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园伟：词元经济需要可比、可选、可进入的市场秩序

来源 |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6年8月19日第03版

作者 | 朱园伟，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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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正式将大模型计量单位Token定名为“词元”；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明确词元计量“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的基本要求；6月，国家数据局印发的《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提出“探索词元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6月17日，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牵头召开《人工智能词元计量框架及测试方法》国家标准研讨会，旨在规范分词算法说明、词元计量接口、算力与上下文窗口适配约束及特殊推理场景计数修正规则，为标准落地预热。地方层面，7月30日，广东词元交易和服务中心揭牌暨词元出海服务包发布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贵阳贵安推进词元交易专区建设。同时，市场价格快速下探，今年5月下旬DeepSeek、小米相继宣布大幅降价，6月初腾讯云宣布对齐官方价，V4-Pro推理输入输出降幅达75%。随着词元从技术术语转化为政策概念，数据、算力、交易规则与调用价格逐项就位，一个以机器处理能力为结算对象的新市场已具雏形。

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张并不等同于竞争的有效。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取决于竞争赖以展开的基础条件是否具备：其一，买方能够对不同供给进行比较；其二，买方能够自主选择供给方；其三，新的供给者能够进入市场。当前，词元市场规则尚未定型，商业习惯尚未固化，不同层面的标准尚在完善。本文分别从价格可比、选择自主与市场开放三个维度，试讨论规范词元经济市场秩序的基础条件。

可比：让价格成为有效的市场信号

词元计费服务，报价通常表现为每单位数量多少钱。然而，不同服务商对同一段文本折算成的词元数量并不一致，分词规则、缓存命中判定、上下文窗口折算逻辑大多不对外披露。同一段中文在不同模型中可能对应不同的词元数和账单金额，用户难以事先进行横向比较。在这轮降价潮中，腾讯云明确表示仅修改计费标准，推理速度与上下文窗口不变，而小米在宣布MiMo-V2.5系列API最高降价99%的同时，将TokenPlan同等价位可用词元提至5—8倍，实现名义上的降价。但问题在于，由于分词规则、缓存命中判定逻辑不公开，用户即便拿到账单，也难以将其拆解为可追溯记录，价格信号的可比性因此被削弱。

价格之所以构成市场最重要的信号，在于其能够将分散的效率差异转化为可横向比较的数值。一旦该数值丧失可比性，效率更高的供给者未必更易被市场识别，价格竞争的激励功能随之弱化。同时，报价下调是公开行为，计费口径调整属内部操作，二者可以相互抵消且不留痕迹。在缺乏可核验参照的情况下，市场无从判断所见降价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形。

技术路线的差异本身构成竞争的内容，强制要求各服务商采用相同的技术方案既不现实亦无益处。解决上述问题可行的路径是在技术差异之上建立一层可供换算与比对的公共参照。比如，家电能效采用能效标识、食品采用单位价格标示，均遵循不干预生产方式、仅统一比较尺度的思路。在词元经济领域，《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亦将“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列为基础要求。在标准正式落地之前，可鼓励行业组织参照中国信通院启动的词元服务性能基线与“可信Token云服务”基准测试的做法，牵头设计公开、统一的标准参照任务集，由各服务商在计费口径事前公示的前提下，公布完成该类任务的实测耗用量与对应账单，使用户得以了解完成同类任务的大致费用。2026年6月，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印发的《广东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已将“建立标准化词元交易规则”“建设省级词元交易专区”列入六大任务。从竞争秩序角度看，这类举措的实质意义在于为价格可比性提供制度支撑。

可选：让选择权停留在买方一侧

价格可比性关乎竞争，选择权则关乎竞争压力能否真正传导至供给端。竞争之所以能够约束供给方，前提在于买方可以更换供给方。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前提正随着智能体的普及而变化。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正从一问一答转向任务交办：用户说明预期目标，系统则在平台预设规则与权限范围内自主规划执行路径，包括选用何种模型、调用何种接口及获取何方数据。此类决定在后台持续发生，用户通常不参与、不知情。比如，在部分厂商的Agent场景中，平台会提升Token配额以支持复杂任务，但模型选择、调用顺序与调度策略均由平台内部规则决定。掌握智能体入口的平台，既替用户选择调用哪家模型，采用何种调度与资源策略，又往往自营同类模型服务。于是，入口方同时居于“选择者”与“被选择者”的双重地位，用户的选择权在概括授权下被隐性让渡。

上述结构在数字经济中并非陌生现象，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手机预装应用、比价平台排序等，均曾引发类似讨论。然而，智能体带来了不可见性：其选择则发生在运行过程之中，既无界面呈现，事后记录亦通常掌握在运营方手中。选择权在概括授权下被代理，代理是否公允，用户缺乏判断依据。与之相伴的是更换成本的上升，交互积累、配置习惯、工具衔接与特定服务相互绑定，更换供给方意味着重新建立上述全部关联。

使选择权停留在买方一侧，可从两个方向着手。其一，使调用过程可检视。系统在执行任务中调用关联方服务的，应当告知用户。存在功能相当的其他选项时，选择理由应当可以说明。此处并非要求禁止调用自家服务。上下游一体化本身可以提高效率，但关键在于使此类选择经得起事后检视，将提升效率的一体化与排斥竞争的偏向区分开来。其二，降低更换成本。用户应当能够以通用格式带走使用记录、配置参数及积累的数据资产。数据可携带方能更换供给方，更换供给方方能形成竞争压力的传导。今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提出，支持建设词元生产平台、交易结算平台、对外服务平台，并推动词元服务在政务、医疗、金融等领域示范应用。今年4月，贵州省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发布的《推动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征求意见稿）》明确，建设贵阳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并在算力调度平台集成词元生产、调用、分发、交易、治理全流程管理能力。上述两地的文件，虽以产业培育为主要取向，但其所构建的可信流通环境与全流程计量留痕机制，客观上为未来落实“可携带、可检视”的公共基础提供了地方实践样本。

可进入：让市场保持可竞争的状态

竞争秩序的第三项条件，是市场对新进入者保持开放。词元经济的进入门槛在于若干不易复制的条件，包括足够体量的算力设施、高质量训练数据，以及长期运行积累的使用反馈等，前两项需要巨额且难以回收的投入，第三项与市场份额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用户规模越大则改进越快，改进越快则用户规模进一步扩大，这是产业演进的正常结果。但需要关注的是，上述条件是否会在某一环节被把持，从而封锁后来者的进入通道。

数据环节的可竞争首先值得关注。优质数据的稀缺已成为行业共识，政策将词元交易作为盘活数据存量、促进数据流通的通道，方向正确，但该通道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上游数据本身的可获得性。若优质数据集集中于少数主体手中，向下游开放的仅为使用接口，词元交易则只会将上游格局复制至下游。目前，广东已出台全国首份省级词元经济专项政策，贵州、四川等地也在各自AI与数据要素政策中部署词元产业培育，但必须设施、公平接入、拒绝交易等概念的适用边界仍模糊。当头部模型厂商兼营云服务与智能体入口时，其自主研发的分词器规则、高频上下文缓存等优化资产，是否会在特定市场条件下以透明、互操作或合理商业条件向外协同，将影响中小开发者与竞品能否真正以独立供给者身份参与词元市场，而非仅以调用API的方式被动使用封装好的词元服务。这类资源的计量透明与分发非歧视程度，是观察“可进入”能否从政策层面落实为竞争秩序的重要变量。

同时，低价竞争值得关注。若目前平台的词元价格下降是源于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属于竞争成果，应当予以鼓励。若主要目的在于抢占入口，待市场格局稳定后再行调整，则可能重蹈数字经济曾经走过的路径。词元计量口径的可比性不仅关乎当下的价格比较，亦关乎日后计费调整能否被察觉。因此，在支持骨干企业做优做强的同时，需要为中小服务商保留稳定、可预期的接入条件，为市场保留可竞争的状态，以敦促领先者的持续改进。三项条件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竞争秩序的基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规则统一、竞争有序、要素流动顺畅。词元经济作为智能时代最具成长性的市场之一，应从一开始即朝着这一方向搭建基础规则。使市场看得懂、比得了、进得来，这既是竞争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该产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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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郭晴晴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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