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他在广东东莞打工，被女工友喊去租屋看录像带，次日开始搭伙

九三年我在广东东莞打工，被女工友叶秀莲喊去她租屋看录像带时，刚把一碗凉粥倒进肚子。

那碗粥是我从厂食堂带回来的，米少水多，放了半勺盐，喝下去像把一盆冷水灌进胃里。那时候我二十四岁，在寮步一家叫联兴塑胶的厂里做杂工，白天给塑料玩具削毛边，晚上搬料箱，手上常年沾着一股洗不掉的胶味。

叶秀莲比我小一岁，是质检组的。她个子不高，脸很白，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特别稳，像她手里那把小剪刀，咔嚓一下就能把线头剪干净。

她站在宿舍楼下喊我名字的时候，旁边几个男工正在水龙头边洗脚，听见她的声音，全都抬头看我。

“吴成海，你今晚有空不？”

我手里还端着空饭盒，愣在那里，说：“有啥事？”

她把一只红色塑料袋往身后一藏，像怕别人抢似的，压低声音说：“我租了盘录像带，屋里那台录像机老卡带。听说你会修电风扇，去帮我看看。”

水龙头边的阿勇立刻吹了声口哨：“秀莲，叫他去租屋啊？”

叶秀莲转头瞪他：“叫你你会修吗？你连插头正反都分不清。”

阿勇被呛得没话说，蹲下去继续搓脚。

我却有点慌。

那年厂里男女工来往，最怕被人嚼舌头。女工宿舍管得严，男工不能上楼。租屋就更不一样了，一进去，出来时哪怕你手里拿着扳手，别人也能说出十个版本。

我说：“要不明天白天吧。”

叶秀莲看着我，眉头一点点皱起来：“明天带子要还，押金五块钱呢。你怕啥？门开着，我又不会吃了你。”

她这句话说得声音不小，旁边几个洗脚的都笑了。

我脸烧起来，想走又不好走。她把红色塑料袋提到我眼前，里面露出半截录像带盒子，封皮上印着一个小孩抱着女人哭，字是《妈妈再爱我一次》。

“我排了三天才租到。”她说，“她们都说看了会哭，我一个人看也怪闷的。你去帮我把机器弄好，看不看随你。”

她说完，拎着袋子转身就走，好像笃定我会跟上去。

我站了一会儿，回宿舍放下饭盒，又从床底摸出一把小螺丝刀。走到楼梯口时，阿勇还在后面喊：“成海，明早记得请吃糖啊。”

我没理他。

叶秀莲租的屋子在厂后面那片握手楼里，巷子窄，晚上晾衣杆伸出来，衬衫和裤子几乎贴到人脸上。水沟里有股酸味，卖炒粉的小摊刚收，地上还剩几根豆芽。她走在前面，脚步很快，蓝布鞋踩过积水，溅起一点点泥。

“你住这儿多久了？”我问。

“三个月。”她说，“宿舍里十二个人一间，夜班白班混着睡，吵得脑仁疼。这里贵点，一个月二十八块，但能睡个整觉。”

我没再问。

那时我一个月底薪二百二，加班多的时候能拿到三百出头。我每个月往安徽老家寄两百，给弟弟交学费，也给父亲还盖房子欠下的砖钱。剩下几十块钱，我连一瓶汽水都舍不得买。二十八块的房租，对我来说像一堵墙。

她的屋子在二楼，门一推开，我先看见一个煤油炉，摆在窗边的砖头上。炉子旁边有半袋米，一小捆葱，还有一个缺口的搪瓷盆。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桌、一把折叠椅，墙上钉着一根绳，挂着两件洗得发白的衬衣。

电视机是旧的，屏幕有一角发绿。录像机更旧，前盖松着，像一张合不拢的嘴。

叶秀莲把录像带放在桌上，说：“老板说能放，结果我刚试，带子一塞进去就吐出来。你看看是不是坏了。”

我蹲下去看线。

其实我也没正经学过修电器，只是小时候跟镇上修收音机的师傅混过几天，懂一点皮毛。录像机后面的线插错了，电视调到的也不是那个频道。我折腾了十几分钟，屏幕上终于跳出雪花点，再扭旋钮，画面忽地稳住了。

叶秀莲拍了一下手：“真行啊你！”

我被夸得不自在，把螺丝刀收起来：“线接错了，不算修。”

她没听，已经坐到床边，抱着膝盖盯着电视。

我站在门口，说：“那我回去了。”

她回头：“你不是说看不看随我吗？我现在随你，看完再走。”

我说：“太晚了。”

“才八点半。”她指了指门，“门开着。你坐门边，谁还能说啥？”

我看了眼那扇半开的门，又看了眼电视。画面里，一个小孩正趴在地上哭，声音从破喇叭里挤出来，带着嗡嗡的杂音。

我最后还是坐下了，坐在门边那把折叠椅上，背挺得很直，像在车间等组长点名。

屋子小，电视声音一响，外面的水声、人声都退远了。叶秀莲看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片子放到母子分离那一段，她拿袖口擦了擦眼角，动作很快，像怕被我看见。

我其实也不好受。

我妈没死，也没跑，只是身体不好，常年咳嗽。可片子里那个孩子一喊“妈妈”，我就想起离家那天，我妈在村口塞给我的一包干馍，说路上饿了吃。她手背上裂着口子，口子里还有没洗净的泥。

我低下头，假装研究自己鞋尖。

叶秀莲忽然说：“你是不是很久没回家了？”

“出来快半年了。”

“想家不？”

“想也没用。”我说，“火车票来回太贵。”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轻声说：“我也没回去。我爹老说，一个姑娘在外面租屋不成样子。可他不知道，不租屋我就睡不好，睡不好第二天验货眼睛花，一箱货错两个扣我一天工资。”

她说话时盯着电视，像不是说给我听，只是屋里多了个人，话自己漏出来了。

我这才知道，她家在江西赣州下面的山里。家里三个妹妹，她最大，初中没读完就出来了。她爹种脐橙，遇上烂价，摘下来卖不出去，只好一筐一筐倒进沟里。她出来打工，说是给自己攒嫁妆，其实每个月也往家里寄钱。

“你每天晚上就喝凉粥？”她突然问。

我怔住：“啥？”

她转过脸看我：“你别装。我在食堂见过几次了。别人打菜，你打粥。别人买馒头，你等快收摊了买剩的。你一个大男人，一天搬那么多料箱，靠那点水撑着？”

我有些窘：“我不爱吃油的。”

她看着我，没笑，也没拆穿，只把旁边的搪瓷杯递给我：“喝点热水。你脸色都青了。”

我接过杯子。杯沿缺了一小块，她用拇指比了比，提醒我：“别碰这边，割嘴。”

片子放完时，已经快十一点。叶秀莲起身倒带，录像机吱吱响。她把带子装回盒里，忽然说：“吴成海，明天开始，咱俩搭伙吃饭。”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啥？”

“搭伙。”她说得很清楚，“我这里有炉子，有锅。一个人做饭浪费煤，菜也不好买。你每天吃凉粥，我看着难受。以后你买菜，我做饭，饭钱一人一半，煤钱也一人一半。账写清楚，谁也不欠谁。”

我站起来：“不行。”

她问：“为啥不行？”

“别人会说闲话。”

“别人吃你的饭吗？”

我说不出话。

她又说：“你要是怕占我便宜，就洗碗、挑水、搬煤球。你要是怕我占你便宜，咱就拿本子记账，一分一厘都记。你要是怕闲话，那更简单，饭做好了你端回宿舍吃。”

她把三条路全摆出来，我反倒没地方躲。

我说：“我饭量大。”

她哼了一声：“饭量大就多买米。你以为我请你吃白食啊？”

我看着她。她站在昏黄的灯泡下，袖子卷着，手上有洗衣粉泡出来的白印。她明明是在帮我，却把话说得像做买卖。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她不是可怜我。

可怜人说话会软，会让你抬不起头。她不是。她把这事说成搭伙，说成分账，说成你出一半我出一半，仿佛我不是一个需要别人施舍的人，只是一个可以一起过日子、一起算账的人。

我慢慢点了头。

她松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小学生作业本，封皮上写着“算术”。她撕掉前面几页，在新的一页上写：搭伙账。

下面第一行，她写：九三年八月十二日晚，定下。

写完，她把铅笔递给我：“你签个名。”

我笑了：“吃个饭还签名？”

“亲兄弟明算账。”她说，“何况咱俩还不是亲兄弟。”

我在她名字旁边写下吴成海三个字。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她看了一眼，没嫌弃，只把本子合上，塞进抽屉。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灰着，我刚走到厂门口，就看见叶秀莲挎着菜篮站在卖豆腐的摊子前。

她看见我，直接把篮子塞过来：“买两块豆腐，一把空心菜，三两肉末。肉别买太肥，肥了炼油味大。”

我拿着篮子发愣：“你还真来啊？”

“昨晚签字了，想赖账？”

她说完就去挑葱，动作熟得像在自己家灶台前。

那是我们搭伙的第一天。

中午下班铃一响，我没去食堂，跟着她钻进巷子。她把煤油炉点上，蓝火苗呼一下蹿起来。豆腐切方块，空心菜掐成段，肉末用酱油拌了拌。没过多久，屋里就有了热气。

那顿饭很普通。肉末豆腐，蒜蓉空心菜，外加一锅稀饭。

可我端起碗时，手指有些抖。

不是菜多好，也不是肉多香，是我来东莞半年，第一次坐下来吃一顿像样的热饭。不是排队抢来的，不是别人剩下的，不是冷掉的，是有人算着时间，等我下工回来，刚好端上桌的。

叶秀莲拿筷子敲了敲碗：“别光看，吃。吃完洗碗。”

我低头扒饭，热气熏得眼睛发酸。

她以为我被烫到了，把搪瓷杯推过来：“慢点，又没人跟你抢。”

我嗯了一声，把那碗饭吃得一粒米不剩。

搭伙之后，我的日子忽然有了时辰。

以前一天分不清早晚，只记得上班铃、下班铃、加班铃。现在早上要买菜，中午要挑水，晚上要洗碗。叶秀莲说我切菜像砍柴，土豆片厚得能钉鞋底，就逼着我练。她把我的手按在菜刀背上，说：“刀别竖着往下剁，要往前推，手指蜷起来，别傻乎乎伸着。”

我照她说的做，第一次切出薄片，她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勉强能见人。”

我心里却高兴得像领了奖金。

她做饭很快，嘴也快。油一热，她能一边下蒜一边骂厂里的针车师傅，说他们整天把返工货推给质检组；汤一滚，她又问我老家收麦子没，弟弟读到几年级。

我话少，她就逼我说。

“吴成海，你是不是嘴里装了锁？”

“没啥好说的。”

“那你脑子里总有东西吧？每天闷着，不怕发霉？”

我被她说得没办法，只好一点点讲。讲我家门前那条土路，一下雨就陷脚；讲我弟弟想读高中，可我爹说读书费钱；讲我出来前，村里人都说广东遍地是钱，来了才知道，钱是有，只是不肯往你口袋里钻。

她听着，偶尔插一句：“你爹不该拦你弟。能读就读，哪怕晚几年还债。”

我说：“话是这么说，钱从哪来？”

她拿锅铲在锅边磕了一下：“从手里来。手还能动，就慢慢来。”

那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厂里很快有人说闲话。

最先说的是阿勇。他有天晚饭后堵在水房门口，笑嘻嘻问我：“成海，你和叶质检这伙搭得怎么样？是搭饭，还是搭别的？”

旁边几个男工跟着起哄。

我脸一沉，还没开口，叶秀莲刚好拎着暖水瓶过来。她把瓶子往水泥台上一放，声音不大：“阿勇，你要是闲得慌，明天我跟组长说，让你下班后帮质检组数扣子。一袋五千个，够你搭一晚上。”

阿勇讪笑：“开玩笑嘛。”

“玩笑要两个人都觉得好笑才叫玩笑。”她拧开水龙头，低头冲瓶胆，“只有你一个人笑，那叫嘴欠。”

水房一下安静了。

我站在旁边，心里又羞又热。等回到巷子，我说：“以后我还是端回宿舍吃吧。”

叶秀莲停住脚：“你怕了？”

“我是怕影响你。”

她转过身，看着我：“吴成海，你记着，饭是咱俩一起买的，锅是我自己的，门是开着的，账是清楚的。我没偷没抢，凭什么要被他们一句闲话赶回去吃冷饭？”

我说：“可你是女的。”

她笑了一下，那笑有点冷：“女的就该饿着？女的租屋就低人一头？你要是真这么想，明天不用来了。”

我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把碗端稳。”她把菜篮塞给我，“今天买了茄子，回去晚了不好吃。”

那天晚上，她做了肉末茄子。茄子吸油，软得快化了。我吃完洗碗时，心里一直想着她那句话。

饭是一起买的，账是清楚的。

她说得像饭，其实也是人。

九三年的东莞，到处都是想省一口饭、攒一张票的人。厂门口每天有人来，也每天有人走。有些人走得悄无声息，床板一空，别人第二天才知道他连夜去了深圳。有些人吵吵闹闹，说要发财，说要当老板，结果半个月后又回来借饭票。

我和叶秀莲没想那么远。

我们只想把每天的饭吃热，把每个月的钱寄回去，把账本上的数字写清楚。

可日子一久，账本上记的不光是菜钱。

八月二十七，买煤球二十个，吴成海扛。

九月初三，叶秀莲牙疼，只喝粥，药钱自付。

九月十五，中秋，买月饼两个，每人一个。吴成海那个豆沙，叶秀莲那个五仁，换着咬了一口。

十月二日，雨大，屋里漏水，盆接了一夜。吴成海修窗。

她写字比我好，每一笔都细细的，落在纸上很用力。账本放在抽屉里，我一般不碰。有一次她发烧，我去拿钱买姜，翻开本子，才发现最后几页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句话。

“他不爱吃肥肉，别买太油。”

“他搬料箱右肩疼，下次让他挑左边。”

“他说弟弟想读书，得提醒他别把自己饿坏。”

我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直到锅里的水烧干，炉子冒出焦味，才慌忙关火。

那天她躺在床上，脸烧得红。我把姜汤端过去，她皱眉：“你是不是放太多姜了？”

“出汗好得快。”

“谁教你的？”

“我妈。”

她捧着碗，小口小口喝。喝完，她把碗递给我，忽然问：“吴成海，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我说：“以后啥？”

“别装傻。”她声音哑哑的，“你总不能一辈子削塑料毛边。”

我坐在门边，手里拿着空碗，没答上来。

那时候说以后，是件很奢侈的事。我们这些打工的，连下个月厂里有没有订单都不知道。今天手里有活，明天可能就贴出一张通知，说裁人。你敢想以后，别人会笑你不知天高地厚。

叶秀莲却很认真。

她说：“我想学裁剪。质检干久了眼睛坏，工资也就那样。要是能学会打版，以后不管在厂里还是回老家，都有口饭吃。”

我说：“学费贵吧？”

“夜校三个月六十。”她说，“我已经攒了四十七。”

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看录像带时的亮，也不是吵架赢了阿勇时的亮，是一个人偷偷在心里点了盏灯，终于忍不住让别人看见一点火苗。

我把碗放下：“差多少，我借你。”

她立刻摇头：“搭伙归搭伙，学费我自己来。”

“算我提前预支洗碗钱。”

她被逗笑，咳了两声：“你洗的碗还值钱？上次碗底全是油，我没罚你就不错了。”

她没有要我的钱。

可从那以后，我买菜更抠了。会为了两分钱跟卖菜的大婶磨半天，会等猪肉摊快收的时候买碎肉，会把空酒瓶收起来卖给废品站。叶秀莲看出来，没说破，只是有一天在账本上写：今日省下三毛，入夜校罐。

夜校罐是她放在床底的一个饼干盒。盒盖上画着两个洋娃娃，已经掉漆。每省下一点，她就投进去，叮当一声，像下雨。

十月底，她终于凑够了钱。

报名那天，她特意换了一件白衬衣，头发梳得很整齐。出门前，她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问我：“像不像城里人？”

我正在切萝卜，抬头看她一眼，说：“像老师。”

她嘴角翘起来，却故意板着脸：“嘴这么甜，今天是不是把盐当糖放了？”

她去夜校后，我们晚饭时间就乱了。有时她回来九点半，我在屋里把菜热了第三遍；有时我加班晚，她给我留一碗面，碗上扣着盘子，盘子下面压一张纸条：别喝凉水，先吃面。

我们还是搭伙，账还是记，可有些东西已经记不清了。

比如那次我买了一双手套给她，因为她手指被布料边划破。她非要给钱，我说是废品站卖瓶子的钱，不算账。她瞪我：“废品站的钱也是钱。”

我说：“那就算我赔你手指。”

她低头看手套，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手套戴上，五根手指张开又握拢，小声说：“下次别乱花。”

可第二天，我的床头多了一双新袜子。

她说：“夜校老师发的福利，多一双。”

我知道那是假的。夜校老师不可能给学生发男袜，可我没拆穿。只是晚上洗脚时，我把那双袜子洗得很干净，晾在风最好的地方。

十一月，厂里赶一批圣诞玩具，连续加班。塑胶味熏得人头晕。车间里有个江西女孩晕倒，被抬到门口吹风。组长喊：“谁再慢，一个个扣工钱。”

我那天搬了太多料箱，右肩像被铁钩挂住。下班后，我坐在厂门口台阶上缓了半天，才慢慢走回巷子。

屋里灯亮着，叶秀莲趴在桌上睡着了。锅里温着饭，旁边放着一碟酸豆角炒肉末。她手边摊着夜校的纸样，纸上画满了线，密得像蜘蛛网。

我没有叫醒她，轻手轻脚盛饭。吃到一半，她醒了，眼睛还迷糊，第一句话却是：“菜咸不咸？”

我说：“刚好。”

她揉了揉眼，看见我肩膀不敢动，立刻站起来：“又疼了？”

“小事。”

她从床底摸出一瓶红花油，倒在掌心搓热，走到我身后：“衣服拉开点。”

我僵住。

她也停了停，脸微微红了，却还是说：“我是给你揉肩，不是占你便宜。别像根木头。”

我慢慢把衣领拉开一点。她的手按上来时，我疼得吸了一口气。她力气不小，指节一下一下揉在酸胀的地方，屋里只剩下电风扇转动的声音。

那晚我们都没说话。

揉完后，她把红花油盖好，说：“吴成海，你不能一直这么干。肩膀坏了，谁替你疼？”

我低头系扣子：“不干这个干啥？”

她说：“厂里维修组缺人。你会点电器，可以去问问。”

我笑：“人家要熟手。”

“熟手也是从生手来的。”她说，“你就是老觉得自己不行。”

这句话像一粒砂，落进我心里。

第二天我真的去了维修组。师傅姓钟，广东本地人，话不多。我说我会换插头、接线、修风扇，想下班后跟着学，不要工钱。钟师傅看我一眼，让我拆一个坏掉的电机。

我拆了半个小时，满手黑油，最后装回去时多出两个螺丝。钟师傅骂我：“你这是修机器还是杀机器？”

我臊得想钻地缝。

晚上回去，叶秀莲问得很细。我说人家嫌我笨。她却把饭盛给我：“嫌你笨，说明还愿意骂你。没人骂才是真的没戏。”

于是我继续去。

白天搬料，晚上学修机。累得眼睛睁不开，可心里反而稳了些。一个人只要看见一点往前挪的可能，就能多扛很多苦。

十二月初，叶秀莲收到家里的信。

那天她拿着信回来，脸色不太好。我问她咋了，她说没事，转身就去淘米。可淘米水换了三遍，她还在搓，米粒被她搓得发白。

我把水瓢拿下来：“别搓了，再搓成粉了。”

她这才停手。

吃饭时，她突然说：“我爹让我过年回去相亲。”

我筷子顿在半空。

她装作没看见，继续说：“隔壁村的，人家开拖拉机，家里有两间砖房。我爹说，姑娘在外面飘久了，心就野了，趁早定下来。”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煤油炉噗噗响。

我问：“你咋想？”

她看着我：“你想听真话还是好听话？”

“真话。”

“真话就是，我不想嫁一个只知道名字的人。”她把筷子放下，“可我也不能一直这样不明不白。跟你搭伙，别人说闲话，我能顶回去。可我爹问我，那个男的跟你啥关系，我咋答？”

我喉咙发紧。

她等了很久，我却只说出一句：“你可以先回去看看。”

这句话出口，我就后悔了。

叶秀莲的眼神一下暗下去。她点点头，没吵，也没哭，只把碗里的饭吃完，站起来收拾桌子。

那晚她没有让我洗碗。

第二天早上，她没在菜市场等我。中午我去她租屋，门锁着。晚上她回来时，手里拎着两个馒头，说：“这几天我夜校忙，先不搭伙了。账本我算过，咱俩平了。”

她把那本“搭伙账”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我看着封皮，心里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

“秀莲，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抬头看我：“那你是啥意思？”

我答不上来。

我不是不喜欢她。相反，我太喜欢了。喜欢到不敢随便说，怕一说出口，就要拿出一个像样的以后。可我手里有什么？一张厂牌，几件旧衣服，存折上不到一百块钱，还有老家等着寄钱的弟弟。

我怕她跟着我吃苦，也怕她听见我的喜欢后笑我穷。

叶秀莲看着我，声音很轻：“吴成海，搭伙可以算菜钱，心里的账算不清。你要是不想往前走，就别挡着我回头。”

她说完，把门打开。

那是她第一次赶我走。

我拿着账本回宿舍，一夜没睡。阿勇翻身骂我：“你烙饼呢？床板都快让你翻烂了。”

我没吭声。

天快亮时，我把账本翻开，一页一页看。从八月十二晚定下，到十二月六日账平。每一笔都清楚，米、菜、煤、盐、酱油，甚至有一次我打碎她一个碗，她记了两毛，但后面又划掉，写：算了，他不是故意的。

最后一页，她写：搭伙到此。

那四个字写得很重，纸背都透了印。

我盯着那行字，忽然觉得自己特别没用。不是因为穷，是因为我明明想留一个人，却只会叫她“先回去看看”。

早上上班前，我去邮局给家里寄钱。寄完，兜里只剩十八块。回厂的路上，我路过夜校门口，看见墙上贴着招生纸：服装制版进阶班，学费九十，年后开课。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中午休息，我去找钟师傅。维修组里油味很重，钟师傅蹲在地上修一台封口机。我问他：“师傅，维修组招学徒不？正式的。”

他头也没抬：“你想来？”

“想。”

“工资比你现在少二十，头三个月只能拿学徒钱。”他说，“还累，机器坏了半夜也得起来。”

我说：“我愿意。”

他抬头看我：“想清楚。搬料箱累是累，闭着眼也会。修机器不一样，学不会就是学不会。”

我说：“学不会我就多学几遍。”

钟师傅看了我一会儿，扔给我一块油布：“下午跟你组长说，明天来试三天。”

我拿着油布，像拿着一张船票。

晚上我去了叶秀莲的租屋。门开着，她在桌前画纸样，听见脚步，没有抬头。

我把账本放在桌上。

她说：“不是平了吗？”

“没平。”我说。

她笔尖停住。

我深吸一口气：“菜钱平了，煤钱平了，碗钱也平了。可你给我留的热饭，逼我去维修组，骂醒我这些，不是钱能平的。”

她慢慢抬头。

我手心出汗，却没有躲她的眼睛：“我今天跟钟师傅说了，明天去维修组试。头三个月钱少，我会更紧一点，但以后能多一门手艺。你年后想上进阶班，我不替你交学费，但我可以多洗碗、多买便宜菜，咱们一起把夜校罐填满。”

她咬着嘴唇，没说话。

我继续说：“你爹问我是你啥人，我现在也还没资格说我是你男人。可我想争这个资格。你要回去相亲，我不拦。你要是不回，我也不让你不明不白地等。我想跟你正式处对象，不是搭伙挡闲话，是两个人都往前走。”

我说完，屋里静得厉害。

外面有人端着盆经过，拖鞋啪嗒啪嗒响。隔壁屋的小孩哭了一声，又被大人哄住。

叶秀莲低头看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看着“搭伙到此”那四个字。她的手指在纸边停了很久，忽然问：“你知道处对象不是光说好听话吧？”

“知道。”

“我脾气不好。”

“知道。”

“我不想一结婚就生孩子，我想先把裁剪学完。”

“知道。”

“我还要寄钱回家，三个妹妹念书，我不会全丢给我爹。”

“我也要寄钱回家。”我说，“所以才要算清楚。”

她终于看了我一眼：“你咋啥都知道？”

我说：“搭伙这么久，不知道就是白吃饭。”

她忍了忍，没忍住笑了一下。笑完又板起脸：“那你昨天叫我先回去看看？”

我低下头：“我怕你跟着我没好日子。”

她把铅笔拍在桌上：“吴成海，穷不是丢人，没胆才丢人。你不敢说，就别拿为我好当幌子。”

这句话说得我耳朵发烫。

我点头：“以后不说这种话。”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把账本拿过去，在“搭伙到此”下面又写了一行：处对象另算，先试三个月。

我愣住：“三个月？”

她挑眉：“咋，你还嫌短？”

“不是。”我赶紧说，“我就是没想到还要试。”

“维修组都要试三天，我处对象试三个月不过分吧？”她说，“三个月里，你要是又缩回壳里，我就回江西相亲。你要是真能把日子往前过，过年我带你回去见我爹。”

我心口猛地一跳。

她把账本推给我：“签名。”

那一晚，我第二次在她的账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手还是抖，字还是丑，可我写得很认真。

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搭伙。

只是厂里有人再起哄时，叶秀莲不再解释“只是吃饭”。她会看我一眼，像在等我开口。

第一次，我没反应过来。阿勇又在水房里说：“你俩还真搭得长久。”

叶秀莲刚要说话，我先把水桶放下：“是，处对象呢。你有意见？”

阿勇张着嘴，半天没接上。

叶秀莲站在旁边，嘴角动了一下，硬是忍住没笑。回去的路上，她踢了我一脚：“声音那么凶干啥？”

我说：“我怕他听不清。”

她笑出声，笑完低头走了一段，又轻轻说：“这回还行。”

维修组的日子比我想的难。

机器不会因为你困就不坏。半夜两点，封口机卡住，整条线停工，组长拍门把我叫起来。我跟着钟师傅跑过去，手忙脚乱递工具，眼皮直打架。钟师傅骂我几句，我也不回嘴，只记他每一步怎么拆、怎么查、怎么装。

头一个月，我瘦了六斤。

叶秀莲没说心疼，只是饭盒里的肉末明显多了。我问她是不是买多了，她说：“市场碎肉便宜，别自作多情。”

夜校罐里的钱也慢慢多起来。她不让我塞钱，我就把省下的煤球钱、卖废铜线的钱都写在账本上，标得清清楚楚：共同节省，不属赠与。

她看见那四个字，笑得趴在桌上：“吴成海，你现在说话像厂里的仓库单。”

我说：“怕你不收。”

她说：“收。写清楚我就收。”

十二月底，她给家里回了信。信写了两页，改了三次。最后一版，她念给我听了一小段。

“爹，我不回去相亲。我在东莞认识了一个人，安徽的，叫吴成海，不会说漂亮话，但肯做事。我们现在只是处对象，你别急着骂。我过年带他回来给你看，你要是不满意，当面问他，别隔着信吓我。”

她念完，问我：“怕不怕？”

我说：“怕。”

她哼了一声：“怕也得去。”

我点头：“去。”

我也给家里写了信。我告诉我爹，我暂时不回去说亲，厂里换了岗位，想多学门手艺。我没敢一上来就说叶秀莲，只在信末写：我认识了一个很要强的姑娘，她比我会过日子。

半个月后，我爹回信了。信里先骂我主意大，说村里媒人都说好了，我一句不回就不回，让他没脸。骂到最后，又问那姑娘哪里人，家里几口，脾气是不是太厉害。

叶秀莲看完，笑得不行：“你爹还没见我，就知道我厉害。”

我说：“我写的比这委婉。”

“委婉也藏不住。”她把信折好，“厉害点好，省得你又当缩头乌龟。”

过年前，厂里发工资。我拿到维修组第一个月的学徒工资，比以前少十九块五。可钟师傅在工资袋外面多塞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能吃苦，留用。

我拿着那张纸去找叶秀莲。她正在夜校交作业，教室里全是踩缝纫机的声音。我站在门口等她，她出来时，手上还拿着一张自己画的男衬衣纸样。

我把纸递给她。

她看完，眼睛亮得像那晚看录像带。

“留用？”

“嗯。”

“那你以后就是维修工了？”

“还是学徒。”

“学徒也是维修组的人。”她说，“今晚加菜。”

那天晚上，我们买了一条小鲫鱼。鱼很小，刺很多，叶秀莲却做得很香。她把鱼肚子夹给我，我又夹回她碗里。两个人夹来夹去，最后鱼肚子掉在桌上。

她瞪我，我看着那块鱼肉，忍不住笑。她也笑，笑着笑着，眼眶忽然红了。

我慌了：“咋了？”

她摇头，用筷子把鱼肉夹起来，吹了吹灰，放进自己碗里：“没咋。就是觉得，这种日子也挺好。”

我说：“以后会更好。”

她抬头看我：“这句可以多说。”

腊月二十六，我们坐上去江西的长途车。

车站人多，行李一包叠一包，卖茶叶蛋的大婶挤来挤去。叶秀莲把装衣服的蛇皮袋交给我，自己抱着那个饼干盒。盒子里不再是夜校钱，她学费已经交了。里面装着账本、两包广东点心，还有那盘《妈妈再爱我一次》。

我问：“带这个干啥？”

她说：“让我爹看看，就是这盘带子，把你喊进我屋的。”

我差点被口水呛住：“这也要说？”

“要说。”她很认真，“不说清楚，他更瞎想。”

我一路上都紧张。手心冒汗，脚底发凉。叶秀莲反而平静，上车没多久就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往我肩上靠。快靠到时，她又醒了，坐直，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我看着窗外飞过去的山，心里忽然踏实了一点。

她家在山脚下，屋子是土砖房，门前有一棵柚子树。她爹比我想象中瘦，背有些驼，眼神却很硬。他先看我手，再看我鞋，最后看我脸。

“你就是吴成海？”

“叔，我是。”

“听说你跟我女儿搭伙吃饭？”

我还没回答，叶秀莲抢先说：“是我喊他搭的。”

她爹瞪她：“我问他。”

叶秀莲抿了抿嘴，不说了。

我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站直：“叔，是。九三年八月十二晚上，她喊我去租屋看录像带，我帮她接录像机。第二天开始，我们搭伙吃饭。菜钱、米钱、煤钱都记账，没占她便宜，也没让她受委屈。”

她爹的眉头皱起来：“男女搭伙，外面人咋说？”

我说：“说啥的都有。以前我怕她被人说，就想躲。后来秀莲骂醒我。日子是自己过的，饭是自己吃的，清白不是靠躲出来的。”

叶秀莲在旁边看我，眼睛一眨不眨。

她爹又问：“你拿啥养家？”

我没说大话，把维修组留用那张纸拿出来，又把自己的存折也拿出来。存折上钱不多，薄薄几行数字，看着寒酸。

“我现在没多少钱。”我说，“每个月还要寄家里。但我在学维修，以后工资会涨。秀莲在学裁剪，她也不会只靠我。我们不是谁养谁，是一起把日子往前过。”

她爹沉默很久。

屋里烧着柴，烟从灶口飘出来，呛得人眼睛疼。叶秀莲的三个妹妹挤在门口偷看，一个个抿着嘴笑，被她一眼瞪散。

最后，她爹把那本账本拿过去，翻了几页。

他看得很慢。看到“处对象另算，先试三个月”时，他抬头看了叶秀莲一眼：“这也是你写的？”

叶秀莲说：“是。”

“你还真会算。”

“跟你学的。”她说，“你卖脐橙不也一筐一筐算？”

她爹想板脸，没板住，嘴角抽了一下。

那晚，叶秀莲做饭，我帮着劈柴。她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看了我半天，忽然说：“会修水泵不？”

我说：“没修过，但可以看看。”

他带我去后院。水泵不出水，其实是皮带松了。我折腾一阵，弄得满手泥，终于让水流重新哗哗冒出来。

她爹站在旁边，没夸我，只说：“明天把鸡圈门也修修。”

我知道，这是他松口了。

过完年回东莞时，叶秀莲她爹送我们到村口。他递给我一袋晒干的红薯片，说：“路上吃。别老让我姑娘吃苦。”

我接过来，郑重地点头。

叶秀莲在旁边不满：“爹，我也没少让他吃苦。”

她爹瞪她：“你那脾气，谁跟你过日子不吃点苦？”

她气得跺脚，我忍着笑。

回东莞后，三个月试期还没满，她就在账本上划掉了“试三个月”四个字，改成：继续。

我问：“不试了？”

她说：“试来试去，碗还是你洗，菜还是我炒，有啥好试的。”

我说：“那算啥？”

她低头写字，耳朵有点红：“算过日子。”

九四年夏天，我们换了一间大一点的租屋。还是在握手楼里，还是能听见水沟声，但有了两扇窗，下午有一点阳光能照到桌子上。叶秀莲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黑色的，踩起来哒哒响。她晚上给人改裤脚，五毛一条，忙的时候能做到半夜。

我在维修组也慢慢上手。第一次独自修好一台热封机，钟师傅拍了拍我肩膀，说：“还算没笨死。”

那天我拿到三十块奖金，没告诉叶秀莲，偷偷去录像铺租了一盘《秋菊打官司》。老板说这是新片，押金贵。我咬牙租了。

晚上我把带子放到桌上，叶秀莲看见，愣了一下：“你发财了？”

我说：“奖金。”

“奖金不存起来？”

“也得看录像。”我说，“咱俩就是看录像起的头，不能把头忘了。”

她嘴上骂我乱花钱，手却已经去擦电视屏幕。那台旧电视还是老样子，一角发绿，声音嗡嗡。录像机换过一根皮带，勉强能放。

片子放到一半，楼下吵起来，有人催房租，有人摔盆。屋里却很安静。叶秀莲坐在缝纫机旁边，我坐在门口，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像九三年那个晚上。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急着走。

她也不再说门开着。

那年年底，我们领了证。没有婚宴，也没有新房。两个人请了一天假，坐公交去镇上民政办，出来时手里多了两本红证。叶秀莲翻来覆去看，说照片把她拍丑了。我说我觉得好看。她说我眼光一直不太准，不然也不会第一次见她做饭，就把三碗饭吃光。

我纠正她：“第一次不是做饭，是看录像。”

她想了想，点头：“对。那晚你坐门边，背挺得像根扁担。”

“我怕。”

“怕啥？”

“怕你，怕闲话，也怕自己想多了。”

她把结婚证收进包里，轻声说：“那你后来咋不怕了？”

我说：“后来吃了你的饭，胆子就大了。”

她笑着打了我一下。

很多年后，我们离开东莞，在安徽县城开了一家小家电维修兼改衣店。店面不大，前面我修电饭锅、风扇、电视机，后面她踩缝纫机改裤脚。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吴师傅维修”，一块写“秀莲裁缝”。来店里的老顾客总说我们配合得好，一个拆，一个缝，一个嘴笨，一个嘴利。

叶秀莲每次听见都说：“我们不是配合得好，是账算得清。”

店里那个旧饼干盒一直没扔。盒盖上的洋娃娃掉得只剩半张脸，里面放着当年的搭伙账。纸页发黄，边角卷起来，翻开还有一点煤油味似的。

儿子上高中那年，有次翻出来看，笑得不行：“爸，妈，你们谈恋爱还记豆腐两块、空心菜一把啊？”

叶秀莲抢过账本：“你懂啥？没有这两块豆腐，就没有你。”

儿子笑得趴在桌上。

我坐在旁边，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前却浮起九三年东莞那条潮湿的巷子，叶秀莲拎着红色塑料袋走在前面，回头催我：“快点啊，带子明天要还。”

那天晚上，她喊我去租屋看录像带。

第二天，她挎着菜篮在厂门口等我，说要搭伙。

我那时不知道，一个人这一辈子最要紧的转弯，有时不是在大路口，不是在灯火辉煌的地方，而是在一间二十八块钱一个月的租屋里，在一台老旧录像机的杂音里，在一本写着米钱、菜钱、煤钱的账本上。

也不是谁突然救了谁。

只是两个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年轻人，都饿过，都怕过，都不敢轻易说以后。后来一个人先把炉火点着，另一个人端起碗，热热地吃了一顿饭。

从那顿饭开始，我们搭了不止一餐。

我们搭着走过了九三年的雨季，走过了厂里的加班铃，走过了水沟边的出租屋，也走过了后来那些穷日子、难日子、吵过又和好的日子。

账本最后一页，是叶秀莲后来补写的。

她写：搭伙一生，未结清。

我在下面写：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