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思想对河津精神的影响初探

薛瑄思想对河津精神的影响初探

薛瑄作为河东学派开创者，世称“薛河东”，其家族世居龙门，虽故里今行政区划划归万荣，然旧属古河津。薛瑄出身耕读世家，一生历仕四朝，为官清正，致仕后于河津创设文清书院，讲学授徒，接续卜子夏、王通以来河汾道统。其学以“复性”为宗，倡实学、重躬行、崇清廉、敦教化，思想深深浸润龙门大地，塑造了河津崇文重教、刚直守正、务实笃行、清廉向善的地域精神品格，对河津精神的历史塑造与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河津地处龙门之侧，黄河奔腾过境，自古为河东文化重镇。卜子夏西河设教，王通白牛溪讲学，奠定河汾儒学根基。降至明代，薛瑄崛起于龙门地域，上承程朱理学，下开河东实学一脉，是明代首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一代廉吏真儒。薛瑄出身龙门耕读门第，少年浸润乡邦儒风；居官二十四载，执掌刑宪监察，刚直不阿；致仕之后，居河津开设文清书院，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受业，“从教门外尘如海”，开启龙门又一个文教高峰。

龙门山河雄浑壮阔，孕育河津人刚毅质朴 的民风；薛瑄理学扎根乡土，将义理、德行落实于百姓日用，使圣贤之学走出书斋，融入乡俗家风。时至今日，河津崇教尚学、秉正守义、务本求实的地域精神，依然可以追寻到薛瑄思想的深刻烙印。薛瑄家世生平、思想内核与河津地域精神的内在关联，对于挖掘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赓续龙门文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薛瑄家族传承与生平履历

（一）家族渊源与家学熏陶

薛瑄家族，世居黄河东岸龙门之地。薛氏并非豪门显宦，乃是耕读传家的普通乡族。

薛瑄曾祖薛仲义，居家孝谨，乐善好施，在乡以德行著称。祖父薛海，恪守勤俭，安于乡土。父薛贞，由乡儒起家，以明经出任教谕，先后在玉田、荥阳、鄢陵等地担任学官，毕生从事地方文教，不事贪求，以廉洁方正传家。

薛贞为官清苦，俸禄微薄，却始终重视子弟教育。薛瑄幼年随父宦游各地，耳濡目染父亲作为学官诲人不倦、清贫自守的品格。父亲不尚浮华、笃实治学的家风，深刻塑造薛瑄的人格。薛瑄后来一生重实学、尚清廉，根源即在于薛氏家族代代相传的耕读德行。薛氏家风，不讲显赫功名，重在修身律己、待人宽厚，这种平民儒者的家学底色，也使得薛瑄理学能够贴近民间日用，而非少数士大夫的空谈义理。

明史载:薛瑄，字德温，河津人。父贞，洪武初领乡荐，为元氏教谕。母齐，梦一紫衣人谒见，已而生瑄。性颖敏，甫就塾，授之诗书，辄成诵，日记千百言。

（二）薛瑄生平简述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 少年天资聪敏，既研习辞章，又沉潜程朱理学。青年时代，放弃科举辞章之学，专意躬行义理。

永乐十九年，薛瑄登进士第，由此步入仕途。宣德年间，授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银场为财赋要地，历来官吏多借机敛财，薛瑄到任之后，杜绝一切馈赠贿赂，写下“有土皆豪，无金不冶”以自警，一身清白，声闻朝野。

正统朝，升任大理寺少卿，执掌刑狱。时值宦官王振专擅朝政，朝野官员多奔走其门。王振欲拉拢薛瑄，薛瑄坚持“拜爵公朝，谢恩不私室”，拒不私下拜谒，由此触怒王振，遭诬陷下狱，几至处死。在狱中，薛瑄仍读《易》不辍，置生死于度外，时人誉之为“铁汉公”。后得朝臣营救，削职放归龙门。

罢官回乡期间，薛瑄居家讲学，砥砺学问，四方士子闻风而至。景泰年间再度起用，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薛瑄居官，重刑狱公允，体恤民隐，不党权贵。天顺初年，英宗复辟，薛瑄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目睹朝堂权争纷乱，薛瑄不愿苟合时局，坚决辞官致仕。

天顺元年，薛瑄归居河津，设立文清书院，开门授徒，专心著述讲学。远近士子云集门下，河东学派由此正式发扬光大。天顺八年，薛瑄卒，年七十六。谥“文清”。后从祀孔庙，有《读书录》《读书续录》《从政名言》《薛文清公全集》传世。

薛瑄一生，出处进退皆守道义：居官则刚直清廉，居乡则兴教化俗。仕途几经沉浮，而守道之心始终不变。

二、薛瑄思想的核心内涵

薛瑄之学以复性为宗旨，主张“理在气中”，反对空谈性理，强调学问贵在践履，形成独具北方特色的河东实学体系，可概括为实学躬行、清廉为政、修身齐家、教化乡邦四大层面。

第一，实学躬行，知行合一。薛瑄批判浮虚的章句俗儒，提出“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认为学问不在于辞章之美，而在于落到日用实践。读书是为检束身心，不是博取功名。反对脱离现实的玄谈，把格物致知落实于处事待人、民生实务，开启明清实学思潮之先声。

第二，正大立心，崇廉守道。薛瑄身历王振专权的黑暗时代，以“铁汉公”名动朝野。在《从政名言》中提出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他将廉洁分为三重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为上，尚名节而不苟取次之，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为下”，把清廉建立在明理自觉之上，而不只是畏惧刑罚，构建一套完整的官德理论。

第三，克己修身，厚恕传家。《读书录》大量记述自我省察功夫，每日反省一日言行，有错则思改。提出“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倡导俭朴为美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向内修养本心，向外宽厚待人，把理学修养转化为普通人可以践行的道德准则。

第四，讲学化俗，教化乡邦。薛瑄继承河汾讲学传统，不以学问秘于一己，致力于化导乡俗。主张儒学不只是士大夫的专利，义理存于百姓日用之间，士农工商皆可以明理向善，体现出面向民间的教化精神。

三、薛瑄思想在河津的传播与落地

薛瑄与河津的联系，在于他在此地完成晚年讲学事业，把河东学派的火种播撒龙门。 光绪《山西通志》载:文清书院在河津县南街。本薛文清公讲学地，其南即正学祠，也明宏治中参政王盛修葺题今名，国朝乾隆二十九年知县黄鹤龄拓建，与文清祠通，又龙门书院。康熙中知县杨玉所建在县治东南，寻废入此院。

其一，文清书院的讲学实践。天顺元年薛瑄致仕还乡，居于河津旧宅，设立书院，后世称文清书院。秦、楚、吴、越学子络绎奔赴，阎禹锡等知名弟子不远千里来河津受学，河东学派由此发扬光大。书院不专重科举时文，重在讲习修身、实理实务，打破理学只流行江南的格局，使龙门成为北方理学传播中心之一。

其二，诗文书写龙门，精神与山河共振。薛瑄作《游龙门记》，描摹禹门山河，借山水体悟义理。黄河龙门冲破山崖、奔腾向前的气象，与薛瑄刚直不屈、破除流俗的人格精神互为映照。山河之壮与圣贤之德相互交融，深刻影响本地士人精神气质。

其三，潜移默化浸润乡土社会。薛瑄的著作《读书录》《从政名言》在河东广为传抄，士人诵读研习；其清廉刚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士人以薛瑄为楷模，乡族以勤俭忠厚为家风，理学义理转化为民间的价值取向，使河津接续西河讲学的文化传统，形成“重气节、务实行”的士风民风。

尽管后世行政区划调整，薛瑄故里划入万荣，但河津始终保存文清书院记载，历代官修《河津县志》均把薛瑄作为本土先贤予以记载、祭祀。从史志传承角度，薛瑄属于龙门文脉共同体的重要代表人物。

四、薛瑄思想对河津地域精神的塑造

河津精神，根植于黄河龙门雄浑的地理环境，又经子夏、司马迁、王通、薛瑄三位圣贤相继涵养，呈现崇文重教、刚直守正、务实笃行、崇德向善的特质，处处可见薛瑄思想的烙印。

（一）崇文重教，薪火相继

薛瑄毕生以讲学为己任，反对空谈，倡导实学教育。受其影响，明清河津书院兴修不绝，民间读书向学之风兴盛。士人读书不以博取功名为唯一目标，更加看重德行修养。读书明理、耕读传家，成为民间普遍追求，塑造河津世代崇文重教的文化底色。

（二）刚直守正，不阿权势

龙门大河一往无前的气魄，结合薛瑄“正大立心”的士大夫风骨，塑造本地士民刚直守正的精神气质。薛瑄不惧权阉，宁死不曲的人格典范，为后世士人树立标杆。河津历史上不少官吏居官正直，不徇私情，民间崇尚公道正义，鄙夷趋炎附势，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三）务实笃行，不尚虚浮

河东实学精神深刻影响河津民风。薛瑄主张“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重实践、轻虚谈。反映到地域社会，就是崇尚实干，反对浮华伪饰。无论是农耕劳作，营商兴业，还是士人治学做事，讲究脚踏实地，务求实效，不务虚文。

（四）勤俭宽厚，崇德睦族

薛瑄提倡节俭朴素，主张宽厚容人，这套修身齐家理念渗透到家风乡约之中。河津宗族普遍重孝悌、尚勤俭、讲宽厚，重视家族教化与邻里和睦，把理学道德转化为乡俗习惯，维系地方社会良序。

五、薛瑄思想的当代启示与传承路径

今天挖掘薛瑄留给河津的精神遗产，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一，深化文史研究，厘清历史文脉。尊重历史沿革，把薛瑄纳入龙门先贤研究体系，将薛瑄与卜子夏、王通一体开展研究，整理文献，开展考察研讨，讲好“龙门三贤”故事，彰显河汾道统的完整脉络。

第二，活化书院文化资源。依托莲池文清阁，开展研学、讲座，传播薛瑄实学、廉政、家风思想，让古代圣贤智慧服务当代社会。

第三，弘扬清廉实干的价值导向。借鉴薛瑄“三重廉论”与实学精神，将明理守正、务实担当融入新时代乡风文明、机关廉政教育，以古鉴今。

第四，推动家风家教建设。萃取薛瑄修身、宽厚、勤俭的家教思想，运用于家庭文明建设，涵养淳朴向上的社会风气。

薛瑄出身龙门薛氏耕读世家，承父辈清白家声，一生历仕四朝，处庙堂则刚直奉公，归乡里则兴学传道。作为河东学派开山宗师，接续河汾儒学道统，以实学立身，以清廉垂世，以讲学化俗。虽然故里今分属两县，但思想精神早已融入龙门地域血脉，深刻塑造河津崇文重教、刚直守正、务实笃行、崇德宽厚的精神品格。

黄河龙门奔流不息，圣贤文脉历久弥新。新时代回望薛瑄，就是要从本土先贤思想之中汲取力量，守实学之本，扬清正之风，赓续千年龙门文脉，赋能地方文化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