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军最风流的将军，我军的老对手，到死也没当上中将

他以能征善战著称，也以风流成性闻名。

黄丹，越南乂安省宜禄县宜顺乡人，1928年出生，2003年去世，1946年2月入伍，曾任第304师师长、第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第2军副军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第一军区谅山前线司令、第一军区第5军（后改称第14军）军长、第一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局（后改隶国防部）副局长、第二军区渭川前线司令、军事科学局局长，少将军衔。

黄丹在越军中征战50年，历经从排长至前线司令的各级指挥岗位，参加了奠边府战役、9号公路-下寮战役、广治战役、胡志明战役等抗法战争、抗美救国战争重大战役。在中越边境战争期间，他先后指挥了谅山前线的防御作战、对400高程（即我方所称的法卡山）的反扑作战和渭川前线（即我方所称的老山前线）的防御与反扑作战，是我军不折不扣的老对手。

1968年黄丹在南方战场

他第一次和我军交手，是在1979年。2月21日下午，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五天，越南国防部长文进勇大将和总参谋长黎仲迅上将召见了在高等军事学院任副院长的黄丹，当面传达了调他到谅山前线担任司令的命令。2月24日，第一军区谅山前线成立，黄丹受命担任这一重要战略方向的前线指挥。

3月2日，第一军区在谅山前线的基础上成立第5军，黄丹任军长，下辖4个步兵师（第3师、第327师、第337师、第338师）。在一片颓势之下，这个新组建的陆军军也未能给越军挽回失败的命运，我军于当天攻占谅山市北市区，两天之后打过奇穷河占领南市区，控制了整个谅山市，迫使河内当局不得不宣布全国总动员。

谅山陷落之后，以黄丹为首的第5军司令部在国防部、总参谋部的指导下制定作战计划，准备实施大规模反击。随着我军于3月5日傍晚宣布撤军，黎笋很快借坡下驴，叫停了此次反击行动，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他第二次和我军交手，是在1981年。5月5日，广州军区边防第3师9团收复了了法卡山（越方称之为400高程），尔后就地转入坚守防御。时任第一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的黄丹，指挥第337师和特工第198团连续进行了四次反扑，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且伤亡惨重，截至6月30日，仅战死就达705人。

黄丹因为这一仗饱受非议，批评者普遍认为根本不值得在400高程付出如此大的人员和精力损耗。第52团6营参战老兵阮明德直言不讳地说，军队高官死抱着“寸土不让”的观念，毫不考虑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要求一旦阵地丢失，就要立即组织部队去夺回来。由于他们认识上的错误，致使很多官兵牺牲，因此用败军之将来形容他们是恰当的。

面对批评和质疑，黄丹对自己的儿子黄南进解释道，这一仗我们必须这样打，即便在军事战略层面意义不大，在战术层面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是坚强意志的展示，是英勇决心的体现。

1980年黄丹在北部边境

他第三次和我军交手，是在1984年至1985年。1984年4月底，我军收复老山地区之后，越军第二军区驻当地部队被迫退守清水河北岸。这个时候，黄丹已经离开第一军区，去了总参谋部工作，任军事科学局副局长。和1979年那次一样，黎仲迅又把他从教学科研机构调了出来，派到前线去指挥作战。

7月12日，越军第二军区精心策划的“MB84”战役（即我方所称的“7.12大捷”）以伤亡3000余人的重大损失宣告彻底失败。目睹如此巨大的伤亡，黄丹说了一句话：“按照你们这样的打法，损失太大，英雄的越南母亲都来不及生孩子了。”指挥“MB84”战役的黎威密因为惨败加上身体不好，一度离开第二军区渭川前线司令的岗位，期间由黄丹行使其职权。

黄丹接替黎威密负责渭川前线之后，立即改变了之前的战术打法。要求部队不要和我军正面硬拼，转而采取奠边府战役时期的战术，以“稳扎稳打”为指导方针，认真构筑工事以减少炮火的杀伤，同时以挖掘堑壕、交通壕的方式逼近我军防御工事，以此为依托实施短促突击和轮番攻击，从而杀伤我军有生力量，夺占我军重要阵地。

这种打法，越军称之为“蚕食挤压式战术”，我军则称之为“堑壕延伸式战术”。黄丹采取的这种新式打法，的确有效地降低了越军的伤亡人数，同时也给我军第11军、第1军稳定和巩固前沿阵地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拉和634高地两个方向的作战一度因此陷入被动。

黄丹1979年在谅山前线

黄丹不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突出，而且长于军事学术研究，在教学科研单位也干得有声有色，堪称越军中“文武双全”“理论与实践俱佳”的优秀人才。除了过人的军事能力之外，风流成性则是黄丹在越军内部广为人知的另一个特点。

一位第337师的老兵说，通常大家说起黄丹将军都是用些好话来形容他：做事积极、深入基层、善于思考、敢于行动、肯钻研学习……只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有些自由、太过放纵罢了。

有一次总参谋部召开例会，时任第一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的黄丹从谅山回河内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黎仲迅说：“阿丹啊！我很体谅你，所以已经嘱咐谭光忠将军（第一军区司令），至少每周安排一次你回河内去见她。”听完这话，黄丹站起来答道：“报告大将，真是太难了。需要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又不需要，咋整嘛。”黄丹说这话时带着浓浓的宜禄腔，在场开会的人都大笑了一场。

越军政治总局主任朱辉珉大将曾经告诉政策局研究处处长阮孟斗，“黄丹是一位有才干的将领，勇敢，立过许多战功。只可惜有一点……听很多人反映这件事，我便叫他来当面提醒。坦率地提了意见之后，我诚恳地对他说，阿丹啊！我跟你提意见，是站在三个方面：我是比你年长的兄长、是你的同乡、又是你的上级。从今往后你别再这样了，好吗？听完之后，黄丹回答说，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邓武协对朱辉珉说：“大哥啊，那天黄丹碰到我，他说，嘿，阿协，我跟你说个事儿。那天珉老把我叫去警告了一番。我是答应了，但那不过随口服软应付一下而已。对我来说，我忍不住的。嘿嘿。”

朱辉珉在跟阮孟斗讲这件事时，模仿着黄丹的宜禄腔，然后他笑了起来：“孩子啊，算了吧，谁都一样，属于本能的东西最难改！老祖宗早就教导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作为黄丹的同乡和仰慕者，阮孟斗为之做了一番辩解：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到“指责”。其实这对他来说也挺冤枉的！那个年代，社会和军队都过于苛刻了。说实话，真实情况谁知道呢，未必他的交往数量就比别人多。只不过他是一个公开坦诚的人，他不像那些“尚未暴露的同志”那样善于隐藏自己。自古至今都是如此！

通常来说，像他这样聪明、有才华、身体健康的人，生理方面的能力强是人体的自然反应。也可能有人出于嫉妒，添油加醋、夸大事实，给他泼脏水，以阻碍他的仕途和事业。再者说，作为一个有才干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肯定也会被女性主动追求。

据阮孟斗回忆，1994年底，他任政治总局政策局局长，黄丹任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局局长。有一次黄丹来到他的办公室，从下午2点一直聊到傍晚6点，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天上地下什么都扯。直到司机上来提醒，往窗外一看天已黑灯已亮，黄丹才告辞离开。

聊的事情很多，其中一件令他一直铭记于心。黄丹问：“阿斗啊！等我死了，能进梅驿（越南高级干部公墓）吗？”他回答：“按照现行规定，在梅驿公墓安葬必须是中将以上。少将必须是革命老前辈且获得过一级独立勋章，你的情况还不符合条件。”听完这番话，黄丹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从你还没出生就打仗了……我会嘱咐儿女，等我死了把我送回老家，图个清静。”

1995年，黄丹退休，2003年12月4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50年的军旅生涯直到退休，他没能在自己的肩膀上加一颗金星，因此也没能进入自己心心念念的梅驿公墓。其实论资历、能力和战功，他肩扛中将军衔绰绰有余，之所以一直上不去，恐怕还是和他那个人尽皆知的生活作风问题有着莫大的关系吧。

2014年，黄丹在去世11年之后，被追授越南最高荣誉称号“人民武装力量英雄”，以表彰他“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所建立的卓著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