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80年冬末，台北士林的一座新坟无人献花，墓碑上刻着“李文将军之墓”。这位生于1905年的湖北麻城人，曾在西北军、中央军中摸爬滚打近三十年，官至第5兵团司令。若回到1949年12月，他却还沉浸在“突围西康、据险再战”的幻想里。
1949年12月22日，胡宗南率罗列等人乘机逃离成都，号称“再图恢复”，实则抽身自保。此刻的成都周边仍残存六个兵团约三十万人，看似庞然大物，却已是失去枢纽的空壳。兵心涣散、粮弹匮乏，连军长们都在私下盘算活路。短短十余日里，除李文外，其余几位兵团长纷纷倒戈或星散，只余第5兵团与被他暂编的三个军，合计五万余人。
12月24日深夜，寒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李文下令把七个军分三路向西突围，企图穿越邛崃一线进入名山、再奔雅安。此举把自己送进了解放军早已布好的囚笼。第12军副军长肖永银迅即判断来敌十倍于己，却仍决定凭城墙坚固、河流阻隔硬顶一把，用四个团列阵北关，又留两团作为机动。有人嘀咕“这是拿鸡蛋碰石头”，他只是挥手：“背靠背、手拉手顶住！”
拂晓前，敌先头部队与第35师30团相遇，枪声一响，彼此虚实即被探明。12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就地合围，务求全歼。于是12军、16军、10军日夜兼程合拢，冰雨浇在大邑、邛崃的田野，踩出的泥浆像胶水，拖住了李文的辎重与炮车。敌军的喧嚣与口令声在夜色中四散，更方便了侦察分队锁定行踪。
高山镇之战是转折点。仅八百人的103团凭借狮子山一隅，两昼夜挫败敌五个团二十余次冲锋。“坚守三天！”师长李德生一句话像钉子钉进每个战士心里。火光中，连长抱着机枪，衣袖被炸成碎絮仍不后退。反击的号角在第三夜响起，解放军三个团夜袭敌侧后，五千多俘虏列队缴械，李文方知噩梦开始。
与此同时，16军在西崃场、吴山坡截住陈鞠旅第1军和沈开越第3军，连夜破阵。炮声、雨声、溃兵的呼号交织成一片。到26日凌晨，李文兵团被压缩在军田坝方圆不足二十里泥沼中，指挥系统支离破碎，军心已折。
此时兵团机关内气氛凝重。参谋长吴永烈与袁致中暗自商议，拉来旧识王应尊鼓动投诚。几番周旋，李文的傲气被连续失利磨得灰暗，他犹豫道：“拼也是死，降也是死。”乔治插话：“不如活命。”终在中午前决定派人向12军摸索“谈条件”。
谈判却并不体面。36师副团长武效贤只带数名警卫便越线赴约。李文想保持“起义”名义，武效贤一句“先停火？那是对战犯的施舍”堵得对方哑口。由于第90军仍在顽抗，肖永银干脆夜攻，拂晓前两万俘虏压到军部门口。27岁的武效贤再次进阵，严声直指：“放下武器，否则全歼。”李文颤声回道：“好……听你们的。”至黄昏，五万余人按师团为序集中投械，成都平原抵抗烟消云散。
被俘将领旋即押赴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那儿讲授中国革命史、土地政策，台下却常见李文半垂着头打盹。1950年3月，他与冯龙、周士瀛趁外出购物之机潜逃，辗转香港后抵达台湾。原以为可重振旗鼓，却发现等待自己的只有冷遇：陈诚阵营忙着追究胡宗南失守西南之责，李文这名亲信更成“失败标本”。四年内无官可授，1954年才挂上“中将高参”的空衔；两年后被迫退役，只能靠在糖业公司做闲职领取微薄津贴糊口。
台湾物价高涨，他的抚恤金常常所剩无几。昔日兵团司令栖身狭小公寓，一件旧呢大衣伴他过冬。有人探望，他爱叹息：“若当初在成都学刘文辉，也许另是一番天地。”1977年盛夏，这位曾挥师七军突围的将领病逝，终年七十二岁。葬礼冷清，连花圈都寥寥无几。昔日“西进大将”带着悔意悄然落幕，一如台北阴雨中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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