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上海男工程师到阿联酋出差不小心碰落了一位当地女士头巾
我到阿布扎比的第三天,才真正明白,出差手册上那句“尊重当地习俗”不是一句客套话。
那天晚上七点半,我站在客户园区旁边的一家小超市门口,手里拿着一瓶水和一盒胃药,整个人困得发飘。
我叫陆其远,二十四岁,上海人,在一家新能源控制系统公司做测试工程师。公司接了阿联酋一个海水淡化厂的项目,现场调试出了问题,主管临时把我派了过来。
白天我在厂区里盯了十个小时的数据,晚上本来只想回酒店睡觉。可同事老陈胃疼,我出来给他买药,顺便给自己买点吃的。
超市不大,货架很窄,冷气开得很足。门口挂着一排黑色、米色、深蓝色的头巾和长袍,旁边还有儿童玩具、洗发水、椰枣和电话卡。
我一边看手机上老陈发来的药名,一边往收银台走。屏幕上的英文小字密密麻麻,我低头核对成分,没注意到旁边有人正从货架后面转出来。
肩膀碰上去的时候,我只觉得很轻。
可下一秒,一块柔软的黑色布料从我手臂边滑了下去,像一片影子落在白色瓷砖上。
我抬头,看见一个本地年轻女人站在我面前。
她大概二十出头,穿着黑色阿巴亚,手里拎着一袋面包。她的头发露了出来,乌黑,微卷,散在肩头。她先是睁大眼睛,随后脸色一下变了。
不是生气。
是慌。
她几乎立刻蹲下去捡头巾,手指抖得厉害,袋子里的面包掉出来一包,她也没顾上。收银台后面的店员抬头看了一眼,又很快把目光移开。
我脑子嗡的一声,水瓶差点从手里滑掉。
“Sorry,I am so sorry。”我连着说了好几遍,“I didn’t mean it. I was looking at my phone.”
她没有回答。
她背过身去,把头巾重新包好,动作很快,却不稳。布料绕过头顶时,她的手在耳边卡了一下,像是怎么也掖不好那一角。
我往前半步,又立刻停住。
我不敢碰她,也不敢帮她捡地上的面包。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任何动作都可能再次越界。
她终于转过身,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到现在都记得。里面没有骂人的狠劲,也没有哭出来的委屈,只有一种被迫忍住的难堪。
她低声说了一句:“Please don’t look.”
我立刻低下头。
她弯腰拿起面包,快步走出超市。玻璃门开了又关,外面的热风短暂地涌进来,又被冷气压下去。
我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
收银员是个菲律宾女人,她看了看我,声音很轻:“Sir, you should be more careful here.”
我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回酒店的出租车上,我一直握着那盒胃药。车窗外是阿布扎比干净宽阔的马路,路灯笔直,棕榈树一排排往后退。司机放着阿拉伯歌,旋律拖得很长。
手机响了,是我妈的视频电话。
我按掉了。
她很快发来微信:“怎么不接?吃饭了吗?”
我盯着那行字,回了句:“在忙,晚点说。”
其实我没忙。我只是突然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普通的关心。
回到酒店,老陈在房间里等药。他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项目又出问题了?”
我把药递给他,把超市里的事说了。
老陈本来还捂着胃,听完坐直了。
“你碰到人家头巾了?”
“不是故意的。”我立刻说。
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刺耳。
老陈叹了口气:“谁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在这边,这事不小。尤其是陌生男人碰落女性头巾,她第一反应肯定是怕被别人看见。”
我坐在床边,鞋都没脱。
老陈比我大十岁,来中东跑过很多项目。他没有吓唬我,只是把语气放低了。
“你明天要是还去那家超市,别冒然找她。你想道歉,可以请店员转达。别追,别堵,别想着当面解释清楚就能让自己好受。她的感受不是给你用来卸包袱的。”
这句话比责备还重。
我那晚没睡好。
空调声音很稳,窗帘缝里透进一点城市的光。我闭上眼睛,就看见那块头巾掉在地上的样子,看见她慌乱地背过身去,看见她说“Please don’t look”。
第二天中午,厂区调试短暂暂停。我跟老陈借了十分钟,去了那家超市。
我没进去找人,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昨天那个菲律宾店员还在。她认出我,表情有点谨慎。
我买了一瓶水,结账时问她:“昨天那位女士,是这里的常客吗?我想请你帮我转达一句道歉。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店员看着我,停了几秒。
“她叫Mariam,住附近。她不是每天来。”
我说:“我不会找她。只是想说,我很抱歉。我不该边走边看手机。我也不该在她整理头巾的时候一直站在那里。我希望她知道,我没有任何冒犯她的意思,但我知道这不是借口。”
店员的表情松了一点。
“你可以写下来。我帮你给她。如果她再来。”
我从背包里拿出项目记录本,撕下一页纸。那页纸背面还印着设备参数,我换了一面空白的写。
我写得很慢。
“昨天在超市,我不小心碰落了你的头巾。我为我的粗心和给你造成的惊慌道歉。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一句‘无意’就能抵消。我不会打扰你,也不会要求你回应。祝你平安。”
写完,我签了自己的英文名,没有留电话。
店员接过去,折好,放进收银台下面。
她说:“This is better.”
我点点头,走出超市。
那天项目进展很顺。控制柜的通信延迟问题被我们定位到一段旧协议兼容上,我和老陈改了参数,客户工程师当场确认水泵联动恢复正常。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客户请我们喝咖啡,白色小杯子,味道很苦。我端着杯子,听他们用英语和阿拉伯语交替说话,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对“出国项目”的理解太简单了。
我以为技术过关就够了。
会看图纸,会抓日志,会改参数,就能把事情做好。
可人不是设备。人没有统一协议,也没有一键复位。
晚上九点多,我们又路过那家超市。老陈去买烟,我站在门外等。
玻璃门推开时,我看见了她。
Mariam。
她已经重新戴好了黑色头巾,只露出脸。她手里拿着一袋牛奶和一包饼干,旁边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应该是她妹妹。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让开门口。
她也看见了我。
空气像忽然停了一下。
我没有上前,只低头,右手轻轻放在胸前,说了一句:“I’m sorry.”
声音很低,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她停住脚步。
小女孩抬头看她,又看我,有点疑惑。
Mariam没有立刻走。她看着我,眼神还是谨慎的,但不像那天那么慌。过了几秒,她说:“The shop lady gave me your note.”
我点头:“I am sorry for what happened.”
她握紧了购物袋的提手。
“Accidents happen,”她说,“but phones make people blind.”
我愣了一下,然后低声说:“Yes. You are right.”
她没有笑,也没有说原谅。
这反而让我觉得真实。
她只是牵起小女孩的手,从我身边走过去。经过我身边时,她又停了一下,说:“Next time, look where people are, not only where you go.”
我站在超市门口,点头。
“我会记住。”我用中文说了一遍,又用英语说,“I will remember.”
她走远后,老陈叼着没点燃的烟出来,问我:“见到了?”
“见到了。”
“说清楚了?”
我想了想,说:“没有完全说清楚。但够了。”
老陈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项目结束那天,客户给我们开了验收单。我把电脑合上,突然在公司出差报告的备注栏里多写了一段。
“建议后续赴阿联酋及中东地区出差人员,在出发前增加当地宗教文化和公共礼仪培训。现场工程师不仅代表技术能力,也代表公司对当地人的基本尊重。”
主管在微信上问我:“怎么突然写这个?”
我回:“不是突然,是这次吃了教训。”
他发了个问号,我没细说。
离开阿布扎比那晚,我又去了一次那家超市。不是为了见Mariam,只是买了几盒椰枣带回上海。
那个菲律宾店员帮我装袋时说:“She said you are a careful man now.”
我怔了一下。
店员笑了笑:“Only now.”
我也笑了,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回上海的飞机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黑色的海面和零星的灯。我打开手机备忘录,删掉了好几条想发朋友圈的内容。
那些关于高楼、海滩、项目验收、异国风景的句子,都显得太轻。
最后我只写了一句:
“二十四岁这一年,我在阿联酋学到一件事:不是故意,不等于没有伤害;道歉,也不是为了让自己马上被原谅。”
我没有发出去。
飞机落地浦东时,上海正在下雨。潮湿的空气一涌进廊桥,我忽然觉得熟悉得安心。
我妈来接我,撑着一把旧伞,第一句话就是:“瘦了,工作是不是很累?”
我把椰枣递给她,说:“还行,就是学了点工作以外的东西。”
她没听懂,只催我快走,雨要大了。
回家的路上,我把手机放进包里。地铁站里人很多,有人拖箱子,有人抱孩子,有人低头赶路。
以前我总觉得,只要自己不故意碰别人,就算不上错。
现在我会慢一点。
在人群里转身之前,我会先抬头看一眼。
因为我记得,在阿布扎比一个普通的夜晚,一个二十四岁的上海男工程师,因为低头看手机,不小心碰落了一位当地女士的头巾。
也记得她后来对我说的那句话。
看见你要去的路之前,先看见路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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