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个越来越危险的日本”系列评论之十三：高市“遥拜”背后，是军国主义借壳还魂

今年8月15日上午11时20分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乘坐公务车抵达作为“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会场的日本武道馆，下车后即朝着靖国神社所在的西北方向，依照“二拜二拍手一拜”的神社参拜仪轨完成了所谓“遥拜”。而高市身边人士向媒体作的说明也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遥拜”。遥拜在中文语境中本指远距离行礼，而在日本，“遥拜”早已与“旭日旗”一样，同为旧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符号性遗存，给东亚各国人民留下刻入骨髓的深重创伤。

此番“遥拜”，恰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借宗教仪式还魂的典型症候。

源自佛教礼仪，被转化为日本神道教固定仪轨

日语“遥拝”意为远距离向神佛、皇居或特定圣地行礼，其动作包括合掌、鞠躬、拍手等，是神道教和日本佛教共有的仪式传统。其词源可追溯至佛教“遥礼”的概念。佛教传入日本后，历经“神佛习合”等本土化进程，与神道教融合为“神佛合一”形态；后世经“神佛分离”运动，佛教的遥拜仪轨被移花接木，转化为神道教的固定仪轨。

日本神道教中“遥拜”最早的文献记载可溯至7世纪的“壬申之乱”。据《日本书纪》载，672年大海人皇子（后为天武天皇）在举兵之际向伊势神宫方向遥拜天照大神。至奈良时代，“遥拜所”已作为正式信仰设施存在——春日大社史料中即有“御盖山浮云峰遥拜所”的记录。另据菅原道真编纂的《类聚国史》记载，桓武天皇亦曾于延历九年（790年）九月在宫中大极殿遥拜伊势太神宫，奉纳神尝祭币帛。到江户时代，日本全国各地大量修建“遥拜所”，遥拜习俗遂在民间全面普及。

“遥拜”是军国主义符号的“借壳还魂”

将“遥拜”这一宗教仪式挪作政治化利用，肇始于明治时期。明治维新后，“遥拜”已超越单纯宗教仪式范畴，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操控意识形态、驯化国民精神的制度性工具。1872年（明治五年），日本太政官发布相关敕令，明确规定了“遥拜”的具体仪轨。1914年（大正三年），日本又通过敕令第10号《官国币社以下神社祭祀令》及内务省训令第4号等一系列法令，完成了“遥拜”从具体仪式到整体制度的统一。1944年日本陆军日常命令《独立步兵第十五大队第十四号日常命令》中明确载有仪式流程，足见“宫城遥拜”已与阅兵、诏书奉读并列，成为日军日常操典中制度化的精神教育科目。日本海军礼仪文书《海军礼式令》中也单独设有“遥拜式”专章。面向全体日军的《精神教育》纲领中，更将“精神训话；敕谕奉唱；宫城遥拜；乡土礼拜”等列为日常军政必修科目。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步步升级，“遥拜”还沦为殖民统治的精神枷锁——成为日本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台湾地区推行“皇民化”运动、从精神层面瓦解被殖民民众反抗意志的意识形态武器。在朝鲜半岛，日本殖民当局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等组织，强制要求民众“每朝宫城遥拜”，将“遥拜”仪式嵌入殖民地人民的日常生活。

此次日本首相的“遥拜”之举，本质上是旧日本军国主义符号体系在当代政治舞台上的赤裸展演。在全球镜头面前，这一行为无异于宣告：昔日的侵略意识形态正在借新的政治外壳“还魂”——这恰恰为高市早苗所谓“日本回来了”的政治宣言提供了最为露骨的注脚。

从宪法学视角审视，这场仪式公然践踏了日本和平宪法第二十条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该条明确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力”；“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首相以公职身份行宗教“遥拜”之礼，已构成国家行为与宗教仪式的非法媾和。更具悖谬意味的是，这场仪式将天皇当作任其摆布的政治道具——旧日本时代“宫城遥拜”尚因天皇居于宫城内而具有形式上的逻辑自洽，如今天皇明明亲临追悼仪式会场，首相却偏要背对天皇行此虚礼。即便依据日本保守派自身的政治逻辑，此举也堪称对天皇彻头彻尾的亵渎。

和平宪法第二十条的政教分离原则，源于对二战前国家神道与军国主义合流的历史反省。然而，高市早苗以首相身份行“遥拜”之礼，公然以国家公权力为宗教仪式背书，恰恰是对这一历史反省的背弃。这种将宗教仪式政治化的操作逻辑，与当年日本军部少壮派激进势力在战争前夜的政治手法如出一辙——以意识形态动员裹挟国家机器，以符号政治操弄社会民心。此外，近年来日本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美化和歪曲侵略历史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日本战后未能正确认识和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从“遥拜”看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制度性蔓延

高市早苗的“遥拜”之举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历史修正主义政治议程的制度化展演。在2026年“昭和百年”系列纪念活动中，政府刻意淡化甚至删除对战争责任的公开表述，转而以“国家荣光”和“传统复兴”为叙事主线，将纪念仪式重塑为意识形态动员的场域。与此同步，高市政府力推《教育敕语》复活法案，要求在中小学强化“爱国心”教育，并修订《宪法解释》以扩大首相在安全保障事务中的独断权限。日本《东京新闻》社论指出，这一系列操作“正在系统性改写战后和平教育的根基”，理应受到严厉谴责。从祭祀仪式的公共化推行，到教育叙事的行政干预，再到宪法解释的单边突破，高市政府的每一步都在侵蚀日本宪法所确立的和平主义与世俗国家原则。

殷鉴不远。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正是以“国家神道”为精神纽带，以“宫城遥拜”等仪式为日常规训手段，将整个国家绑上侵略战车。今天，当日本首相在全球镜头前重复同样的仪式动作，当“昭和百年”的纪念被用来遮蔽而非反省侵略历史，当行政权力与意识形态宣教深度绑定，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保持高度警惕。军国主义的魅影不会自行消退，唯有正视历史、尊重事实，才能真正走向和平。制度性的历史修正若不加遏制，终将把国家再次推向危险的单行线。（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陶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