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200根金条逃到香港，却把价值800亿的家当留在了大陆

1949年，上海滩十大资本家，九家跑了。携金带银、变卖设备、举家出逃，能走的全走了。只剩下一个家族，守着一堆被亲戚们掏空的烂摊子，选择留在大陆。

这个家族，巅峰时期供养了半个中国的吃穿，家族成员分布在五大洲十几个国家。留下来的那位四公子，后来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亲手建起了一个总资产超过800亿的跨国集团。

荣家的崛起，要从1896年上海鸿升码头的一间小铺面说起。

两个无锡穷小子——哥哥荣宗敬23岁，弟弟荣德生21岁——凑钱开了一间"广生钱庄"。哥哥性格外向，擅长跑码头、搞金融；弟弟踏实稳重，适合守厂管生产。兄弟搭档，一内一外，各有所长。

钱庄赚了第一桶金之后，荣家开始进军实业。1902年，茂新面粉厂投产。1915年，申新纺织公司成立。这两步棋走对了，踩准了中国民族工业起步的风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着打仗，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国内掀起了"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浪潮，荣家的面粉和棉纱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到了1930年代初，荣氏的事业达到巅峰——茂新一到四厂、福新一到七厂、申新一到九厂，数十家工厂遍布长三角。面粉、棉纱、期货、金融、火柴、烟酒，各行各业都能看到荣氏的招牌。

荣宗敬曾对友人得意地说过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这话夸张吗？看数据——荣氏的产能垄断了民营资本面粉市场的四分之一，棉纱市场的七分之二。放在当年的中国，这不叫首富，叫财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家兄弟捐出了几万包面粉和军粮支援前线。战火烧得太快，荣氏三分之二的工厂毁于炮火。1938年，家族灵魂人物荣宗敬在悲愤中离世，上海租界变成了孤岛。

荣德生一个人扛着残局，在夹缝中苦苦支撑。抗战快结束时，这位老人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想把面粉扩展到全部食品产业，把纱布扩展到印染、丝绸甚至重工业。

荣德生说过一句话：我不是资本家，我是事业家。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民间商人说出这样的话，背后是实打实的家国情怀。

可惜，天元计划还没来得及展开，更大的风暴就来了。

1948年，旧政权摇摇欲坠，上海经济全面瘫痪。当局以"整顿经济"为名对民营企业开刀。

荣家大房接班人荣鸿元首当其冲，以"私套外汇"的罪名被关押77天，家族上下四处打点，花了约50万美元才把人保出来。紧接着，32岁的荣毅仁也被盯上，罪名更荒唐——说荣家卖给军方的面粉发霉，影响了前线战局。幸好时局剧变，此事不了了之。

经历了这一连串迫害，荣氏家族内部面临艰难抉择：走还是留？

荣鸿元第一个走了，变卖设备、带着资金去了香港，后辗转巴西，1990年客死异国。堂兄弟五人先后离开上海，分散到香港、巴西、美国、澳大利亚。出走亲属前后抽走资金约1000万美元，连工厂里的机器和纱锭都卖了一部分。

这时候，年逾古稀的荣德生站了出来。面对儿女们的苦劝，老人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他全力阻止迁厂转移资产，拼命保住了企业绝大部分机器设备。这些设备在后来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公子荣毅仁做出了和父亲一样的选择——留下。接手的是被掏空的烂摊子、10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一屋子烂账巨债。荣家在上海的数十家工厂，全压在这个32岁年轻人肩上。

1949年5月的一个清晨，荣毅仁推开家门，看到马路两边的人民军队战士整齐地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这位见过各路军队的实业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从那一刻起，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这个国家的未来，值得信赖。

1956年，荣毅仁响应号召，将家族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从实业巨头到新中国建设者，他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身份转变。

时间一晃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一个难题摆在了全国面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到哪里去找懂得资本运作的人才？

邓小平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荣毅仁。

1979年1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设下了著名的"五老火锅宴"，接见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元老。一番深谈之后，一个重大任务交到了60岁的荣毅仁手上——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信集团。

起步有多难？国务院首批拨款只给了2000万元，注册资本2亿元。整个公司加起来只有20来个人。要知道，荣家巅峰时期可是坐拥数十家工厂、数万工人的超级财团。

可荣毅仁不是来摆排场的，是来做事的。

1982年，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头一回。这笔钱直接救活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

1984年，步子迈得更大了。中信一口气发行了300亿日元、3亿港币、1.5亿德国马克和1亿美元的多币种债券，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外部资金。

1985年，荣毅仁访问美国。基辛格见到这位中国老人后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像荣这样既了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实在不可多得。

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荣毅仁用浓重的苏南口音说了一句话，掷地有声——"资本回来了！"

这四个字的分量，只有经历过荣家百年起落的人才真正懂得。当年被亲戚们抽走的千万美元，如今以百倍千倍的规模涌回这片土地。

而荣毅仁本人，在中信从未领过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任何股份。把钱借给公司不是投资，公司到时候如数奉还。到离开中信的那一天，这个当初20来人的小公司已经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超过800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成为国际上鼎鼎大名的跨国集团。

荣毅仁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后代，走到了共和国的权力中枢——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再说说荣家第三代——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

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只身赴香港闯荡。启动资金是父亲给的100万港元，再加上家族早年在香港合股企业积攒下来的几十万分红。就靠这点本钱，荣智健先后创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6年间资产增值400倍。

1986年加入中信香港后，荣智健开启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收购国泰航空、拿下港龙航空、入股香港电讯、吃下恒昌企业。2002年，荣智健登上福布斯中国首富宝座。

荣氏家族由此创造了一个中国商业史上的纪录：祖孙三代，代代首富。荣德生时代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是首富，荣毅仁时代的"红色资本家"是首富，荣智健时代的资本猎手还是首富。富过三代不稀奇，代代登顶才是真正的传奇。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当年出走海外的荣氏后人。

1986年6月，大约450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荣氏亲属齐聚北京。这支庞大的回"娘家"探亲队伍惊动了中央，李先念、邓小平热情接见了这些归来的游子。

荣鸿庆回到上海，与申新纺织合资创办了申南纺织有限公司，总投资2428万美元，成为当时上海棉纺织行业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远在巴西的荣鸿元，也向上海交通大学赠款100万元人民币。身在异域，心系故土——当年那个被国民党迫害入狱、被迫远走天涯的长公子，到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无锡荣家的人。

历史兜兜转转，走了一个大圈。当年离开的人，又循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回来了。而留下来的那一支，早已和这个国家一起，从废墟上站了起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荣德生当年那句话，穿越了整整半个世纪，到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选择相信这个国家的人，这个国家不会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