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取名常用的字，如今我们已不用，实在太不吉利了

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腹地，竹简被一层层埋进地下。两千多年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墓葬开启，秦代基层社会的文书、律令和人名随之重见天日。那些名字并不都雅致，有的像身体部位，有的像疾病，有的甚至直接取自国家、山川和禽兽。

这批材料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秦人“不会取名”，而是他们取名时遵循的标准，与中原礼书中的规范并不完全相同。一个名字，往往藏着家庭愿望、社会身份，也藏着族群迁徙留下的痕迹。

秦地本就不是单一文化空间。西周以来，秦人活动于关中西部及陇山一带，既接受周王室的封建秩序，也长期与戎狄部落往来。农耕、畜牧、战争和人口迁徙交织在一起，命名自然不会只听从一套礼法。

一、秦地的名字，为什么不像中原那样整齐

秦人早期的发展，与养马密切相关。西周中期，秦人首领非子因善于牧马而受到周王室关注，秦族由此逐步进入周人的政治秩序。这个故事见于《史记·秦本纪》，其中细节带有传说色彩，但秦人与马政、牧养之间的联系，确实构成了秦族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

秦地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当地社会很难保持纯粹的中原形态。关中平原适合农业，陇山、渭水上游又便于畜牧，向西可以连接河湟地区，向北则接近戎狄活动范围。人口、技术和习俗不断流动，名字便成了各种文化相遇后的一个小小出口。

在这样的环境中，名字未必只承担“文雅”功能。它可以标记出生时的身体特征，也可以与家族从事的职业有关，还可能来自某种动物、植物或地方称呼。

秦国后来建立了严密的官僚体系，户籍、军功和法律都被纳入国家管理。但国家制度变得整齐，并不代表民间习俗立刻统一。官府可以规定爵位和刑罚，却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百姓沿用多代的取名方式。

有意思的是，秦人名字中并非只有粗朴、奇特的一面。战国秦国的材料里，也能看到张义、左忠、闾民信、李信、韩贤、毕贤等名字。“义”“忠”“信”“贤”这些字，与周代以来的伦理观念相通，说明秦地并没有与周文化彻底断裂。

秦国重法，也重军功，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完全排斥传统伦理。一个普通人的名字里出现“信”或“贤”，既可能是父母的愿望，也可能是家族对做人标准的表达。制度可以偏向功利，民间仍然会保留对品格的期待。

二、周礼规定的名字，实际管得住多少人

关于取名，先秦文献中有一套相当明确的说法。《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国大夫申繻谈到命名，提出“有五”“有六”。所谓“五”，大致包括以有意义的事物、祥瑞、命运特征、出生时情况和父亲意愿等方式命名。

这套原则看起来像是在教人如何选一个好名字，背后却有更深的社会功能。名字不能随便取，意味着身份必须清楚，长幼必须有序，贵族与庶民之间也要保持礼仪边界。

申繻还讲到六种应当避开的情况，包括以国名、官名、山川名、疾病名、牲畜名和祭祀礼器名作为人名。后世常把这套规定理解成“吉凶禁忌”，其实它更像是一种身份秩序的安排。

国名属于政治共同体，官名属于权力职位，山川涉及祭祀与疆域，疾病代表身体的不祥，牲畜在礼制中又有特定用途。把这些词直接用于人名，容易造成名分混乱，甚至被认为不够庄重。

但礼书规定是一回事，各地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周王室控制力强的地区，贵族命名往往更重视礼制；在边远地区，旧俗、方言和族群传统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礼制本身就在变化，命名自然也不可能处处相同。

秦人并不是不知道周礼，而是没有把周礼的每一条禁忌都当成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尤其在普通社会中，名字常常先要“好记”“好认”“能传下去”，其次才考虑是否符合贵族礼书。

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秦人一方面使用“义”“忠”“信”“贤”等字，另一方面又使用“穿耳”“目”“耳”等带有身体意味的名字。两种传统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在同一个社会中并存。

三、竹简里的怪名字，记录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睡虎地秦简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墓主人喜是秦国基层官吏，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内容涉及法律、行政、日常事务和术数。简文中的人名，许多并非王公贵族，而是普通百姓、士卒、罪犯及基层社会成员。

这些名字没有经过后世文人的修饰，反而保存了真实的生活痕迹。有人名为“穿耳”，有人名为“目”，还有人名为“耳”。若放在后世，很容易让人觉得不雅，甚至不吉利；但在当时，它们很可能只是家族或乡里对某个人外貌、出生状况的直接称呼。

“穿耳”究竟是出生时有穿耳习俗，还是本人身体留下了特殊标记，现有材料未必能够完全确定。对“目”“耳”的解释也不能过度延伸。可以确定的是，身体部位确实进入了秦人的命名范围。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同样反映出秦地文书和民间称谓的复杂面貌。秦简材料中还见到与“痈”“疥”等疾病相关的名字。这样的名称，在周礼体系中属于应当避讳的内容，但在现实社会里却可能具有特殊用意。

古人医疗条件有限，疾病常常伴随强烈的恐惧。把病名用于名字，有时可能是对出生经历的记录，有时可能与“以恶名压邪”的民俗观念有关，也可能只是一个已经固定下来的俗称。具体到某一个人，不能一概而论。

民间命名还有一个现实作用：在同姓同村、重名较多的情况下，身体特征最容易辨认。黑臀、黑夫、赵黟等名字，或许都与肤色、体貌有关，但“赵黟”的具体含义仍存在解释空间，不能把所有字面意义都当成确定事实。

秦简中还出现过名为“秦”的人，其中有的身份被文书标作盗贼。这个名字未必代表其本人对秦国的态度，更不能据此附会成侮辱国家。它可能是族名、地名留下的称谓，也可能与家族来源有关。

把罪犯的姓名与政治情绪直接联系起来，是后人容易产生的误读。秦代文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把一个人作为案件对象、户籍对象记录下来，而不是替他评价名字是否高雅。

四、动物、山川和日期，都是秦人熟悉的生活符号

在周礼看来，禽兽名、山川名不适宜直接作为人名。秦地的现实生活却离不开马、牛、羊和山川河谷。牧马、狩猎、农耕以及军事活动，使这些词并非遥远的祭祀符号，而是每天都能接触到的生活对象。

秦惠文王名为嬴驷。驷本指一车所驾的四匹马，也与驾车、军旅和贵族出行有关。这个名字不能简单理解成“秦人都喜欢用动物命名”，但它至少说明，与马有关的文化意象在秦国上层社会并不陌生。

秦国的崛起，离不开骑战、车战和对交通资源的控制。马既是生产资料，也是军事资源，更是国家权力扩张的重要条件。一个与马相关的名字，可能同时带有家族职业、政治象征和武力观念。

秦人还使用天干地支为名。甲、乙、丙、丁，或与出生日期、排行有关的称呼，在先秦社会并不罕见。这类名字不一定追求文采，却方便记忆，也能把个人与时间秩序联系起来。

在识字率不高、户籍管理尚未完全统一的时代，简单、直接、容易辨认的名称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名字像一枚小标签，既服务于家庭，也服务于官府登记。

山川名同样如此。秦人生活在渭水、泾水、陇山等自然地理环境中，地方名称可能进入人的称谓，反映的未必是对礼制的挑战，而是人和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原礼书强调名分，边地社会更看重辨认与归属，两者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至于动物名是否都源自图腾崇拜，则需要谨慎。秦族早期历史确实带有浓厚的牧业色彩，也经历了与戎狄群体的长期交往，但不能见到一个动物字，就断定背后一定存在完整的图腾制度。

五、秦人的“违礼”，其实是多套秩序同时存在

秦人命名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吉利”与“不吉利”的表面差异，而是不同文化秩序之间的重叠。周礼提供了一套贵族社会的规范，地方传统提供了另一套生活经验，国家行政又提出了便于管理的新要求。

三者碰到一起，名字便出现了混合状态。有人以道德理想命名，有人以出生特征命名，有人以地名、日期或动物命名。它们并不构成整齐划一的制度，而像是不同历史阶段留下的层层积累。

秦国与周王室的关系，也经历过明显变化。早期秦人借助周王室的封建体系获得立足之地，后来又在关中建立强大国家。秦国既承接周文化的政治名分，又不断改造旧有制度。命名上的宽松与多样，正是这种“继承而不照搬”的一个侧面。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更加重视户籍、军功和基层控制。百姓被编入什伍，爵位与军功挂钩，国家对人的登记比过去更细密。值得一提的是，行政管理越深入，民间名字反而越容易被完整保存下来。

官府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典雅名字，它更关心姓名是否能够确认身份、承担法律责任。只要不影响登记和追捕，名字是否取自疾病、身体或动物，未必会成为行政障碍。

这与贵族礼制的逻辑不同。贵族命名注重血统、名分和仪式，基层行政注重准确、稳定和可识别。秦简中的名字之所以显得“杂”，恰恰因为它们来自真实社会，而不是礼书中经过筛选的理想秩序。

秦国文化也不能只用“法家”两个字概括。法家思想影响了国家治理，却没有抹去地方信仰、宗族关系和生活习惯。秦人的名字同时呈现出崇尚功业、重视伦理、贴近自然和不避俗称等多种倾向。

六、那些今天看来不吉利的字，为什么曾经能够流传

后世取名越来越重视典雅、祥瑞和避讳，疾病、残缺、污秽以及牲畜名称逐渐被排除在正式姓名之外。于是，当人们看到“穿耳”“黑夫”“疥”这类名称时，很容易认为秦人故意给孩子取了坏名字。

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古代社会的“好名字”，并不只有一种标准。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孩子能活下来、身体特征明显、出生时刻特殊，往往比名字是否高贵更重要。

有些名字可能带有避邪色彩。古人相信过于显赫、过于珍贵的名字容易招致不祥，于是用粗俗、低微甚至带病痛意味的称呼保护孩子。这种解释在民俗研究中常被讨论，但落实到具体秦人身上，仍然只能作为可能性，不能当成统一答案。

还有一些名字，原本只是小名，后来被官府文书记录，便成为正式档案中的姓名。乡里称呼、家族称呼和官府登记之间，并不总是一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乳名、字或别称，竹简留下的只是当时行政场景下使用的名称。

因此，所谓“不吉利”，更多是后世审美与礼制标准对先秦民间姓名的判断。秦人的取名范围宽，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禁忌；他们同样有自己的避讳，只是禁忌未必与周礼完全重合。

秦人名字中的“义”“忠”“信”“贤”，说明周文化的伦理词汇已经深入秦地；“穿耳”“目”“耳”以及疾病、动物、山川和干支名称，则说明地方社会仍保留着更直接、更实用的命名传统。

这些名字没有整齐地排成一条线。它们彼此交错，既有国家秩序的影响，也有家庭经验的残留，更有族群迁徙和地域生活留下的印记。对秦人而言，姓名不是单纯的吉凶符号，而是身份、记忆和现实生活共同压缩成的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