰高的玉米旁发了会儿呆。绿叶被夕阳镀上金边，他伸手捋了捋叶尖，仿佛握住昔日大寨的山风。京城高楼让他有些局促，脚下却踏不出田埂的踏实感。警卫员在屋里喊他喝粥，他应了一声，手还留恋地抚着玉米杆，“这点意思，哪赶得上咱庄稼地的热闹。”

他对土地的痴迷，始于1945年家乡解放。那时的大寨只有“四百亩薄田”“七沟八梁一面坡”，年景好也不过一百来斤粮。年轻的陈永贵像犟驴一样使劲干，乡亲们背地里都拿“半头驴”给他起外号。合作化浪潮一来，他凭着能吃苦、讲办法，被推上村支书。改沟造坝、修梯田、垒石墙，十年间硬把“三跑田”变成了“海绵田”，亩产上了五百斤。省报把他捧成“党支部书记好榜样”，可他心里最享受的仍是镢头落土时那股土腥味。

1963年那场七昼夜暴雨，把新修的田埂冲得乱七八糟，庄稼秧苗几乎绝迹。县里要送救济，他摆手：“人在就行，救济咱不能要，明年咱自己整回来！”于是“三不要三不少”横空出世。第二年，大寨不仅自给，还交了二十多万斤公粮。省里有人感慨：这股韧劲儿，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成绩传到北京。1975年，陈永贵被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一次住进交道口小院，他仍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屁股口袋里别着算盘。有人劝他换身像样的西装，他咧嘴一笑：“当干部也得像个庄稼人，别忘了根。”可短短一年，政局风云突变。“四人帮”垮台那晚，他在院子里踱步到半夜。电话终于响起，通知他去西山开会。他掐灭香烟，对警卫说：“备车！咱们不掉队。”

会后，政治局同志们走出大厅，他和纪登奎、陈锡联肩并肩，脚步轻快得像脱缰野马。可欢喜没维持多久。1978年起，“农业学大寨”口号被冷落，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也停了。议论声、自我检讨、作风批评轮番而来。有人甚至提议罢免他的代表资格。得知此事，他捏着烟头嘟囔：“老虎吃人能躲，人吃人才难防哩。”

他跑去找邓小平说明情况。邓小平拍着扶手：“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心里有数。”一句话，把辫子剪了。可陈永贵执拗，仍决定搬离交道口，“不在其位，不居其屋”，搬到木樨地高楼，带着老伴自个儿淘米做饭。国办送来炊事员，他婉拒，“多发五十块保姆费就行。”街坊们给他让座，他腼腆挥手，“甭客气，咱也是吃粮当兵的普通人。”

到了1985年夏天，他的身体却亮起红灯。体检报告摆在眼前：癌症晚期。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昔日战友陆续前来探视。华国锋半开玩笑：“这儿伙食便宜，一天两块，比外头实惠多了。”病榻旁，陈永贵扯着氧气管笑，却没多说话。几天后，邓小平派人带口信：“陈老，好好养病。中央肯定你过去的贡献，你是战天斗地的硬汉。”听到这句，他攥紧被角，眼眶潮了又定住，吐出一句：“知道了，心里踏实。”

病情却不肯停步。输液间隙，他拉着从大寨赶来的村支书低声嘱托：“我走了，给我选个面朝梯田的地儿，四十块够吧？”儿子在旁边急得直跺脚：“爹，这话留给我管！”他摆手苦笑：“错喽，嘴快了。”众人鼻子一酸，无言以对。

1986年3月26日凌晨，春寒仍重。陈永贵在北京医院静静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72岁。当日下午，一小撮黄土被包进骨灰盒。数日后，骨灰送回虎头山，山风掠过松梢，像在呼号。大寨人自发列队，敲起当年修坝的铜锣，声声浑厚。有人看见，山坡那株老柳迎风摇了又停，仿佛在致意：铧犁归田，种子已撒下，老支书的心事，庄稼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