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房产交易中心门口,手里攥着那本红色的不动产权证书。
阳光刺眼得很,照在封面上那个金色的国徽上,反射出晃人的光。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这双手握着这本证书,怎么看都不搭。
旁边路过的人都穿着体面,西装革履的,或者至少是干净的衬衫。我身上还是那件蓝色的外卖服,后背印着平台的logo,裤腿上沾着早上送餐时溅上的泥点。我已经两天没换衣服了,昨晚睡在出租屋的地铺上,连澡都没洗。
可我手里确实有一套房子。
两室一厅,七十三个平方,位于这座城市的三环边上。不算什么豪宅,但对于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干了五年外卖还在租城中村隔断间的人来说,这套房子就是天。
手机震了一下,是她发来的微信。
“手续办完了吗?”
我看着这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不知道该回什么。我们昨天刚办完过户手续,今天我来拿证。她说这是给这两年的补偿,我说我不要,她说你不要我就扔了。我知道她做得出来,她这个人说到做到。
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嗯。”
她又发了一条:“钥匙在老地方,你想住就住,不想住就卖了,随你。”
我没回。
把手机揣进兜里,我沿着马路往前走,漫无目的。脑子里乱得很,像是有无数根线缠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两年发生的事,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过去,快得让我抓不住。
我叫赵磊,今年二十三岁。
老家在贵州一个山沟沟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地名。爸妈都是农民,种着几亩薄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三岁,高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
我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
其实也不是考不上,是我不想读了。家里那个情况,供一个高中生都费劲,何况我成绩也就那样,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跟爸说我不读了,出去挣钱。爸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天旱烟,最后说了句:“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第二天我就跟着村里一个叔伯去了省城。
头两年在工地上搬砖,后来嫌太累,又去厂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听说送外卖挣钱多,我就注册了个账号,开始骑着电动车满城跑。
这一跑就是三年。
三年时间,我从十八岁跑到二十一岁,从新手跑到老手,从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跑到能闭着眼睛画出半个城区的路线图。我熟悉每条巷子的近道,知道哪个小区保安好说话、哪个写字楼的电梯要等多久、哪个商家的出餐速度最快。
可我依然是个外卖员。
每天睁开眼就是接单、取餐、送餐、再接单,循环往复。一个月拼死拼活能挣七八千,去掉房租水电吃喝,能剩下三四千就不错了。我把大部分钱寄回家,自己留一点够花就行。
我以为我的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遇见她。
那天下午三点多,是一天中最闲的时候。
午高峰刚过,晚高峰还没到,我找了个阴凉的地方蹲着刷手机等单。手机响了,系统派了一单,距离不远,三公里,送到一个老小区。
我去商家取了餐,骑了十来分钟就到了那个小区门口。
小区很老了,门口的牌子都锈迹斑斑的,门卫室里坐着一个打瞌睡的老头。我没拦就直接骑进去了,这种老小区没人管。
按照地址找到那栋楼,六楼,没电梯。
我拎着餐爬上六楼,气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几下都没人应,我又敲了敲,才听到里面传来脚步声。
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脸上没什么妆,但皮肤很好,白白净净的。她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眼睛很大,眼尾微微上挑,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您好,您的外卖。”我把手里的袋子递过去。
她接过袋子,看了一眼,皱了皱眉:“怎么又是这家店的?我不是备注了不要这家的吗?”
我一愣,看了看订单上的备注栏,确实写着“不要XX家的餐,换别家”。但这个单子是系统派的,我只负责配送,商家出什么餐我也管不了。
“姐,这个您得跟商家沟通,我就是个送餐的。”我赔着笑脸说。
她叹了口气,也没为难我,说了声谢谢就要关门。
就在她要关上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她身后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的合影。照片里的男人笑得很开心,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大概四五岁的样子。
我当时也没多想,转身就下楼了。
这件事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三天之后,我又接到了这个小区的单子,而且又是她家的。
这次开门的时候,她明显比上次精神了一些,化了淡妆,穿了一件碎花的连衣裙。她看到是我,也愣了一下:“又是你啊。”
“是啊姐,缘分。”我笑着说。
她也笑了笑,接过餐,这次没说什么,道了声谢就关了门。
我下楼的时候,在楼道口碰见一个邻居大妈。大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楼上,小声嘀咕了一句:“又换人了,这回倒是年轻。”
我没听懂她在说什么,也没在意,骑上车就走了。
真正认识她是在一周以后。
那天晚上下大雨,我接了一单送到她们小区。到了楼下才发现雨太大了,我浑身湿透了,外卖袋虽然裹了防水布,但里面的汤可能洒了一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楼。
开门的是她,看到我浑身滴水的样子,她明显愣住了。
“你怎么淋成这样?”她问。
“下雨嘛,没事,您的餐。”我把袋子递给她,手都在发抖。虽然是夏天,但雨浇透了再被风一吹,还是冷得不行。
她接过袋子,看了看我,突然说:“你进来吧,我给你找条毛巾擦擦。”
我本能地想拒绝,但她已经转身进屋了,门敞开着。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走了进去。
那是第一次进她的家。
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里摆着一套布艺沙发,墙上挂着几幅装饰画,阳台上养着几盆绿植。茶几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红酒,旁边搁着一本书。
她给我拿了一条干毛巾,又倒了一杯热水。我接过来的时候,发现她的手很白很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着淡淡的粉色指甲油。
“谢谢你啊姐。”我擦了擦头发,喝了口水,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
“你多大?”她突然问。
“二十一。”我说。
她笑了一下:“比我小一轮还多。”
我不知道她具体多大,也不好意思问。她就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翘着腿,姿态很放松。我偷偷打量了她几眼,发现她其实长得挺好看的,五官端正,气质也好,不像那种普通的中年女人。
“你在外面跑了多久了?”她又问。
“三年了吧。”我说。
“辛苦吗?”
“还行,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我看雨小了一点,就起身告辞。她也没挽留,只是把那块毛巾塞给了我:“拿着吧,下次别再淋着了。”
那次之后,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她们小区的单子。有时候明明离得不近,我也会绕过去看看有没有那边的单。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就是觉得她这个人挺好的,跟别的顾客不太一样。
她从来不催单,也不给差评,每次见到我都会聊几句。慢慢地,我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
她叫姜婉,三十五岁。
老公是做工程的,常年在外地跑项目,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他们有一个女儿,今年八岁,上小学二年级,平时住校,周末才回来。
她以前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后来辞职了,现在在家做点兼职翻译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那你一个人在家不无聊吗?”有一次我问她。
她笑了笑,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落寞:“习惯了就好。”
那天是周五傍晚,我送完最后一单准备收工,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问我能不能帮她一个忙,说她女儿学校临时通知要开家长会,她一个人去有点不方便,想让我假装她老公去一趟。
我当时就懵了。
“姐,这不合适吧?我哪会开家长会啊。”
“你就坐在那里听就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主要是……别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一起去,我不想让我女儿觉得自己不一样。”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
我想了想,最后还是答应了。
那天我特意回去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至少看起来不像个送外卖的了。我按她给的地址找到了学校,她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了。
她穿了一条黑色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她身边站着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大大的,跟她长得很像。
“这是叔叔,叫叔叔。”她拉着小女孩的手说。
小女孩怯生生地看着我,叫了一声:“叔叔好。”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我蹲下身,笑着摸了摸她的头:“你好呀。”
家长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听着。班主任讲了很多关于学习习惯和家庭教育的事情,我听得半懂不懂的,但还是很认真地点着头。
散会后,姜婉跟我说谢谢,非要请我吃饭。我说不用,她坚持,最后我们就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
吃饭的时候,她女儿小雨坐在中间,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事。姜婉一边给她夹菜,一边笑着回应。我坐在对面看着她们,突然觉得这幅画面特别温馨,温馨得有点不真实。
“你以后要是没事,可以常来家里坐坐。”临走的时候,姜婉对我说。
从那以后,我真的开始往她家跑了。
一开始是偶尔去吃顿饭,后来变成每周去两三次,再后来几乎天天都去。我帮她们修过水管、换过灯泡、搬过重东西,甚至有一次小雨半夜发烧,我骑着电动车把她送到医院。
姜婉对我越来越好。
她会给我做饭,知道我跑外卖经常吃不上热乎的,就提前做好饭等我。她会给我买衣服,说我整天穿着外卖服不好看,去商场给我挑了几件T恤和牛仔裤。她还会在我累的时候给我捏肩膀,说我的手整天拧油门都僵硬了。
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
从小到大,我妈忙着干活,顾不上管我。出来打工之后,更是没有人关心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冷不冷。姜婉对我的好,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把我这些年积攒的所有委屈和疲惫全都吸走了。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送完最后一单,照例去了她家。
那天小雨不在,被她奶奶接去过周末了。屋里只有姜婉一个人,她做了几个菜,还开了一瓶红酒。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很多。她跟我说她和她老公的事,说他们结婚十年了,感情早就淡了,他老公在外面有人,她知道,但懒得管。她说她不是为了孩子早就不想过了,但又觉得离婚对孩子不好,就这么拖着。
我听着,心里堵得慌。
“你呢?你有女朋友吗?”她突然问我。
我摇了摇头:“没有,谁会看上我一个送外卖的。”
她看着我,眼神变得很温柔:“你怎么知道没人看上你?”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不少酒。
后来的事情,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没有刻意去想对还是不对,她也没有。就好像两个在寒冬里冻了很久的人,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互相取暖的火堆,谁都不愿意离开。
从那以后,我就搬进了她家。
说是搬家,其实也没什么好搬的。我租的那个城中村的小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东西加起来不值五百块钱。我把钥匙还给房东的时候,房东还问我是不是想通了要去住好地方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住在姜婉家的日子,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舒服的日子。
每天早上她比我早起,给我做早餐。我吃完出门跑单,中午回来还能吃上她做的午饭。晚上收工回来,她已经把饭菜做好了,客厅里亮着暖黄色的灯,电视里放着综艺节目,小雨趴在茶几上写作业。
一切都美好得像一场梦。
我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
那个小区的邻居们,每次看到我从她家出来,眼神都不一样。有鄙夷的,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有一次我在楼下碰到那个大妈,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阴阳怪气地说:“小伙子,好福气啊。”
我没搭理她,骑上车就走了。
我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姜婉和小雨,是那个每天晚上都会亮起来的窗户,是那双会在深夜抱住我的手臂。
小雨慢慢跟我熟了,开始叫我“赵叔叔”。她会拉着我陪她看动画片,会把自己画的画拿给我看,会在周末让我带她去公园玩。有一次她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里面写的是我。
“赵叔叔会陪我玩,会给我讲故事,会在我生病的时候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他比爸爸还要好。”
我看到这篇作文的时候,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姜婉也看到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作文纸叠好,放进了抽屉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平淡而温暖。
我甚至开始幻想,如果这样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我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不需要什么功成名就,只要每天回到家能看到她和孩子,能吃上一口热饭,能睡在她身边,就够了。
但我忘了,梦总是要醒的。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外面跑单,突然接到姜婉的电话。
她的声音很不对劲,哑哑的,像是哭过:“赵磊,你今天早点回来,我有事跟你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她怎么了,她不说,只说让我回来再说。
我挂了电话,心不在焉地送完手上的单,就往回赶。一路上我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最坏的一种是——她老公回来了。
果然被我猜中了。
我推开家门的时候,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身材微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脸上的表情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
姜婉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低着头,眼圈红红的。
“就是他?”那个男人看着我,语气里满是轻蔑。
他就是姜婉的老公,周建国。
我没说话,站在那里,感觉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
“你知道她是谁吗?”周建国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她是我老婆,是我孩子的妈。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敢碰我的人?”
他的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我握紧了拳头,又松开了。
“行了,别在这里丢人了。”姜婉突然开口,声音很平静,“周建国,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在外面那些破事,要我一件一件数给你听吗?”
周建国的脸色变了变,转过头瞪着姜婉:“你给我闭嘴!”
“该闭嘴的是你。”姜婉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我跟他的事,我自己会处理。你先回去吧,我们改天再谈。”
周建国气得脸都涨红了,指着姜婉的鼻子骂了几句难听的话,最后摔门走了。
门关上之后,屋子里安静了很久。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姜婉走过来,拉我在沙发上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他知道了。”她说,“有人告诉他的。”
“他知道多少?”
“都知道。”她苦笑了一下,“这个小区里,什么事都瞒不住人。”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无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一个送外卖的,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赵磊,”她握住我的手,“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你别这么说。”我反握住她的手,“是我自愿的。”
她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我伸手替她擦掉眼泪,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
她靠在我肩膀上,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说她年轻时候的事,说她怎么嫁给了周建国,说她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她说她不是没有想过离婚,但她怕,怕一个人带孩子太难,怕别人说闲话,怕给不了小雨好的生活。
“可是遇到你之后,我突然觉得,也许我可以试试。”她抬起头看着我,“赵磊,你愿意等我吗?”
“等你什么?”
“等我离婚。”
我愣住了。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她会为了我离婚。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各取所需,互不打扰。她需要一个陪伴,我需要一个港湾,大家心照不宣,不谈未来。
可她居然说要离婚。
“姜婉,你不用为了我做这些。”我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她说,“我就想要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
那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攥住了。疼,但又不完全是疼,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酸涩和感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周建国开始频繁地回来,每次回来都要闹一场。他骂姜婉不要脸,骂我是小白脸,骂我们这对狗男女不得好死。邻居们都来看热闹,有人拍视频发到网上,评论区里全是骂我们的。
我成了那个小区里的名人,人人都知道有个送外卖的跟一个有夫之妇搞在一起。
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打电话来骂我:“你是不是疯了?人家有老公有孩子,你去掺和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挂掉电话之后,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整整一夜。
姜婉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她娘家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她糊涂。她最好的闺蜜劝她赶紧断了,说这样下去对她没好处。甚至连小雨的老师都隐晦地提醒过她,说要注意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可她还是咬着牙撑着,一步一步地推进离婚的事。
周建国一开始不同意离婚,说要拖死她。后来大概是觉得面子实在挂不住了,终于松了口,但提出了条件:房子归姜婉,车子和存款归他,孩子的抚养权一人一半,平时跟姜婉住,寒暑假跟他。
姜婉同意了。
离婚手续办了将近两个月,终于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办完了。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姜婉请我吃了顿饭。她看起来很轻松,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笑着说:“我现在是自由身了。”
我也笑了,但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
我说不清楚那种不安来自哪里,可能是因为这半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快了,快得让我来不及消化。也可能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当一切障碍都扫清之后,我和她之间真正的问题才开始浮现。
她三十五岁,有房有车有存款,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我二十三岁,一无所有,连个正经工作都算不上,就是个送外卖的。
我们之间隔着的东西,不仅仅是十二岁的年龄差那么简单。
离婚之后,姜婉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小雨照常上学放学,她照常在家做翻译,我照常跑外卖。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没变,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变了。
首先是经济上的问题。
以前她没离婚的时候,周建国每个月会给一笔生活费,虽然不多,但也够她们母女俩开销。离婚之后,周建国一分钱都不给了,说法院判的是共同抚养,他只管孩子的一半费用,其他的不管。
姜婉的翻译工作收入不稳定,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五六千,不好的时候两三千都有。加上房贷、物业费、水电燃气、小雨的学费和各种兴趣班的费用,每个月的支出少说也要一万出头。
她开始捉襟见肘了。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都交给她,让她拿去补贴家用。她不肯要,说那是我的血汗钱,让我自己存着。我说你要是不收我就不住了,她才勉强收下。
但那点钱对于她的开销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其次是社交上的问题。
离婚之后,姜婉发现自己被原来那个圈子孤立了。那些以前跟她一起逛街喝茶的姐妹们,渐渐地都不联系她了。有人在背后说她“不守妇道”,有人说她“脑子进水了”,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看她以后怎么办”。
她嘴上说不在意,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受伤。
有一次她翻着手机通讯录,自言自语地说:“以前觉得朋友挺多的,真出了事才发现,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走过去抱住她,说:“你有我呢。”
她笑了笑,没有说话。
再次是家庭内部的问题。
小雨虽然还小,但已经懂得很多事情了。她知道爸爸妈妈分开了,也知道是因为我才分开的。有一次她放学回来,书包都没放下就跑进房间,把门锁上了。
姜婉去敲门,问她怎么了,她不开。
后来我试着去敲,她才打开门。我看到她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小雨,怎么了?”我蹲下来问她。
她看着我,嘴巴瘪了瘪,突然说:“同学们都说,是你把我爸爸妈妈拆散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
姜婉站在门口,脸色变得很难看。她走进来,把小雨抱在怀里,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大人的事情你不懂……”
“我懂!”小雨突然大声喊起来,“我都懂!你们骗人!”
她挣脱姜婉的怀抱,哭着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小雨没有跟我们说话。她吃完饭就回了房间,把门锁得死死的。姜婉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电视发呆。
我坐在她旁边,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赵磊,”她突然开口,“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你没有错。”
“可是我女儿不开心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轻,“我最怕的就是她不开心。”
我无言以对。
那一刻,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和她在一起,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爱她吗?我想是的。我喜欢她的温柔体贴,喜欢她对我的好,喜欢她笑起来的样子。可这份爱,值得让她失去那么多吗?值得让小雨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吗?
我不知道答案。
日子还是要继续过。
秋天来了,天气渐渐转凉。我依然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姜婉依然在家里做着翻译工作,小雨依然每天上学放学。
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静。但水面下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首先是周建国那边出了问题。
他虽然签了离婚协议,但心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他开始频繁地来找茬,今天说要看孩子,明天说要查账,后天又说要把房子的归属重新谈一谈。每次来都要闹一场,搞得鸡飞狗跳。
姜婉被他折磨得心力交瘁,整个人瘦了一圈。
“要不咱们报警吧?”我说。
“报什么警?他是孩子的爸爸,我能怎么样?”她无奈地说。
然后是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姜婉的翻译工作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AI翻译越来越厉害,很多客户都不愿意花钱请人工翻译了。她尝试去找别的工作,但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三十五岁的年纪,没有特别的技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工作太难了。
我这边也不轻松。外卖行业越来越卷,单价越来越低,以前跑一单能挣七八块,现在只有四五块。我每天跑十几个小时,一个月下来也就挣个六七千。
我们把所有的钱都凑在一起,还是不够用。姜婉开始动用自己的积蓄,我看着银行卡余额一天天减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要不我把房子卖了吧?”有一天姜婉突然说。
“不行!”我一口否决,“这是你的房子,是你最后的退路,不能卖。”
“可是……”
“我来想办法。”我说。
我能想出什么办法呢?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多跑几单。于是我更加拼命地跑单,从早上六点跑到凌晨两点,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姜婉心疼我,不让我这么跑。我说没事,我年轻,扛得住。
可身体是不会骗人的。
连续跑了两个月之后,我病倒了。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得厉害,眼前一阵阵发黑。姜婉让我去医院,我说不用,躺一会儿就好了。结果躺了一上午还是没好,反而开始发烧。
姜婉硬拉着我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过度劳累加营养不良,医生建议我休息一周。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姜婉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赵磊,对不起。”她说。
“你对不起我什么?”我虚弱地笑了笑。
“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这么累。”
“我愿意的。”我说。
这句话是真的。虽然很累,虽然很苦,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她给我的那些温暖和关爱,是我活了二十多年从未体验过的。她让我知道,原来被人惦记着、被人心疼着、被人爱着,是这样的感觉。
出院之后,我稍微收敛了一点,不再那么拼命地跑了。但生活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
冬天来了,暖气费、电费、物业费,各种账单像雪花一样飘过来。小雨的寒假班要交钱了,一交就是五千。姜婉的信用卡到期了,要还八千。我算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刚好够还这些账单,一分钱都剩不下。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姜婉说。
我知道不是办法,但我真的想不出别的办法。我也想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我只有初中学历,连个像样的简历都写不出来。我也想创业,可我连启动资金都没有。
我唯一会的,就是送外卖。
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不是吵架,而是沉默。我们都不说话了,或者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以前我们会聊天,聊今天遇到了什么人、什么事,聊小雨在学校里的趣事,聊以后想去哪里旅游。但现在,我们的话题只剩下钱。
“这个月的水电费交了没有?”
“物业费什么时候交?”
“小雨的钢琴课要不要停掉?”
每一句话都跟钱有关,每一句话都让人喘不过气来。
姜婉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笑眯眯地等我回家,而是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叫她,她要过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好像思绪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
春节前夕,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打破了我们之间脆弱的平衡。
那天是小雨的生日。姜婉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了,买了蛋糕,买了气球,还买了小雨一直想要的那个芭比娃娃。她想给小雨过一个开心的生日,弥补这段时间以来的亏欠。
可小雨放学回来,看到家里的布置,一点高兴的表情都没有。
“妈妈,我想去爸爸那里过生日。”她说。
姜婉愣住了:“为什么?”
“爸爸说他给我买了新的平板电脑,还说要带我去游乐场。”小雨低着头说,“我想去。”
姜婉的脸色变得煞白。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个芭比娃娃,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小雨,妈妈也给你准备了礼物……”她试图挽回。
“我不想要!”小雨突然喊了出来,“我想要爸爸!我想要原来的家!”
那句话像一把刀,直直地捅进了姜婉的心脏。
我看到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但她还是强忍着,蹲下身去拉小雨的手:“小雨,妈妈对不起你,但是……”
“我不要听!”小雨甩开她的手,跑进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姜婉跌坐在地上,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我走过去,想扶她起来,她推开了我的手。
“别碰我。”她说。
我僵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小雨真的去了周建国那里过生日。姜婉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着那个蛋糕发呆。蜡烛没有点,气球也蔫了,整个屋子安静得可怕。
“吃蛋糕吧。”我说。
“吃不下。”
“那我陪你坐会儿。”
她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窗外的路灯昏黄,照在她脸上,映出一层惨淡的光。我突然发现,她老了。眼角有了细纹,鬓角有了白发,整个人憔悴得不像样子。
她才三十五岁啊。
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愧疚感。如果不是我,她现在应该还是那个有家有室的女人,虽然婚姻不幸福,但至少体面。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连亲生女儿都不想跟她过生日。
“姜婉,”我开口,“要不我们算了吧。”
她猛地转过头看着我:“你说什么?”
“我说,要不我们算了吧。”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再跟我耗下去,只会越来越糟糕。”
“你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你是想分手?”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她突然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赵磊,你他妈的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当初是谁死皮赖脸地往我家跑的?是谁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现在看我落魄了,就想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站起来,死死地盯着我,“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老了?觉得我配不上你了?”
“不是!”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告诉她?我该怎么告诉她,我看着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看着她为了钱发愁,看着她被女儿嫌弃,我心里的愧疚感快要把我淹没了?我该怎么告诉她,我觉得自己不配,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她,不配让她为我牺牲这么多?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背对背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出去跑单。出门的时候,她还在睡,不知道是真睡着了还是装的。我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站在楼道里,深吸了一口气。
冬天的早晨很冷,呼出来的气都是白色的。我搓了搓手,下楼骑上电动车,开始了新一天的奔波。
路上接到一个单,送到市中心的一个高档小区。我骑了半个小时到了那里,按门铃,开门的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名牌,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很贵的表。
他接过餐,随手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钞票递给我:“不用找了。”
是一百块钱。
我愣了一下,说了声谢谢,转身下楼。走在楼梯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再看看手里那张崭新的钞票,突然觉得特别讽刺。
同样是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我骑在车上,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姜婉,想到了小雨,想到了我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妹妹。我突然觉得很绝望,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绝望。
我努力有什么用?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个送外卖的。我永远也给不了姜婉想要的那种生活,永远也给不了小雨一个体面的家庭。
我配不上她。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被这个念头折磨着。我开始躲着姜婉,早出晚归,回来就倒头睡觉。她跟我说话,我也只是敷衍地应几声。
她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但没有追问。我们之间像是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明明看得见对方,却怎么也触碰不到。
元宵节那天,我提前收了工,买了一束花回去。
我想跟她好好谈谈。我想告诉她,我不是不爱她了,我是太爱她了,所以不忍心看她继续受苦。我想告诉她,我们分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她值得更好的人,而不是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小子。
可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气氛不对。
客厅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姜婉,另一个是我不认识的中年女人。那个女人打扮得很时髦,烫着卷发,戴着珍珠项链,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这是我表姐。”姜婉介绍道。
“你好。”我点了点头。
那个表姐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带着审视的意味,像是在评估一件商品。她笑了笑,说:“你就是赵磊啊,久仰大名。”
我听得出她话里的讽刺意味,但没有发作。
“表姐是来干什么的?”我问姜婉。
姜婉犹豫了一下,说:“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我手里的花差点掉在地上。
“什么对象?”
“就是……一个朋友。”姜婉低着头,不敢看我,“在银行工作的,条件还不错。”
我看着她,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捏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
“你同意了?”我问。
“还没有。”
“那就是打算同意?”
她没有说话。
我明白了。
我把花放在茶几上,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那人怎么样?”
“离过婚,没有孩子,有车有房,年薪三十万。”表姐替我回答了,“比某些人强多了。”
我无视她的话,继续看着姜婉:“你觉得行吗?”
姜婉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不舍,有愧疚,有挣扎,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赵磊,”她说,“我累了。”
“我知道。”
“我想给小雨一个稳定的家。”
“我知道。”
“我……我不能再等了。”
“我知道。”
我连着说了三个“我知道”,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姜婉,这两年,谢谢你。”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你别这样说……”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看着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你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好的人。你对我的好,我会记一辈子的。”
“赵磊……”
“分手吧。”我说,“对你对我都好。”
她哭得更厉害了,摇着头说:“我不想……”
“但你已经在想了。”我说,“没关系,我不怪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你。”
我松开她的手,站起来,转身往外走。
“赵磊!”她在身后喊我。
我没有回头。
走出那扇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被掏空了。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片漆黑,我摸索着往下走,好几次差点摔倒。走到一楼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泪水。
我抬手擦了擦,却发现越擦越多。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看着六楼那个熟悉的窗户。灯还亮着,窗帘上映着她的影子。她应该还在哭吧,我想上去抱抱她,但我不能。
我不能。
我转身离开了那个小区,再也没有回去过。
分手之后,我搬回了城中村的出租屋。
那个房间比以前更小了,只有十几平米,放下一张床之后就没什么空间了。窗户朝北,终年不见阳光,墙壁上长满了霉斑。隔壁住着一对夫妻,每天晚上都要吵架,吵得我睡不着觉。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发呆。
脑子里全是姜婉的影子。她做饭的样子,她笑的样子,她靠在沙发上看书的样子,她抱着小雨的样子。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拿出手机,翻开相册,里面有很多她的照片。有一张是我们去年夏天去海边玩的,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站在沙滩上,风吹起她的长发,她笑得特别好看。
我看着那张照片,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一个大男人,二十三岁了,还像个小孩一样哭。说出去都没人信。
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跑单的时候老是走神,好几次差点出车祸。有一次闯红灯被交警拦下来罚了款,还有一次送错了餐被顾客投诉扣了钱。
站长找我谈话,问我最近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就是没休息好。站长看了我一眼,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年轻人,想开点。”
我想开?我怎么想开?
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慢慢接受了分手的事实。
这两个月里,我没有联系过姜婉,她也没有联系过我。我们就像是两条相交过的直线,在短暂的交汇之后,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越走越远。
有一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赵叔叔,我是小雨。妈妈说你要走了,是真的吗?”
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打出回复。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我该说什么?说小雨你放心,叔叔不走?可我已经走了。说叔叔还会回来看你的?可我不会了。
成年人之间的告别,往往就是这样,没有正式的仪式,没有当面说再见,只是在某个普通的夜晚,悄悄地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
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了姜婉的电话。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像是已经放下了:“赵磊,明天有空吗?来一趟房产交易中心。”
“干什么?”
“过户。”
“过什么户?”
“房子。”她说,“我把房子转到你名下。”
我愣住了:“你疯了吗?”
“我没疯。”她的语气很坚定,“这两年,你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不能让你空着手走。这房子就当是我给你的补偿。”
“我不要!”我说,“那是你的房子,是你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凭什么给我?”
“因为我想给。”她说,“你要是不要,我就把它捐了。”
“你……”
“明天上午九点,我在交易中心门口等你。”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呆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她穿了一件米白色的大衣,头发剪短了一些,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这是我男朋友。”她介绍道。
我点了点头,伸出手:“你好。”
他也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你好,久仰。”
我们没有多聊,直接进去办了手续。整个过程很快,签字、按手印、交材料,不到一个小时就办完了。
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好照在头顶,暖洋洋的。
“一起吃个饭?”她问。
“不了,我还有单要跑。”我说。
她没有勉强,点了点头:“那好吧。”
我转身要走,她突然叫住我:“赵磊。”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她。
“你以后……好好的。”她说。
“你也是。”我说。
然后我骑上电动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视镜里,我看到她还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离开的方向。她身边的男人揽住了她的肩膀,她靠在他身上,两个人慢慢地转过身,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我收回目光,用力拧了一把油门,电动车发出一声轰鸣,载着我消失在了车流之中。
现在,我站在房产交易中心的门口,手里攥着那本不动产权证书。
太阳晒得我头皮发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把证书塞进怀里,骑上电动车,漫无目的地往前骑。
骑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停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窗摇下来,露出一个中年男人的脸。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上的外卖服,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
绿灯亮了,他一脚油门冲了出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前方。
我笑了笑,拧动油门,继续往前骑。
手机响了,是一条微信消息。我瞥了一眼,是姜婉发来的。
“赵磊,其实那天晚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怀过你的孩子。”
我猛地刹住了车,后面的电动车差点撞上来,那人骂了一句脏话,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停在路中间,周围的车喇叭声响成一片,我却什么都听不见了。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又是一条消息。
“后来我打掉了。对不起,没有告诉你。”
“因为我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
“但你是个好人,赵磊。你值得更好的生活。”
我盯着屏幕,手抖得厉害,手机差点滑落下去。我想回点什么,却发现自己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反反复复,最终只发出了两个字。
“保重。”
消息发出去之后,对方没有再回复。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抬头看了看天。天空很蓝,蓝得有些不真实。一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头顶,形状像一颗心。
我笑了笑,发动电动车,继续往前骑。
前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路还很长,我还得继续走下去。
至于那套房子,我暂时不想动它。就让它放在那里吧,算是一个念想,证明我曾经在这座城市里,认认真真地爱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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