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增加机构编制，如何形成国企基础研究决策支持体系？

基础研究对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科学发现向产业能力转化的路径日益复杂，如何提升基础研究方向选择的前瞻性与准确性，成为上海国资国企科技创新工作的一项现实课题。

国有企业党组织体系覆盖面广、协同快，具备承载基础研究战略预见功能的组织条件。通过构建“党员信息小组—部门党支部—企业党委”三级架构与“执行—协调—决策”闭环，可在不新增机构编制的前提下，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基础研究决策支持体系，为上海国资国企在“十五五”期间加强基础研究布局提供组织保障。

基础研究布局，重在“方向选择”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也是产业竞争力的深层支撑。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和四大新赛道的形成，都可以追溯到相关领域较早的科学积累。进入新阶段，基础研究工作面临的挑战有所变化：一方面，全球科学产出规模持续扩大，预印本等新型传播方式使成果扩散显著加快，使得企业和研究机构对前沿动态的跟踪难度上升；另一方面，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的周期差异明显加大，有的技术需要二三十年积累才形成产业，有的则在数年内迅速改变行业格局。这意味着，基础研究布局中“方向选择”和“时机判断”的重要性正在与“投入规模”同步上升。

对企业而言，基础研究投入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研究平台、人才队伍、学术网络一旦形成，短期内难以调整。因此，提高方向判断的前瞻性和准确性，是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效率的关键环节。这就需要建立更为有效的战略预见与决策支持机制。

发挥党组织优势，为科学决策提供组织保障

国有企业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

一是组织覆盖较为完整。根据生产单元、研发中心、项目团队等不同类型，规范党支部设置，党小组下沉到班组和课题组，末梢分布在车间、实验室、供应链前端、客户现场等信息产生的具体场景。这为形成分布式的信息感知网络提供了现成的组织依托。

二是层级贯通较为顺畅。党的组织生活为一线情况反映提供了相对直接的渠道，有利于减少信息在多层传递中的失真。

三是协同意愿基础较好。党组织所强化的共同目标意识和大局观念，有助于弱化部门壁垒，降低横向协同的组织成本。

四是与决策程序衔接较好。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是国有企业治理的既有制度安排。这为战略研判成果进入决策环节提供了制度接口，有利于解决研究成果“参考多、依据少”的问题。

综合来看，依托党组织体系开展基础研究战略预见，实质上是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为企业科技创新决策提供组织保障和信息支撑。这一探索并非将党建工作与科技工作简单叠加，而是在坚持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使党的组织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

三级闭环：“执行—协调—决策”精准运转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构建“执行—协调—决策”三级闭环体系。该体系可依托现有党组织架构。

在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供应链管理、海外机构、客户服务等信息较为集中的节点，依托现有党小组组建党员信息小组，承担日常信息搜集与一线信息采集、初步分析与筛选、向部门党支部上报有价值线索、反馈信息需求与工作难点、落实上级信息任务等职责。需要注意的是，执行层的定位是如实反映情况，而非作出结论性判断。

部门党支部承担着统筹管理本部门党员信息小组、汇总分析上报一线信息、与其他部门党支部开展信息协同与信息共享、向企业党委汇报部门信息成果与需求、向信息小组传达党委工作要求等职责。其中，横向协同是关键环节，可通过三项做法予以落实：一是建立支部联席研判会，定期组织研发、工艺、供应链、市场、投资等相关支部交流信息，重点讨论各方信息存在的差异之处；二是建立“多源印证”要求，同一趋势在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部门被观察到，方作为趋势判断上报党委，以提高信息的可靠性；三是在国资体系内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口党支部结对交流，为跨企业信息沟通提供组织渠道。

企业党委承担着汇聚各部门党支部上报信息、开展宏观战略研判与决策分析、制定企业信息工作整体战略指引、向各部门党支部传达决策部署等职责。可以通过三项制度予以落实：一是建立党委定期战略研判会议制度，围绕趋势研判、既有基础研究布局评估、下一阶段重点关注方向确定等内容开展讨论，形成书面研判意见；二是将研判意见作为党委前置研究讨论中涉及基础研究布局、重大研发投入、技术路线选择等事项的参阅材料，相关判断在讨论中予以回应，形成研判与决策的有效衔接；三是建立任务下达机制，党委可根据战略考虑，向相关支部提出重点关注的方向，使信息采集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关注。

由此，三级架构形成闭环：一线采集—支部汇总—党委研判—任务下达—一线再采集。

充分发挥上海国资国企党组织优势

上海推进这项工作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一是上海集聚大量国资国企，他们覆盖汽车、装备制造、材料、医药、电子信息、船舶海工、航空等重点领域，党组织网络的分布与国家战略性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有较高的重合度；二是不少国企研发中枢在沪、生产与市场网络覆盖全国乃至海外，跨地域的信息汇聚需要依托组织化渠道；三是上海集聚了大量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内部形成的趋势判断能够较便捷地获得外部印证；四是党建引领国企高质量发展、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等制度在上海国资系统落实较为扎实。

在推进节奏上，宜先试点、后推广。可以优先选择三类领域：基础研究依赖度高、技术路线不确定性较大的领域，如集成电路先进器件与新型计算架构、生物医药新型治疗模态与递送技术等；产业链安全关注度较高的领域，如关键基础材料、高端装备核心部件、工业软件底层技术等；未来产业方向选择，如未来能源、脑机接口、合成生物等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赛道。

加强基础研究，既需要持续增加投入，也需要不断提高方向判断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依托国企党组织构建基础研究战略预见与决策支持体系，是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的一种探索，有利于使一线感知、专业研判和企业决策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从上海的实际条件看，充分发挥国资国企党组织的组织优势，为基础研究布局提供更加扎实的信息支撑和决策依据，对于促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上海科技文化与人才研究院副院长）

原标题：《不增加机构编制，如何形成国企基础研究决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