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盗不在现场！2000年乌鲁木齐“11·26”千万玉器失窃案侦破始末

导语：五件共价值上千万的玉器在办公室里不翼而飞……年轻时曾当过香港皇家警察，如今又不远万里来到乌鲁木齐经商的港商与这些玉器有什么关系呢？

2000年11月26日晚，对于乌鲁木齐某公司的董事长方敏（化名）来说，确实是一个足以让他惊慌和后悔的夜晚了。这天，他刚从内地出差回来，要到公司去处理几件事，顺便带上了心爱的女儿。离家十来天了，很想弥补一下对10岁女儿的关爱。

来到他的办公室，方敏突然一脸神秘地对女儿说，他要给女儿看几样珍贵的宝贝。女儿高兴得连叫带嚷，让方敏赶快拿出来让她开开眼。方敏立即走到办公桌边，那儿有几个摞在一起的锦缎盒，他打开最上边的一个盒子。顿时，他张大了嘴，眼睛也瞪得溜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

方敏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他揉揉眼睛再看，那盒子里真是什么也没有，只有那金黄色的软缎上留下的玉器痕迹证明这盒子里曾有过玉器。方敏慌了神，将空盒子拿开，再打下边的锦缎盒，更让他吃惊了，这个盒子也是空的！他再往下看，一连看到了五个空盒子，直到最底下的一个盒子里，那块白玉牌还在，但已不是原来放的式样了：玉牌被倒了个个儿。

方敏头上渗出了冷汗。这五件玉器是他们公司元月份收购来的，8月还专程送到北京有关部门做了鉴定，总价值1350万元人民币。他原计划是将这几件玉器放进商业银行的金库里保管的，但因忙这忙那就将这些玉器一直堆放在办公室了，谁知……

方敏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老总，慌虽慌，却知道赶快报警。他擦了把汗，拨通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电话。

支队长薛鹏、蒋永禄、二大队队长张征及刑警们来到现场时，如果不是那五个空着的锦缎盒，在场的刑警们似乎谁也不相信，这里曾被“梁上君子”光顾过。办公室的门窗均完好无损，屋里也没有被翻动过的凌乱。

接下来的询问，令负责此案的张征和刑警们实在太沮丧了。

方敏说，他最后一次看见这5件玉器是10月25日。因第二天要到深圳出差，就从原本是7件的玉器中拿走了一件，那天他还又打开了每一个盒子，看见玉器都在里面。后来，他又进过几次办公室，看见那几个盒子原样放着，便以为那玉器肯定在那盒子里。至于这5件玉器是什么时候不翼而飞的，他压根儿就不知道。

经刑侦人员的现场勘查证实：盗贼是用钥匙打开办公室门，拿走了那5件玉器的，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无法确定作案时间。

从10月25日到11月26日，足有32天，窃贼是哪天光顾的呢？这真是桩让人费神的事儿。

既然窃贼是用钥匙开门而入，就查查这办公室的钥匙吧。谁知，这一查又让刑警们吓了一跳：曾经及目前持有方敏办公室钥匙的人有十人之多，而且方敏还有一个“毛病”，他经常将办公室的钥匙扔在自己的小车里，那车又经常借给朋友们使用。

这时的方敏，真是后悔莫及，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将上千万的玉器随便放在办公室，更不该把办公室的钥匙轻易给人。

张征琢磨来琢磨去，这案子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一条出力气的路：围绕所有拿钥匙的人，一个个过“筛子”吧，兴许能过出点什么。

这办法还真管用，还真“过”出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反映这个情况的是这家公司的一位女员工，叫王琴（化名）。王琴说，10月初她突然收到张友兴的传呼，让她回电话。在电话中，张友兴请她看看他曾住的三楼房间的玻璃柜里是否有串钥匙。她放下电话就去那房间看，玻璃柜里还真有串钥匙。张友兴便急切切地请王琴帮忙用特快专递给他寄往重庆，说这是他重庆办公室的钥匙忘在哪儿了。王琴嘴上答应了，可就是不寄。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张友兴8月曾向她借了8000元人民币，至今未还。

王琴这边迟迟不寄钥匙，张友兴就意识到了什么，他立马儿给王琴汇了2000元钱，王琴这才将钥匙用特快专递寄往重庆。

10月中旬，王琴又接到张友兴的一个电话，张友兴在电话中让王琴把寄钥匙的凭证撕掉，又再三叮咛王琴千万不要把寄钥匙的事告诉别人。

就是这个电话，让王琴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这个张友兴怎么变得神神秘秘的了，不像他平时的为人做派。

张征问王琴，寄的那钥匙你还记得吗？

王琴说，记得，其中有一把是铜的，很重，中间还有几个小坑。就因为这钥匙特殊，所以，多看了几眼，就记住了。

拿来方敏办公室的钥匙让王琴辨认，王琴仔细看了看，用肯定的语气说，就是这种钥匙。

这个情况让张征和刑警们大喜过望，看来，任何事情都会“雁过留声”的。

查张友兴。张征当即拍扳。

51岁的张友兴是个香港商人，年轻时曾在香港皇家警署当过5年警察，后因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他辞职当了商人。1995年，方敏到广州出差，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友兴。当方敏得知张友兴手中有资金，又有经营的门路和办法，便热情地邀请张友兴到他的公司去发展。张友兴在听了方敏对自己公司的介绍后，欣然接受了方敏的邀请。

到了方敏的公司后，张友兴不负众望，也曾投资搞了啤酒屋、电子游戏厅等实体。方敏也是个豪爽的人，待张友兴亲如弟兄，他不但在公司里专门给张友兴安排了住房，又将自己办公室的钥匙给了他一把。而张友兴更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几年下来同公司员工们关系都处得不错，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麦克”，真名反倒少有人叫了。

可是，这个张友兴在9月16日就同公司总经理到广东出差联系业务，业务未谈成，总经理回了乌鲁木齐，他却去了上海，后又到深圳，至今未归呀。

这桩案子真够让张征他们费琢磨的了：张友兴一直未归，按说这偷窃玉器不该是张友兴所为了，可他为什么要让人寄钥匙给他呢？而且还让王琴毁了邮寄收据，还不许对别人说呢？难道他悄悄潜回乌鲁木齐不成？

看来，这玉器失窃的时间，是案件侦破的关键。

他们请方敏同张友兴联系，张的手机却关掉了。这时，王琴和公司另一位员工记起张友兴还有一部手机，因为他俩都用那部手机的号码与张友兴通过电话。

方敏又拨了这部手机的号码，通了，而且接电话的正是张友兴本人。听到方敏的声音，他显然有些吃惊，语气也不那么流畅了，他问方敏有什么事。方敏生气地说，你怎么把我给你的房间钥匙随便给别的员工，弄得好多人都到那屋里去住。而张友兴则是连声不断地道歉。

方敏放下电话不久，王琴和那个员工就分别接到了张友兴的电话，问他俩是谁把这个手机号码告诉方敏的。

张友兴的反常举动让张征和刑警们心中有了数。到电信部门去查他的手机，却查出了10月26日至28日该机在乌鲁木齐漫游了三天。

“这就是张友兴作案的证据。”

不等张征满脸的笑容退下去，方敏的一番话让他一下子又掉进了冰窟窿。方敏说，10月26日前后那几天，他正在深圳出差，张友兴一直同他在一起，两个人还在一起吃了好几顿饭。

张征长叹一口气，这案子真是绝门到家了。

12月初，张征得到一个情况：这个公司有人反映，8月份张友兴曾带过一个香港人来公司住了几天。

这个情况让张征眼前一亮。也就在这个时候，深圳方面传来消息：张友兴从香港回来了。于是，张征、许康健和刘彬三人直奔香港，去“会晤”张友兴。

深圳是张友兴的祖籍，他的祖屋和亲戚们都在那儿，那儿还有他已离异的前妻。当张征他们三人出现在张兴友面前时，张友兴没有丝毫的慌乱，他的平静不得不让三位刑警佩服他的心理素质。

面对刑警的审问，张友兴侃侃而谈。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方敏办公室里有什么玉器，更不知道玉器被盗之事。再说，他在离开乌鲁木齐之前，已将公司所有的钥匙全交了，当然，也包括方敏办公室的钥匙；至于让王琴寄钥匙，那是因为几年前他给重庆一家公司投过资，人家给他一间办公室，他走时匆忙，将重庆办公室的钥匙忘在乌鲁木齐了。

再说，重庆的钥匙是电镀的，而方敏办公室的钥匙是铜的；对于那个手机号，则是他用的一个叫发哥的香港老板的手机。如今这个发哥正在同他谈一笔摇头丸的生意，但没有谈成。今天看到大陆的警察找他，他以为是为发哥的事呢。

张友兴不愧为是当过警察的人，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充分得让你不得不信。张征他们耐着性子听他讲完，然后一条条调查核实，结果都不是张友兴所说。

再一次审问张友兴，张友兴还是那种面带微笑，见了警察不论大小一律称大哥的不慌不忙。张征他们则胸有成竹，也是面带微笑地将调查结果一条条说给张友兴听。

张友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对张征说：“我也算是半个江湖人了，要讲也高高兴兴地讲，不像一些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

张有兴的交代使这桩案件终于水落石出。这可真是桩精心策划的案件呀。

8月的一天，张友兴到方敏的办公室，见方敏正在看一本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书，见他进来，方敏说，我有一个宋朝的玉碗，和这本书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值一千多万，你能不能帮我弄到香港卖掉。张友兴答应了。方敏兴致不减地又说，你看不看？你要看，我现在就拿给你看。张友兴表示他不想看，但他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了，并知道这玉碗就在方敏的办公室里。

9月16日，他同公司总经理到广东谈生意不成分手后，他感到手头的钱实在太紧了，这时他一下就想起了那只宋朝的玉碗，以后的几天这只玉碗在他的脑子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他已为窃取这只玉碗到了绞尽脑汁的地步。在深圳，他向朋友袁伟年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这只玉碗，袁伟年也是聪明人，一下就心领神会，当即说，这可是个来钱的路子，想办法弄出来运到香港卖掉。

有了同伙，张友兴胆就更大了，就开始策划这件事了。

当他收到由重庆的朋友再转寄过来的钥匙后，马上找来袁伟年安排下一步计划，并让袁伟年再找一个帮手。

10月22日，袁伟年和他的帮手从广州坐火车来到乌鲁木齐，住进了一家小旅店。

10月25日，袁伟年去“踩”了一次点，10月26日晚，袁伟年就趁着夜色溜进了这家公司。

袁伟年来过这家公司，知道董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于是就熟门熟路地进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袁伟年没有找到那只宋朝的玉碗，却意外地发现了随意放在办公桌边的玉器，同时又发现了有关玉器的估价书。袁伟年立即给张友兴打电话，张友兴听了估价书内容后，让袁伟年拿走那几件玉器。

第二天，袁伟年便携带着5件玉器踏上了直飞广州的飞机。

在深圳，张友兴和袁伟年对5件玉器进行了安排：张友兴留下了价值500万元的“高级脂玉透雕螭虎链瓶”，其余4件由袁伟年带到香港出手。

几天后，袁伟年就把两件玉器偷渡到了香港……

当袁伟年从香港返回，计划再偷渡那两件玉器时，被守候的二大队的刑警们逮了个正着。

2000年年底，坐在看守所的张友兴，得知袁伟年被抓获，5件玉器全部追回后，连着说：“我后悔死了！”

当刑警问他这个后悔是指不该犯罪？还是指不该将玉器运往香港？

张友兴说，是不该犯罪。他说，他已经51岁了，再走出监狱还不知是多大年龄了，这不等于坐到死了吗？“唉，现在我才明白：什么事都能干，就是不能犯罪。不能动犯罪的念头。如果我以后能活着走出监狱，一定要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犯罪。”

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从商人到罪犯，不就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吗。

2001年11月，张友兴和袁伟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