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香港第五年的秋天,我在佐敦一家很窄的云吞面店里,对刚入职的阿鹏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
他说他喜欢上了公司隔壁茶餐厅一个香港女生,问我:“远哥,你在香港久,跟本地女生拍拖有什么要注意的?”
我当时正夹起一只云吞,听完,把筷子放下。
我说:“除非只是生理需求,否则别碰香港女友。”
阿鹏愣住了。
他二十四岁,刚从武汉来香港,眼睛里还有那种刚落地的人才有的亮。他可能以为我会教他怎么约会,怎么聊粤语,怎么避开文化差异,没想到我张口就是这么冷的一句。
面店老板娘在旁边收碗,也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有点难堪。
可我还是撑着,像个过来人一样笑了笑:“听着不好听,但你以后会懂。”
那天晚上回到深水埗的劏房,我站在窗边抽烟。
楼下是卖鱼蛋的车仔档,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对面楼里有人晾着校服,有人骂小孩写作业,有人把电视开得很大。
我忽然觉得,自己那句话不是清醒。
更像是我在用一座城市,替一段失败的感情背锅。
我第一次见梁嘉宁,是来香港第二年的雨季。
那天红磡下暴雨,我在自助洗衣店烘衣服,机器吃了我二十块硬币,怎么拍都不响。我蹲在机器前面,像个傻子一样研究说明。
她推门进来,撑着一把透明伞,裙角湿了一半。
她看了我一眼,用普通话问:“你是不是按错了?这台要先关门,再投币。”
她普通话不标准,尾音轻轻翘着。
我当时心情很差,刚被客户骂完,鞋子又进了水,听见她这么说,只觉得丢人。
我说:“我知道,我只是看看。”
她没有拆穿我。
她走过来,弯腰看了看机器,又去柜台找老板娘换了一个代币,塞进去,烘衣机“嗡”的一声转起来。
她把剩下的硬币放在我手心:“下次别拍,越拍越坏。”
我低头看她手指,指甲修得很干净,指尖有一点洗衣液的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梁嘉宁,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油麻地一家社区中心做活动策划,平时带小朋友画画,也给老人家排兴趣班。
她不是什么精致白领,也不是什么高冷港女。
她每天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塞满了报名表、颜料、创可贴和便利店饭团。她走路很快,说话很直接,不喜欢别人迟到,也不喜欢别人把“随便”挂在嘴边。
我那时在一家展览搭建公司做项目执行。
说好听点叫项目执行,说难听点就是哪里缺人补哪里。白天盯工厂,晚上守场馆,凌晨还要回复客户微信。
我住在深水埗一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床靠窗,窗外是一面发霉的墙。
来香港之前,我以为这座城市会给我一个更大的世界。
来了以后才知道,它先给了我一张每月准时要交的房租单。
嘉宁是我在香港认识的第一个让我觉得“生活还有点软”的人。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港铁站。
她认出我,说:“烘衣机先生。”
我笑了,说:“我有名字。”
她说:“那你告诉我。”
我说:“陆远。”
她点点头:“陆远,普通话很普通,粤语估计很差。”
我不服:“你怎么知道?”
她说:“你刚才买咖啡,说了三遍‘少冰’,店员还是给你正常冰。”
我被她说得没脾气。
后来她帮我改过很多粤语发音。
“唔该”和“多谢”怎么用,“埋单”和“买单”有什么差别,坐小巴要怎么喊停车,茶餐厅里不要慢吞吞站在收银台前找零钱。
她教得不耐烦,但从来没有嘲笑我。
有一次我加班到凌晨,坐末班地铁回去,手机快没电。她正好也在站台,递给我一个小小的充电宝。
她说:“你这种人,迟早在香港街头失联。”
我问:“你关心我啊?”
她看了我一眼:“我不想明天看见新闻,说有个内地男生因为手机没电迷路。”
我当时觉得她嘴硬。
现在想想,她确实关心过我,只是她的关心不是我熟悉的样子。
我们在一起,是一个很普通的晚上。
社区中心有个小型展览,投影仪坏了,她临时想起我会弄设备,给我打电话。
我赶过去时,满屋子都是小孩画的海港、渡轮和旧楼。嘉宁蹲在地上接线,额头上沾了一点灰。
我帮她修好投影仪,她站在我旁边,小声说:“谢谢你,陆远。”
那是她第一次认真叫我名字。
活动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到庙街。她说饿了,带我去吃煲仔饭。
那晚她没化妆,头发被风吹乱,手里还抱着一卷海报纸。
我看着她,突然说:“梁嘉宁,我想追你。”
她抬头看我,筷子停在半空。
她没有脸红,也没有故作矜持,只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想清楚没有?你在香港压力大,不要把孤独当喜欢。”
这句话我后来记了很久。
可那时我听不进去。
我说:“我分得清。”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那你慢慢追,不要一天到晚发早安晚安。我很忙。”
我笑了。
我觉得她特别特别。
不黏人,不作,不问我工资,不翻我手机,不让我猜她心情。她忙的时候一天只回两三条消息,见面也不迟到,吃饭会主动说自己想吃什么,账单也会按她的方式处理。
有时我抢着付钱,她会皱眉:“你今天请,下一餐我请。不要演。”
我说:“男朋友花钱不是正常吗?”
她说:“正常,但不是必须。你付得开心,我也回得开心,这样才舒服。”
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我们对“舒服”两个字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我的舒服,是两个人越来越像一家人。
她的舒服,是两个人靠近,但各自还能站稳。
刚开始那半年,我觉得我们很好。
她会带我去筲箕湾吃鱼蛋粉,带我坐叮叮车,从上环慢慢晃到铜锣湾。她会在我听不懂店员说什么时,替我接一句,再转头骂我:“你来了两年,广东话还像游客。”
我会在她社区中心搞活动时帮忙搬桌子,晚上送她回家,陪她在海边坐一会儿。
她喜欢买植物。
我房间里唯一一盆绿色,是她送的一盆薄荷。她说:“你住的地方太闷,有点活物会好一点。”
我嘴上说麻烦,心里却高兴了好几天。
我开始幻想以后。
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至少有个小客厅。想把她的植物都搬过来,想周末一起去超市,想春节带她回长沙见我爸妈。
我甚至偷偷看过两个人租房的价格。
看完以后我失眠了一整夜。
香港的现实不是不知道。
可我那时相信,只要两个人心在一起,再难也能慢慢熬。
我以为她也会这样想。
第一次真正吵架,是我生日那天。
我提前一个月约她,说那天一定要陪我。
她答应了。
可到了当天,她下午临时发消息,说社区中心有个儿童剧排练出了问题,她要留下处理,可能晚一点到。
我嘴上说没事,心里已经沉下去。
那天我请了三个内地朋友吃饭,朋友都知道我有个香港女友,起哄要见她。
嘉宁晚上九点才赶到。
她进门时头发被雨打湿,手里提着一个小蛋糕,还有一盆很小的迷迭香。
她说:“不好意思,真的走不开。”
我朋友笑着打圆场:“香港人就是忙啊,谈恋爱都排时间表。”
嘉宁听见了,但没说什么。
她把蛋糕放下,坐在我旁边,轻声问我:“你不开心?”
我当着朋友的面说:“没有。”
可那晚散场后,我一路没怎么说话。
她跟着我走到地铁口,停下来:“陆远,你要骂就骂,不要这样冷着。”
我说:“我生日,一年一次,你就不能把工作放一放?”
她皱眉:“那些小朋友明天上台,他们也只有一次。”
我笑了一下:“所以我排在他们后面?”
她看着我,声音低了下去:“不是这样比的。”
我说:“那你告诉我怎么比?我每次都在等你有空,等你忙完,等你安排。梁嘉宁,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进你的生活里?”
她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说:“我有。但不是把你放进去以后,其他东西都要让路。”
那一刻,我觉得她很冷。
我不明白,一个人如果真的喜欢另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优先一点,软一点,为什么不能让对方感到自己是特别的。
她那天没有跟我吵。
她把那盆迷迭香塞到我手里,说:“生日快乐。你今晚情绪不好,我们改天再说。”
我拿着那盆植物站在地铁口,看着她刷卡进站。
闸机“嘀”的一声。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隔开了。
后来的矛盾越来越多。
她不喜欢我每天问她“到家了吗”“吃饭了吗”“想我吗”。
她说:“你关心可以,但不要像点名。”
我不喜欢她把周末排得满满的。
她周六上午去社区中心,下午去看她妈妈,晚上跟旧同学吃饭。轮到我时,常常已经是周日下午。
我说:“我像你日程表里最后一个格子。”
她说:“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我说:“我在香港除了工作就是你。”
她看着我,眼神有点难过。
她说:“这不是甜蜜,这是压力。”
我听不进去。
我那时太想在香港抓住点什么了。
工作不稳定,房租涨,语言永远差一点,朋友圈子也漂着。白天在会议中心被客户催,晚上回到狭窄房间,我只想有人坚定地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
我把这个期待放在嘉宁身上。
她接不住,我就觉得她不够爱我。
有一次,我们在太子吃车仔面。
隔壁桌一对情侣用粤语吵架,女生说:“我不是你阿妈,不要什么都找我。”
嘉宁听见后笑了笑。
我问她笑什么。
她说:“这句话很有道理。”
我心里一下就不舒服:“你也这么想?”
她说:“某些时候是。情侣不是拿来补人生漏洞的。”
我放下筷子:“那情侣是拿来干什么的?”
她想了想,说:“分享生活,互相支持,但不是互相吞掉。”
我当时觉得这话很香港。
理性,清醒,边界分明。
可我想要的不是边界。
我想要的是偏爱。
中秋那晚,是我们关系开始变坏的真正节点。
我公司赶完一个展,难得有假。我提前跟她说,想一起过中秋。
她说社区中心天台有赏月活动,都是她同事和街坊,如果我不介意,可以过去。
我当然不介意。
我甚至有点高兴。
我以为她终于愿意把我带进她的圈子。
那晚天台上挂了很多纸灯笼,小朋友跑来跑去,老人家围着桌子吃月饼。嘉宁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拿着名单忙前忙后。
她把我介绍给别人时,说:“这是陆远,做展览的朋友,今晚帮忙搬音响。”
朋友。
那两个字很轻,却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
我没有当场发作。
我帮她搬音响,接电线,给小朋友分荧光棒。
快结束时,她一个同事笑着问:“嘉宁,你男朋友啊?”
嘉宁还没开口,我就看着她。
她顿了一下,说:“是啊。”
同事又问:“一起多久了?几时结婚?”
嘉宁笑笑:“不要吓人,慢慢来。”
大家都笑。
只有我没笑。
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天台角落收灯笼。
我问她:“为什么一开始说我是朋友?”
她手上动作停了一下:“因为那里很多街坊,我不想一开始就被问一堆私人问题。”
我说:“男朋友很见不得人吗?”
她说:“不是。”
我追问:“那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她把灯笼线绕好,语气有点疲惫:“陆远,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立刻拿出来给别人看。”
我说:“你是怕别人问结婚,还是怕你自己回答不上来?”
她抬头看我。
风很大,天台上的月亮被云遮了一半。
她说:“我确实回答不上来。”
我那一瞬间觉得心凉。
我问:“你有没有想过跟我有以后?”
她说:“有想过。”
我又问:“那以后是什么?结婚?租房?见父母?还是每周抽空见一面?”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还不想把人生绑进任何人的计划里。”
我笑了。
笑得很难看。
我说:“你不想绑,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是我?因为我不是香港人,因为我没房,因为我在这里还站不稳?”
她眉头皱起来:“你不要把所有问题都推到身份上。”
我说:“那推到哪里?推到你所谓的独立?边界?自由?”
她的声音冷了:“你现在不是在问我,你是在逼我给你一个你想听的答案。”
那晚我们不欢而散。
我回到深水埗,把那盆迷迭香放在窗台上,越看越烦。
它活得很好。
比我好多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像在一根细线上走。
还见面,还吃饭,还拥抱,但每次说到未来,就像踩到玻璃。
我越急,她越退。
她越退,我越觉得自己被敷衍。
我开始看很多帖子。
港漂男和香港女友,内地男生和本地女生,文化差异,婚恋观,结婚压力,买房现实。
看得越多,心越硬。
我在别人的失败里找证据,证明不是我一个人倒霉。
有人说本地女生太实际。
有人说香港感情太AA。
有人说港漂男别太认真。
那些话像一堆碎石头,被我一块一块捡起来,垒成一堵墙。
我躲在墙后面,对自己说:不是我没能力爱,是她们不值得走心。
真正分手那晚,是圣诞前一周。
香港街头到处是灯,尖沙咀海边挤满游客,商场里放着循环的英文歌。
我那天项目结束早,买了两张电影票,想跟她好好过个晚上。
电影散场后,她跟我回了深水埗。
房间太小,两个人进去就几乎转不开身。她每次来都会先把窗户推开一点,说这里空气不流通。
那晚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后来她坐在床边,帮我把桌上的外卖盒收进垃圾袋。
我忽然从背后抱住她。
她身体僵了一下,很快放松下来。
那一刻我很想哭。
我说:“嘉宁,明年春节跟我回长沙吧。”
她手上的动作停住。
我继续说:“我爸妈一直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想让他们见你。不是逼你结婚,就是见一面。”
她慢慢转过来:“陆远,我之前说过,我现在不能答应。”
我问:“为什么?”
她说:“春节我要陪我妈,她店里最忙。还有,我不想在我们还不稳定的时候,去见你的家人,然后给所有人一个默认的承诺。”
我盯着她。
“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还不稳定?”
她说:“我们最近一直在吵。”
我说:“那是因为你不给我安全感。”
她声音也重了:“你的安全感,不能靠我交出所有选择来换。”
我一下被这句话刺到。
我说:“你们香港女生是不是都这样?永远先考虑自己,永远留后路,永远不肯吃一点亏。”
她脸色变了:“你说什么?”
我当时已经控制不住。
压了太久的委屈、房租、工作、语言、身份,全部涌上来。
我说:“我认真跟你谈未来,你跟我谈边界。我想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日程。我现在算明白了,跟香港女友不能走心。”
她站起来,声音发紧:“陆远,你现在情绪很差,先停。”
我偏不肯停。
我说:“以后要么就简单点。成年人,有需要就见,没需要就别互相打扰。反正你也不想负责,不想承诺,那我们就别谈爱。”
她整个人僵住了。
她的手还抓着那个垃圾袋,塑料袋口被她攥得发白。
她看着我,好像没听清,又好像听得太清楚。
房间里只剩窗外空调机滴水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你是说,我们只保留身体上的关系?”
我没回答。
她往后退了一步,撞到桌角,桌上的水杯晃了一下。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我,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陆远,你知道你这句话多伤人吗?”
我心里其实已经后悔了。
可那时候人最可笑的地方就是,明明知道自己说错了,还要硬撑。
我说:“我只是说实话。除非生理需求,我以后都不会碰香港女友。”
她的眼睛一下红了。
但她没有哭。
她把垃圾袋放下,弯腰捡起沙发上自己的围巾,又把我借给她穿的外套脱下来,仔仔细细叠好,放在床尾。
这个动作比争吵更让我慌。
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抬头看我。
她说:“我本来以为,我们只是爱人的方式不一样。现在我知道了,你在不顺心的时候,会把我降成一个类别,再降成一个需求。”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她继续说:“你可以觉得我不适合你,可以分手,可以恨我。但你不能一边说爱我,一边用这种话把我踩下去。”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点点头:“你是。只是你以前没说出来。”
她拿起包,走到门口。
门太窄,她开门时肩膀擦到门框。
她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陆远,孤独不是你伤人的理由。”
门关上以后,我站在原地很久。
那晚我没有追出去。
我把所有自尊都用来证明自己没错。
第二天早上,我给她发消息。
“昨天话重了,但我说的是现实。”
消息发出去后,旁边一直没有“已读”。
第三天,我再发:“我们见面谈谈。”
还是没有回复。
一周后,她把我留在她那里的两件衣服和一本蓝色便签本,寄到了我公司。
便签本是她以前教我粤语时用的。
第一页写着:
“唔该,不是谢谢。多谢,才是谢谢。别乱用,会尴尬。”
最后一页写着:
“陆远,其实你进步很慢,但有在进步。”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把本子扔进抽屉。
我告诉自己,结束了也好。
从那以后,我真的变了。
我不再认真认识香港女生。
朋友介绍也好,软件上认识也好,我都先把界限摆出来。
不谈未来,不见朋友,不进入彼此生活,不问太多私人问题。
我以为这叫成熟。
我以为不交心,就不会受伤。
可人很奇怪。
当你把自己活成一张规则表,你连快乐都变得像执行流程。
有过几次短暂来往。
有个女生问我:“你是不是刚分手?”
我说:“很久了。”
她说:“不像。你聊天像在提前结案。”
还有一个女生更直接。
她在咖啡店里把杯子放下,说:“你不是想认识我,你只是想证明我也会让你失望。”
我当时很不舒服。
可我没有反驳。
因为她说中了。
我不是不碰香港女友。
我是怕再碰到一个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会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算盘,自己的恐惧。
真实的人不会永远按我期待的方式爱我。
而我那时还没有能力承认这一点。
所以我选择把她们都变成一个标签。
标签不会反驳我。
标签也不会让我反省自己。
第五年,我已经换了工作,从展览搭建转到一家空间设计公司做项目经理。
房间也从深水埗搬到了长沙湾,还是小,但终于有独立厨房。
窗台上的薄荷早死了。
迷迭香倒是活了很久,后来我出差忘了浇水,也枯了。
我以为梁嘉宁这个名字会慢慢淡掉。
直到阿鹏出现。
他刚来公司,负责助理设计,每天抱着电脑跟着我们跑工地。
他喜欢的那个茶餐厅女生叫Ivy,香港人,在楼下茶餐厅做晚班,有时会给我们多加一勺冻柠茶。
阿鹏每天找理由下楼。
不是买奶茶,就是买菠萝油。
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天云吞面店里,他问我该不该追。
我就把那句最难听的话说了出来。
说完以后,他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他被我吓住了。
没想到他抬头问我:“远哥,你是不是很恨你前女友?”
我愣了一下:“谈不上。”
他说:“那你为什么听起来像要报复所有人?”
我被这句话问得心里一空。
我骂他:“你懂什么?你才来几个月。”
他低头搅着面汤,小声说:“我是不懂。但我觉得,如果我只是生理需求,那我不该去招惹她。如果我真的喜欢她,那也不该先把她想得那么坏。”
他这句话很笨。
却比我那句像样。
后来阿鹏还是去追了Ivy。
追得很慢,也很实在。
他每天不再找借口点一堆东西,只是在下班前问她一句:“今天忙不忙?”
Ivy忙,就算了。
Ivy不忙,他们就在店门口聊几分钟。
我看在眼里,有点想笑,又有点烦。
我烦的不是他天真。
是他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
一个周五晚上,公司接了一个社区空间改造项目,地点在油麻地。
客户说原来的活动室要重新做收纳和灯光,让老人家上课方便一点。
我去现场量尺。
推开门那一刻,我看见梁嘉宁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马克笔。
她头发剪短了,穿着灰色针织衫,还是背那个旧帆布包。
我们四目相对。
她先反应过来,说:“陆远?”
我喉咙发紧:“是我。”
旁边同事问:“你们认识?”
嘉宁看了我一眼,说:“以前认识。”
以前认识。
四个字很轻,很稳。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
那天量尺很尴尬。
我尽量只谈工作,她也只谈需求。
“这里要留给长者练书法。”
“这个柜子不要太高,他们拿东西不方便。”
“灯不要太白,晚上眼睛会累。”
她说话还是那样具体。
不抒情,不绕弯。
我拿着卷尺蹲在地上记尺寸,忽然想起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布展时,她也是这样蹲在地上接线。
那时我觉得她忙碌的样子很可爱。
后来却把她的忙碌都算成不爱。
现场结束后,同事先走了。
嘉宁在门口关灯,我站在走廊里,迟迟没有动。
她说:“还有事?”
我说:“没有。”
她点点头:“那我关门了。”
我突然问:“你最近好吗?”
她手停了一下:“还可以。你呢?”
我说:“也还可以。”
客套完,我们都沉默。
走廊的灯很旧,照得人脸色发黄。
我本来应该走,可脚像钉住了。
她看着我,忽然说:“我听说,你现在很会劝内地男生不要碰香港女友。”
我心口猛地一跳。
不用问也知道,是阿鹏说漏了。
我想解释:“我不是针对你。”
她笑了一下,笑里没什么温度:“你这句话本来就不可能只针对我。”
我说不出话。
她把钥匙放进包里,声音很平:“陆远,我们当初分开,我有问题。那时候我确实没有给你足够明确的答案,也没有处理好你的不安。”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她继续说:“但你不能把失望改写成结论。更不能把一句伤人的话,讲成经验。”
我喉咙发干。
我说:“我只是怕阿鹏走我的老路。”
嘉宁看着我:“你的老路是什么?喜欢一个人,发现不合适,然后受伤?这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可你后面那一步,是你自己选的。”
“哪一步?”
“把我变成‘香港女友’,再把‘香港女友’变成一种不能走心的东西。”
她说得很慢。
每个字都落在我身上。
我忽然想起分手那晚,她站在门口,手指攥着围巾,眼睛红却没有哭。
我那时只觉得自己委屈。
从没认真想过,她听见那句话时,会是什么感觉。
我低声说:“对不起。”
她没有立刻接话。
过了一会儿,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蓝色便签本。
我愣住了。
那本我以为早就丢在抽屉深处的便签本,竟然在她手上。
她说:“上次寄东西的时候,我漏了一页复印件。后来整理资料,看见你以前写在后面的东西,就夹起来了。”
她翻到中间一页。
那是我刚和她在一起时写的。
字很丑,句子也傻。
“今天学会了讲‘我想见你’,粤语是‘我想见你’。原来这句不用翻译。”
我看着那行字,眼眶突然酸了。
嘉宁把复印的那页递给我。
她说:“我不是要你怀念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难看。不要为了显得自己赢了,就把曾经认真过的部分也毁掉。”
我接过那张纸,手指有点抖。
她又说:“你可以不再跟香港女生谈恋爱,这是你的选择。但如果你只是把别人当成生理需求,你最好谁都别碰。因为那不是清醒,是不尊重。”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
她关上社区中心的门,和我一起走到街口。
分别时,她说:“陆远,把一个人的不合适,放回一个人的名字里。不要扣在一群人头上。”
我站在油麻地的路边,看她过马路。
红灯转绿,人群往前走。
她很快就消失在一片霓虹里。
我那晚回到家,把抽屉翻了个遍。
蓝色便签本还在。
封面有一点发皱,角落被压弯了。
我翻到最后一页,看见她写的那句“其实你进步很慢,但有在进步”。
以前我看到这句话,只觉得讽刺。
那晚再看,忽然觉得她当时可能是真的在鼓励我。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床边,第一次认真想我们之间的事。
嘉宁不是没有付出。
她只是没有按我熟悉的方式付出。
她帮我改简历里的港式用词,帮我看租房合同里那些我看不懂的条款,提醒我强积金怎么处理,告诉我哪家诊所周末也开门。
她给我的不是热烈的“我陪你”,而是一点点把我推向能自己站稳。
可那时我不想站稳。
我只想有人抱住我,说:“你不用怕,我都替你扛。”
这个愿望不丢人。
但不能因为对方没有能力满足,就骂她冷血。
更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给我想要的爱,就把一整座城市的女生都判了死刑。
几天后,阿鹏又来找我。
他站在我工位旁边,磨磨蹭蹭。
我问:“又怎么了?”
他说:“我约Ivy周末看展,她说可以。但她提前讲了,晚上八点前要回家吃饭。我是不是没戏?”
我看着他,差点笑出来。
以前的我肯定会说:看吧,香港女生就是这样,永远有自己的安排。
可那天我只是问:“她为什么要回家?”
阿鹏说:“她说她弟弟考试,妈妈让她回去帮忙看功课。”
我点点头:“那就八点前送她回去。”
他看着我:“就这样?”
“就这样。”
他更疑惑了:“你不劝我别碰香港女友了?”
我放下笔。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剩打印机在响。
我说:“那句话你别学。”
阿鹏怔住。
我继续说:“我那时候是被分手打疼了,想给自己的狼狈找个听起来很硬的理由。可硬不代表对。”
他拉过旁边椅子坐下。
我说:“如果你只是寂寞,只是想找个人填时间,别招惹她。不管她是不是香港人,都别。你要是真喜欢,就正常去认识她,听她怎么说,也讲清楚你要什么。合不来就退,别扣帽子。”
阿鹏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远哥,你是不是还喜欢你前女友?”
我想了想。
“不是那种喜欢了。”
“那是什么?”
我说:“是终于承认自己当年不体面。”
这句话说出口,我心里反而松了一点。
后来那个社区项目持续了一个多月。
我和嘉宁因为工作又见了几次。
我们没有旧情复燃,也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拥抱和好。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确认柜子高度,讨论灯光颜色,核对预算。
她还是会直接指出我的问题。
“这个边角太尖,老人家容易撞到。”
“活动室不是展厅,不要做得太好看但不好用。”
“你们设计师是不是都喜欢自我感动?”
我被她说得没脾气,只能改图。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社区中心看工人装灯。
阿鹏也在,Ivy给他带了一杯冻柠茶,顺手也给我和嘉宁各带了一杯。
阿鹏脸红得像茶餐厅的番茄汤。
嘉宁看出来了,等Ivy走后,轻轻笑了一下。
我说:“你笑什么?”
她说:“年轻真好。”
我说:“你也没多老。”
她看着活动室里新装好的灯,语气平淡:“我现在不太想谈恋爱。去年申请了进修,准备学辅导。以后可能还是做社区。”
我点头:“挺适合你。”
她侧头看我:“你呢?”
我说:“我还在学怎么不把工作和感情都做成项目计划。”
她笑了一下。
那是我们重逢后,她第一次真正笑。
工程完工那天,社区中心办了一个小小的开放日。
老人家在新桌子上写书法,小朋友在墙上贴纸花。灯光比以前柔和,柜子也终于不再挡路。
嘉宁站在人群里,跟街坊说话。
我看着她,心里很安静。
以前我总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把她拉进自己的未来。
现在我才明白,爱过一个人,有时也包括承认她不属于你的未来。
开放日结束后,阿鹏和Ivy站在门口。
Ivy对我说:“陆生,听阿鹏讲,你以前叫他不要追我。”
她普通话不太流利,但语气很直接。
阿鹏吓得脸都白了:“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
我摆摆手,打断他。
我对Ivy说:“是我说的。我那时候讲得很难听。”
Ivy挑眉:“有多难听?”
我沉默了一下。
嘉宁也站在旁边,看着我。
如果换成以前,我可能会用玩笑糊弄过去。
但那天我没有。
我说:“我说,除非生理需求,否则别碰香港女友。”
Ivy的笑一下收了。
阿鹏低头不敢看她。
嘉宁没说话。
我吸了一口气,继续说:“这句话很冒犯,也很蠢。我跟一个香港女生分开,就把自己的受伤讲成对香港女生的评价。对不起。”
Ivy看了我几秒。
她没有替所有人原谅我,只说:“你要道歉的人不是我一个。”
我点头:“我知道。”
嘉宁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杯沿。
她没有看我,但我知道她听见了。
那天晚上,我送阿鹏回地铁站。
他一直很安静。
快到闸机口时,他忽然说:“远哥,我还是想追Ivy。”
我说:“那就追。”
他问:“万一最后不成呢?”
我说:“不成就难过几天,别变坏。”
他看着我,认真点头。
我笑了笑。
其实这话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项目结束后的第三天,我给嘉宁发了一条消息。
不是求复合。
也不是怀旧。
我只是写:
“那晚在深水埗,我说的那句话,对不起。后来很多年,我还拿它当经验去讲,是我更不对。你不是我的伤口,也不该替我的偏见负责。”
发出去以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我没期待她回复。
可十分钟后,手机亮了。
嘉宁回我:
“收到。以后别这样说别人,也别这样说自己。”
我看着那行字,突然笑了。
不是开心,也不是释怀得多彻底。
只是觉得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线,终于松了一点。
那年冬天,我在香港待满五年。
五年时间,够一个人从看什么都新鲜,变成看什么都算成本。
也够一个人把伤口磨成道理,再慢慢发现那不是道理,只是没有处理好的痛。
后来还有人问我,内地男生能不能和香港女生谈恋爱。
我不再讲那句“除非生理需求”。
我会说:“能不能谈,看人,不看地方。你要先问自己,你是想找一个人,还是想找一个能替你解决孤独的答案。”
如果只是生理需求,就不要碰任何人的真心。
如果想认真,就别用自己的想象替对方写剧本。
香港女生不是一种恋爱规则。
内地男生也不是天生更深情。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城市、家庭、压力和脾气来爱人。有人热烈,有人克制,有人愿意同甘共苦,有人更需要边界。合适就靠近,不合适就离开。
真正没意义的,不是和哪里的女生谈恋爱。
是明明害怕受伤,却装作清醒。
是明明想要爱,却把别人先当成需求。
我在香港待了五年,最后才明白,我当初那句最狠的话,伤到的不是一群香港女生。
是我自己曾经认真爱过的那个人。
也是那个因为失败就急着变冷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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