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田地被偷全村没人承认，我偷偷洒了泻药进去，第二天傻眼了

楔子/

我家田地被偷全村没人承认，我偷偷洒了泻药进去，第二天傻眼了

我家那块田，在村东头的河湾里，土肥得能攥出油来。

每年开春，我爹都要去田埂上转几圈，蹲下来抓一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

他说，这土有腥味，是活土，种啥长啥。

爹走的那年，把田交给我，说：“别荒了它，也别卖。人在，田在，根就在。”

我应了。

可我没想到，人心能坏到这种地步。

我叫李建军，属虎的，今年四十八。在村里，别人都喊我“老李”，或者“建军”。我不爱说话，闷头种地，闷头过日子。我媳妇秀兰，跟了我二十三年，没享过啥福，也没抱怨过啥。我们有个闺女，叫李小曼，在省城念大学，今年大四，正忙着找工作。

日子本该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像村西头那口老井，不声不响，年头久了，井沿上的石头都被磨得锃亮。可今年开春，这口井里，被人扔进了一块大石头，激起的不是水花，是泥。

事情得从正月十六说起。

那天早上，秀兰煮了元宵，芝麻馅的，我吃了八个。吃完我扛着锹，想去河湾地里看看，翻翻土，等着过些日子种春玉米。走到地头，我愣住了。

田埂靠东边，被挖开一个大豁口，像人脸上被刀拉了一道口子。泥土翻得乱七八糟，里面掺着碎砖头和烂草根。我蹲下细看，那豁口足有一米多宽，半米深，明显是有人故意用铁锹挖的，把好端端的田埂给糟蹋了。田埂上还留着几个清晰的鞋印，四十二三码的，底纹是那种常见的解放鞋纹路。

我心里“咯噔”一下，火气“腾”地就上来了。这田埂，是我爹在世时一锹一锹培起来的，挡水护田，也是地界。现在被人挖成这样，不仅田里的肥水会跑，地界也模糊了。

我站在地头，吼了一嗓子：“哪个王八蛋干的？有种站出来！”

风从河湾里刮过来，冷飕飕的，把我的声音吹散了。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远处河滩上几只野鸭扑棱翅膀的声音。

没人应。

我沿着田埂转了一圈，想找点线索。除了那几个鞋印，啥也没有。我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红梅”，点上，狠狠吸了一口。烟圈在冷空气里散得很快，像我这会儿的心情，又急又乱。

我决定回村里问。

先去了隔壁田的老赵家。老赵叫赵德柱，五十出头，瘦高个，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他家那块地跟我的地紧挨着，中间就隔着我那条被挖的田埂。

“老赵，”我站在他家院门口，压着火，“今早去地里了没？”

赵德柱正蹲在院子里磨锄头，头也没抬：“没去。大正月的，地还没开化，去干啥？”

“我家田埂被人挖了，挖得一塌糊涂。”我盯着他的脸。

赵德柱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飘：“哦？有这事？谁干的？”

“我正想问你呢。”我说，“你家地跟我家地挨着，你就一点没听见动静？”

赵德柱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干笑一声：“建军，你这话啥意思？我夜里睡得死，打雷都听不见。再说了，我挖你家田埂干啥？我又不闲得慌。”

我看着他，没说话。赵德柱这人，平时就爱占点小便宜，去年秋天他家收玉米，收割机压过我这边两垄地，连个招呼都不打。但要说他半夜去挖田埂，好像也没那个胆。

“我不是那意思。”我缓了缓语气，“就是问问，看你有没看见啥。”

“没看见。”赵德柱摆摆手，“你再去别家问问吧。”

我从赵德柱家出来，心里更堵了。接下来，我又去了村东头的刘大脑袋家、村中间的王瘸子家，还有村西头的孙寡妇家。他们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出门，有的反过来问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口径出奇地一致——不知道，没看见，不是我。

一上午跑下来，我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劲使不出。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好像我是个无理取闹的疯子。

回到家，秀兰已经把午饭做好了，白菜炖粉条，贴了几个玉米饼子。我坐在饭桌前，闷头吃饭，一句话不说。

“咋了？”秀兰给我盛了碗汤，“谁又惹你了？”

“田埂被人挖了。”我咬着饼子，腮帮子一鼓一鼓的，“问了一圈，没一个承认的。”

秀兰也愣了：“挖田埂？这大正月的，谁这么缺德？”

“谁知道。我看就是眼红咱家那块地。”我放下筷子，“那块地土质好，产量高，村里眼红的人多了去了。”

“那也不能偷偷摸摸挖田埂啊。”秀兰叹了口气，“要不，去找找村委会？让村干部给评评理。”

“找他们有啥用？”我冷笑一声，“村委会那几个人，自己屁股都不干净。去年村里修路，那笔账到现在都没公示，谁管这鸡毛蒜皮的事。”

秀兰不说话了。她知道我的脾气，认死理，钻牛角尖，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去地里转一圈，田埂还是那个豁口，像一道敞开的伤口，没人来补。我越想越气，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秀兰被我折腾得也睡不好，侧过身来，轻声说：“要不，咱自己把田埂修上算了，别较劲了。”

“修上？”我猛地坐起来，“他们挖，我修，这口气我能咽下去？不把这个人揪出来，我李建军三个字倒着写！”

秀兰不说话了，只是长长叹了口气。我知道她担心我，怕我惹出什么祸来。可这股气憋在心里，像地里的杂草，不除不快。

又过了两天，我去镇上赶集，买化肥。在集市上碰见了邻村的一个熟人，叫老周。老周跟我以前一起在县里砖厂干过活，关系还不错。我拉着他到路边小饭馆坐下，要了两个小菜，一瓶白酒。

几杯酒下肚，我把田埂的事说了。老周听完，咂了咂嘴：“建军，你傻啊。这种事，你还到处问？越问越没人承认。你也不想想，村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谁会为了你得罪另一个人？”

“那你说咋办？”我红着眼睛，“就这么算了？”

老周压低声音：“我跟你说个事儿。前年我们村，也有人家的地被人使了坏，往井里扔死猫。那人也是到处问，没人认。后来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谁也不问了。就在那井边扎了个稻草人，写了几个字——‘坏事做绝，断子绝孙’。没出一个月，干坏事那家自己就出事了，他儿子骑摩托摔断了腿。”老周说得神神秘秘，“这叫啥？这叫心理战。你越折腾，他越得意。你不折腾，他自己心里犯嘀咕。”

我听着，半信半疑。但老周的话，多少让我心里松动了些。是啊，我越闹，那个人越躲在暗处看笑话。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酒劲上头，坐在院子里抽烟。月光很亮，照得院子里的老槐树影子斑斑驳驳。我盯着地上那些树影，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你们不是都不承认吗？行。那我也不找你们了。我有我的办法。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怎么也压不下去。

第二天，我去镇上药店，跟卖药的老张说最近上火，便秘，想拿点泻药。老张跟我熟，也没多问，给我拿了一瓶酚酞片，叮嘱我一次最多吃两片，别过量。

我攥着那瓶药，手心全是汗。

回到家，我把药片碾成粉末，用旧报纸包好，揣在怀里。等到半夜，我悄悄出了门，直奔河湾地。

那晚没有月亮，天黑得跟锅底似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地边，摸到那个被挖开的豁口。我蹲下来，从怀里掏出纸包，把药粉均匀地撒在豁口附近的泥土上。来之前我想过了，这些泥，谁挖的，谁最清楚。他心里有鬼，肯定会找机会来毁尸灭迹，把那些泥弄走。只要他碰了这些泥，手上沾了药粉，吃饭喝水，总有中招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这一招有没有用，但那会儿，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恶人得遭报应。

撒完药，我站起来，风从河湾里刮过来，带着泥土和枯草的气味。我打了个寒颤，快步往家走。

那一夜，我睡得格外踏实。也许是药粉撒出去了，心里的气也撒出去了一半。

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起了床，洗漱，吃饭。秀兰看我脸色好看了些，还打趣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想通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却在想：等着吧，今天，肯定有人要倒霉。

我故意磨磨蹭蹭地吃完早饭，然后出了门。我没有直接去地里，而是在村里溜达。我想看看，今天谁家会有异常。

我先去了赵德柱家院门口。他家大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砰砰”的剁菜声，正常得很。我往里瞄了一眼，赵德柱正蹲在院子里劈柴，旁边他老婆在喂鸡。一切如常。

我又去了刘大脑袋家。刘大脑袋正跟他媳妇在门口择菜，看见我，还笑着打了个招呼：“建军，吃了吗？”

“吃了。”我应了一声，心里犯嘀咕：也没事？

我几乎把半个村都转了一圈，各家各户都跟往常一样，没见谁捂着肚子跑茅房，也没见谁家传出什么异常动静。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难道那药没起作用？还是说，挖田埂的人根本就不在村里？又或者，他挖了之后，压根就没再碰过那些泥？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自家田地边。

然后，我傻眼了。

田埂上的豁口，被填平了。填得整整齐齐，还用脚踩得结结实实。不仅填平了，旁边还培了新土，比原来还高出一点。豁口两边的杂草也被清理干净了，整条田埂看起来焕然一新。

我愣在那里，像被雷劈了一样，半天回不过神来。

谁干的？是谁半夜悄悄把田埂修好了？

我蹲下来，仔细查看那些新土。土是新鲜的，带着河湾里特有的潮气。土里还混着一些碎草屑，看得出是用心培的。我伸手摸了摸，土很实，不像是敷衍了事。

我心里翻江倒海。难道有人良心发现了？还是说，我撒的泻药被谁无意中当成了肥料？又或者，挖田埂的人知道我在查，怕了，所以偷偷修补？

可这也太巧了。

我站起身，绕着田埂走了一圈。在田埂西头，我发现了一样东西——半截烟头。烟头是“白沙”牌的，烟嘴上还留着牙印。我捡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有一股劣质烟草和唾沫混合的味道。

我认得这个牙印。

我们村抽“白沙”牌烟的人不多，赵德柱是一个。他的烟瘾大，一天两包，烟嘴上总是咬出很深的牙印。而且他有个习惯，抽完烟，烟嘴那截总是咬扁了。

我盯着那半截烟头，手指微微发抖。

难道是赵德柱？

可他为什么要挖我的田埂，然后又偷偷修好？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如果真是他，那他昨晚肯定来过地里。那他碰了那些撒了药的泥，怎么一点事没有？难道他戴了手套？还是说，那点泻药，对他这种老烟鬼的肠胃根本不起作用？

我越想越乱，把烟头揣进兜里，转身回家。

路上，我经过赵德柱家门前。他还在院子里劈柴，看到我，停下手里的活，笑着问：“建军，又去地里了？”

“嗯。”我站住，看着他。

“你那田埂修好了没？”赵德柱拿起旁边的毛巾擦了把汗，“我跟你说，别因为这点事伤了邻里和气。要是没修，等哪天我闲了，帮你拾掇拾掇。”

他这话说得云淡风轻，好像真的只是个热心的邻居。可他那双眼睛，却躲躲闪闪的，不敢跟我对视。

我心里冷笑一声，嘴上却说：“不用了，已经有人帮我修好了。”

“哦？”赵德柱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那好啊，省得你费心。”

我点点头，走了。

回到家，秀兰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问：“又去地里了？田埂的事有眉目了？”

“有。”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有人偷偷把田埂修好了。”

“真的？”秀兰转过身，一脸惊讶，“谁这么好心？”

我掏出那半截烟头，递给她：“你看看，这烟头是谁的？”

秀兰接过烟头看了看，皱起眉头：“这我哪看得出来？”

“赵德柱的。”我说，“他抽烟，烟嘴总是咬扁了。这烟头，跟他的牙印一模一样。”

秀兰愣了：“你是说……赵德柱挖的？可他为啥又修好？”

“我也想知道。”我重重叹了口气，“这事，越来越蹊跷了。”

那天下午，我没出门，坐在院子里发了一下午的呆。脑子里反反复复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田埂被挖，全村没人承认，我撒泻药，田埂被修好，捡到赵德柱的烟头。这些事像一根根线，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我理不出个头绪。

傍晚的时候，村里的广播突然响了，是村主任老王的声音：“通知，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在村委会门口开村民大会，商量今年春耕的事，各家各户至少去一个人。再说一遍，明天上午九点……”

秀兰正往锅里下米，听见广播，抬头看了我一眼：“明天开会，你去不去？”

“去。”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正好，我有话要问。”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到了村委会门口。村委会是几间平房，门口有块空地，常年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我到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人，三三两两地站着，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

赵德柱也来了，站在人群外面，低头抽烟。看见我，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村主任老王站在台阶上，清了清嗓子：“大家静一静，我说几句。今年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上面号召咱们搞科学种田，镇里给咱们村批了一批优质玉米种子，价格比市面上便宜不少，想要的到会计那里登记。另外，关于地界的事，我再强调一下，各家各户看好自己的田，别因为地界闹矛盾……”

老王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盯着赵德柱看。赵德柱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把头低得更低了，烟抽得也更凶了。

老王讲完，人群开始散去。我几步走到赵德柱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老赵，有空吗？跟你说几句话。”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些。

赵德柱抬起头，眼神闪烁了一下：“啥事？建军。”

我掏出那半截烟头，在他眼前晃了晃：“这烟头，是你的吧？”

赵德柱脸色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什么烟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我压低声音，“昨天早上，我在田埂上捡的。那田埂，是你挖的吧？也是你修的，对不对？”

赵德柱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左右看了看，见有人往这边瞄，压着嗓子说：“建军，你别血口喷人！我凭啥挖你家田埂？我吃饱了撑的？”

“那你解释解释，这烟头为啥会落在我家田埂上？你昨天早上不是说你没去过地里吗？”

赵德柱语塞了。他的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憋出一句：“我……我路过，不行吗？”

“路过？”我冷笑，“你家在村东，地在村东，你路过我家河湾地？赵德柱，你编瞎话也编个像样点的。”

赵德柱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都暴起来了：“李建军，你别欺人太甚！你说我挖你田埂，你有证据吗？就凭一个烟头？我告诉你，这烟头谁都能捡，你要是再胡搅蛮缠，别怪我不客气！”

他的声音很大，引得还没走的人都围了过来。村主任老王也过来了，问：“咋回事？老李，老赵，你俩吵啥？”

我指着赵德柱：“王主任，你来得正好。我家田埂前几天被人挖了，我昨天在地里捡到这个烟头，是赵德柱的。我怀疑是他干的。”

赵德柱跳起来：“放屁！老子没干！李建军，你别逮着谁咬谁！”

老王皱起眉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赵德柱：“老李，这种事不能光凭一个烟头就下结论。老赵，你也别激动。要不这样，你们先各自回家，这事回头我查一查。”

“查？”我冷哼一声，“查了快一个星期了，查出个屁。我不管你们查不查，反正这烟头我留着。赵德柱，我告诉你，你要是心里没鬼，就把你昨天早上去哪儿了，说清楚。”

赵德柱梗着脖子：“我哪记得那么清楚？我天天出去转，谁给我记着？”

眼看越吵越凶，老王赶紧让人把我俩拉开。我被人推着往后退了几步，眼睛却死死盯着赵德柱。赵德柱也不甘示弱地回瞪着我，嘴里骂骂咧咧。

那天晚上，我没吃几口饭。秀兰坐在我对面，小声说：“你跟赵德柱那么吵，也不见得是好事。万一真不是他呢？”

“不是他还能是谁？”我拍了下桌子，“那烟头就是他的，牙印都对上了。而且他今天那反应，明显就是心虚。”

“可他为啥要挖咱家田埂呢？”秀兰还是想不通，“他家又不缺那点地。”

“我怎么知道？也许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正说着，外面传来敲门声。秀兰去开门，进来的是刘大脑袋。刘大脑袋四十出头，圆脸，胖乎乎的，平时跟我关系一般，不算好也不算坏。

“建军，在家呢？”刘大脑袋进了屋，脸上带着笑，但笑得有点勉强。

“啥事？”我没好气。

“那个……我听说你今天跟赵德柱闹起来了？因为田埂的事？”刘大脑袋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

“嗯。你有事？”

刘大脑袋搓了搓手，压低声音：“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其实……其实你家田埂被挖那事，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

我一听，立马坐直了身子：“谁？”

刘大脑袋犹豫了一下，声音更低了：“是王瘸子。”

“王瘸子？”我和秀兰异口同声。

王瘸子大名王福来，五十岁左右，腿有点跛，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他这人平时爱贪小便宜，喜欢占人几棵葱、几头蒜的，但要说半夜去挖人田埂，我还真没想过是他。

“你确定？”我盯着刘大脑袋。

刘大脑袋点点头：“我有个习惯，晚上睡觉前喜欢在村里溜达一圈。正月十五那天晚上，我出来上厕所，看见王瘸子扛着把铁锹，从村东头过来，当时我还纳闷，大半夜的，他扛锹干啥。第二天你家田埂就被人挖了，你说巧不巧？”

我沉默了。正月十五，也就是我被挖田埂的前一天。晚上，王瘸子扛着铁锹，从村东头过来。这信息，比烟头更有说服力。

“那你之前咋不说？”我盯着刘大脑袋。

刘大脑袋挠了挠头：“当时不是没往那方面想吗？王瘸子那人，虽然爱占便宜，但也没干过这种坏事。再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不想得罪人。这不今天看你跟赵德柱闹翻了，怕你们打起来，我才过来跟你说说。”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原来不是赵德柱，是王瘸子。那我撒的泻药，岂不是便宜了那个修田埂的人？不对，如果王瘸子挖了田埂，那又是谁修的呢？

“行，我知道了。”我站起身，“我这就去问王瘸子。”

刘大脑袋赶紧拉住我：“别别别，建军，你可别说是我说的。王瘸子那人，记仇。”

“你放心。”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不会把你供出去。”

刘大脑袋走后，秀兰一脸担忧地看着我：“这么晚了，还去？”

“去。趁热打铁。”我套上外套，出了门。

夜色很浓，村里的路灯有的亮有的不亮。我快步走到王瘸子的小卖部前。小卖部已经关门了，但里面透出一点灯光。我拍了拍门，喊：“王瘸子，开门！”

过了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王瘸子不耐烦的声音：“谁啊？大晚上的，买啥明天再来。”

“是我，李建军。找你问点事，开门。”

里面沉默了一阵，然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门开了一条缝，王瘸子露出半张脸，警惕地看着我：“建军？这么晚了，啥事？”

我把刘大脑袋的话复述了一遍，当然，没说信息来源。说完，我盯着王瘸子的眼睛：“王瘸子，你说吧，田埂是不是你挖的？”

王瘸子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点发青。他眼神躲闪，嘴唇哆嗦了一下，但很快梗着脖子说：“放屁！谁说的？这是谁在背后嚼舌根？我王瘸子行得正坐得端，挖人田埂这种事，我干不出来！”

“正月十五晚上，你干啥去了？”我逼视着他。

“我……我在家睡觉！”王瘸子提高嗓门，“咋了？我晚上睡觉还犯法了？”

“有人看见你半夜扛着铁锹从村东头回来。”我说。

王瘸子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突然打了一拳。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挥了挥手：“谁看见的？叫他出来对质！我正月十五晚上根本就没出门。那几天我腿疼得厉害，贴了膏药，早早就睡了。再说，我扛铁锹干啥？我腿脚不方便，半夜出去扛铁锹，我疯了？”

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我看着他，一时也分不清他是在演戏还是真的被冤枉了。

“那你敢不敢跟我去地里，对质一下鞋印？”我灵机一动，想诈他一下。

王瘸子冷笑一声：“去就去！谁怕谁？不过建军，我告诉你，如果最后证明不是我，你可别怪我翻脸。”

他的表情很硬，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动摇了。也许刘大脑袋看错了？也许王瘸子那天晚上只是路过？

从王瘸子家出来，我心里更乱了。赵德柱有烟头，王瘸子有人证。可这两个人都不承认。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挖的，那又是谁修好的？修田埂的人，为什么不留名？

我站在村头的十字路口，夜风吹得我打了个寒颤。远处，河湾地的方向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陷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第二天一早，我去地里。田埂还是那个修好的样子，整整齐齐。我蹲在田头，看着那道田埂，心里五味杂陈。

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孙寡妇。孙寡妇四十岁左右，丈夫前年得病没了，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她长得清秀，干活也利索，在村里人缘不错。

“建军哥，这么早。”孙寡妇笑了笑，脸上带着点倦色。

“嗯。你也早。”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孙寡妇走到地边，指了指田埂：“修好了啊？谁修的？”

“不知道。”我摇摇头，“可能是哪个好心人吧。”

孙寡妇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我看着她，忽然心里一动，问：“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孙寡妇低下头，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建军哥，其实……其实我那天晚上看见有人在你地里干活。”

“哪晚？”

“就你田埂被挖的那天晚上。我失眠，出来走走，走到河湾那边，看见有个人影在你地里晃。当时天黑，我也没看清是谁，只看见是个男的，个子不高，动作挺利索的。”

“个子不高，动作利索……”我在心里飞快地过着村里符合这个特征的人。王瘸子个子不高，但他腿脚不方便，动作算不上利索。赵德柱个子高。那还有谁？

“你没靠近看看？”我问。

孙寡妇摇摇头：“没有。大晚上的，我一个女人家，哪敢靠近。我远远看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后来听说你田埂被挖了，我还寻思是不是那个人干的。但我不敢说，怕惹麻烦。”

我点点头，没再追问。孙寡妇的话，让我的调查方向更乱了。一个不高、动作利索的男人。村里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不少。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又出了新的幺蛾子。

那天中午，我回家吃饭。秀兰不在家，锅里温着饭，一张纸条压在灶台上：“我去镇上一趟，给闺女汇点生活费。饭在锅里。”

我胡乱扒拉了几口饭，心里装着事，怎么也吃不香。放下筷子，我坐在堂屋里抽烟。烟雾缭绕中，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那块田，我爹留下来的那块田，到底惹了谁？

下午，我去了趟镇上，买了两包好烟，又买了瓶“二锅头”。回到家，我把烟和酒摆在堂屋的桌子上，拜了拜我爹的遗像。爹的照片有点发黄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有神，直直地看着我。

“爹，你说句话啊。”我喃喃自语，“这田，我该咋办？”

照片上的人当然不会回答。我叹了口气，把烟酒收起来。秀兰从镇上回来了，手里提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的是给闺女买的零食和日用品。

“我算着日子，小曼快回来了。”秀兰把东西归置好，“她大四了，该实习了。她说想回县里找个工作，离咱近点。”

“回来好。”我点点头，“在外头飘着，总不是个事。”

“那你这田埂的事，查得咋样了？”秀兰给我倒了杯水。

我把孙寡妇的话说了。秀兰听完，皱起眉头：“不高，利索……王瘸子是不高，可他腿不利索。赵德柱个子高。刘大脑袋倒是不高，也挺利索的……”

“刘大脑袋？”我摇摇头，“不能吧。他跑过来跟我说是王瘸子，难道他自己干的，栽赃给王瘸子？”

秀兰也说不准。我们两口子坐在堂屋里，对着那张饭桌，一时都沉默了。

日子还得过。春耕开始了，我忙着整地、施底肥、买种子。田埂的事，我暂时搁在一边，但心里始终扎着一根刺。

一个多星期后，闺女小曼从省城回来了。她个头又高了点，头发剪短了，穿着件米色的外套，看着比走的时候精神了些。我那天特意买了二斤排骨，让秀兰炖了。小曼是我和秀兰的命根子，虽然她念大学后见面少了，但每次回来，家里就跟过年似的。

饭桌上，小曼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事，说老师推荐她去县里一家事业单位实习，坐办公室，整理档案。我和秀兰听了都高兴。

“那好啊。”我夹了块排骨到她碗里，“县里离家近，想回来随时能回来。”

“嗯。”小曼点点头，忽然话锋一转，“爸，我听说咱家田埂被人挖了？找到人了吗？”

我筷子一顿：“你听谁说的？”

“村里的群啊。赵婶在群里说的，说有人半夜挖了咱家的田埂，还说你跟赵德柱吵了一架。”小曼叹了口气，“爸，你说你，为了这点事，值得吗？”

“怎么不值得？”我放下筷子，“那田是你爷爷留下的。田埂就是地界，地界没了，地就说不清了。这不仅是钱的事，是理。”

小曼看着我，没再顶嘴。她知道自己爹的脾气，认准的事，不好劝。

“对了，爸，你往田里撒什么东西没有？”小曼突然问。

我心头一跳，但脸上不动声色：“撒啥？底肥呗。”

“哦。我同学说，现在流行用生物菌肥，能改善土壤。”小曼夹了口菜，“不过现在有些肥料也不安全，听说有人往地里撒过期的药，把庄稼都毁了。”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心里却虚得很。我撒泻药的事，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不过还好，那些药粉撒在田埂上，没撒到田里，而且看后来田埂被修好的样子，估计药粉也跟泥土一起被埋进去了。只是不知道，那个修田埂的人，会不会因为接触了药粉而中招。这些天村里也没听说谁闹肚子，应该是没事。

想到这里，我心里又七上八下的。一方面，我希望那个挖田埂的人得到惩罚；另一方面，我又怕真的闹出什么事来，最后不好收场。

小曼回县里实习后，家里又恢复了冷清。春耕正式开始，我每天早出晚归，累得腰酸背痛，但心里那种被针扎的感觉，始终没消。

赵德柱见了我，也不说话，低着头快步走过去，像躲瘟神一样。王瘸子更是把我当透明人，有几次在小卖部买东西，他找零钱的手都故意不碰到我。

村里关于田埂的议论也渐渐多了起来，有说是我家祖坟风水被破了，有说是村里有人使坏，还有的私下里说，这事八成是李建军自己搞的，想讹人。我听到这些话，肺都要气炸了，但秀兰拉着我，不让我去找人理论。

“算了。”秀兰说，“清者自清。”

可事情偏偏没那么简单。

四月的一天，我在田里补种玉米苗。天气转暖，河湾里的水汽蒸上来，空气里都是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我弯着腰，一苗一苗地补，腰都快断了。

中午歇晌的时候，赵德柱的老婆张桂芝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喊：“建军！建军！你快去看看吧，你家田里出事了！”

我心里一沉，扔下锄头就往田里跑。跑到地头，我傻眼了。

田里刚补下去的玉米苗，不知被什么东西祸害了。靠近田埂的那几垄，苗子东倒西歪，叶子蔫了吧唧的，有的叶子直接黄了，像被什么烧了根。我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一股刺鼻的酸味，像药水。

“这是咋回事？”我抬起头，看着站在不远处的几个围观村民。

没人说话。他们都躲得远远的，好像怕沾上什么脏东西。

我站起来，走到田埂边。田埂完好，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可田里的苗子，却死了大半。那种死法，不像是虫害，也不像水淹，倒像是被下了药。

下药。

这两个字像一把刀，猛地插进我脑子里。

我撒了泻药在田埂上。如果那个人修田埂的时候，把药粉混进了土里，然后春天雨水一泡，药水顺着田埂渗进田里，烧死了玉米苗。

我浑身发冷，一屁股坐在地上。

报应来了。但我没想到，报应会应在我自己身上。那块田，我爹留下的田，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田，被我亲手用泻药给毁了。

不，不对。泻药是酚酞片，对植物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毒性。而且我撒的量不多，不至于烧死这么多苗。除非……

除非有人知道了我撒药的事，故意往田里下了更厉害的东西。

这个念头让我毛骨悚然。

我像个疯子一样，趴在田里，一垄一垄地检查那些死苗。越看越心惊。凡是靠近田埂的苗，死得越多；远一点的，也蔫头耷脑。整个田，像被一场无形的酸雨淋过。

“建军，你没事吧？”张桂芝还站在地头，声音里带着点犹豫，“要不……报警吧？”

报警？

我抬起头，看着她。报警之后，警察来查。查到最后，发现我也撒过药。那我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被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秀兰也闻讯赶来了。她看到田里的惨状，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但她没怪我，只是蹲在田边，用手轻轻拨弄那些死苗，嘴里念叨着：“这是咋了……这是咋了……”

那天下午，我在地里坐了很久。太阳落山了，河湾里的水声哗哗的，像在嘲笑我。我掏出烟，点上一根，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我想起我爹的话：“人在，田在，根就在。”

可现在，田还在，根却快被我折腾没了。

“建军，回家吧。”秀兰走过来，轻轻拉起我，“天黑了。”

我站起来，腿麻得差点摔倒。秀兰扶住我，我们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月光惨白，照在我俩身上，像两个被生活揍得鼻青脸肿的人。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我悄悄起床，拿了手电筒，又去了地里。

我想看看，那些死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挖了几棵死苗，用手电筒照着细看。根是黑的，像被火燎过。土里有股淡淡的化学味，但闻不真切。

我蹲在地上，心里的火越烧越旺。我像个被蒙在鼓里耍的傻子，先是被挖了田埂，后是被毁了庄稼。而我撒的泻药，极有可能成了别人利用的工具。

是谁？到底是谁？

我猛地站起来，冲着黑漆漆的田野吼了一嗓子：“王八蛋！有种你出来！咱明着来！”

声音在夜空里回荡，消失。没有人出来。只有河滩上的风，呜呜地吹着，像鬼哭。

第二天，我去了镇派出所。

警察来了，在田里取了土样和死苗样本，问了我一些情况。我如实说了田埂被挖的事，但没提我撒泻药的事。我留了个心眼，知道说出来对自己不利。

警察走后，村里炸了锅。谁都知道李建军家的田被人下了药，警察都来了。一时间，各种猜测满天飞。有人说是外村人干的，有人说是眼红的人干的，也有人说，李建军家那块地邪性，不宜再种庄稼了。

秀兰急得嘴上起了泡，整天念叨着：“这可咋办？苗子死了大半，今年收成肯定完了。咱闺女还等着用钱呢。”

我坐在门槛上，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但这个转机，让我彻底坐不住了。

那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在村口碰见了孙寡妇。她看见我，脚步顿了顿，似乎想躲开。我喊住她：“秀芝，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孙寡妇的脸色发白，嘴唇动了动。她左右看了看，见四下无人，才小声说：“建军哥，我……我昨天夜里又看见那个人了。”

“哪个人？”

“就那个，在你地里晃的人。”孙寡妇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昨晚我起来收衣服，看见他蹲在你家田埂上，好像在埋什么东西。我当时吓得躲起来了，没敢看仔细。等他走了，我才回屋。”

“长啥样？”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没看清，天太黑。不过，他走路有点跛。”孙寡妇说完，挣开我的手，匆匆走了。

走路有点跛。

王瘸子。

我站在原地，拳头攥得咯咯响。是王瘸子，肯定是他。挖田埂的是他，下药的也是他。至于修田埂，没准是他想掩人耳目，把药混在土里埋进田里。

我转身就往王瘸子家走。秀兰追出来，拉住我：“你干啥去？你冷静点！”

“冷静？他毁了我的田，我怎么冷静？”我甩开秀兰的手，大步流星地走到王瘸子的小卖部前。

小卖部开着门，王瘸子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瞌睡。我进去，一脚踹翻了门口的空啤酒箱，“哐当”一声巨响。

王瘸子被惊醒了，一个激灵坐起来，看着满地的空瓶子，脸色煞白：“李建军！你疯了？”

“我是疯了！”我冲过去，一把揪住他的领口，“王瘸子，你老实说，我家田是不是你下的药？你是不是在我田埂上埋了什么东西？”

王瘸子被我拎得半个人离了地，脸憋得通红，双手乱抓：“你放屁！我啥时候下药了？我啥时候埋东西了？李建军，你这是诬陷！我要报警！”

“报啊！现在就去报！”我吼道，“让警察来查，看看你手上干不干净！”

我们正扭打着，村里人闻声赶来。秀兰也跟过来了，拼了命地拉我：“建军！你松手！别打了！”

村主任老王也跑来了，带着几个壮汉把我俩拉开。我气喘吁吁地瞪着王瘸子，王瘸子也瞪着我，两个人都像斗鸡一样，谁也不服谁。

“都给我住手！”老王吼了一嗓子，“有啥事说啥事，别动手！建军，你不是报警了吗？警察会查。你现在打人，有理也变没理了！”

我渐渐冷静下来，松开了王瘸子的领口。王瘸子也整了整衣服，嘴硬道：“让他告去！我不怕！我王福来行得正，不怕查！”

老王让人把我们各自送回家，还专门嘱咐我：“建军，你的事我都知道了。警察正在查，你等消息就行。别再闹了，听见没？”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坐在院子里，像一尊泥像，一动不动。秀兰端了碗水放在我旁边，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坐在我旁边，陪着我。

天完全黑了。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忽然觉得这日子，怎么越过越没劲了。

晚上九点多，秀兰去里屋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这时，院墙外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我警觉地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影在墙头晃了一下，然后一个东西被扔了进来，“啪嗒”一声落在地上。

我走过去，捡起来一看，是一个纸团。我打开纸团，借着月光，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字，歪歪扭扭的：“田里的药不是我下的。是赵德柱。他让我半夜去修田埂，说把一些‘肥料’混进去。我贪小便宜，拿了二百块钱。我错了。”

纸团上没有署名。但我认得出来，这字迹，是王瘸子的。他右手有点抖，写字总是一笔一划的，像小学生。

赵德柱。

我死死攥着那团纸，脑子里像炸开了一颗雷。

赵德柱让王瘸子修田埂，还让他把“肥料”混进去。那“肥料”是什么？难道就是我撒的泻药？还是赵德柱另外准备的毒药？

我心跳得厉害，呼吸都急促起来。赵德柱！这个表面老实、背地里使坏的王八蛋！

我克制住马上去找赵德柱算账的冲动，转身回屋，把纸团藏好。我告诉自己：冷静，李建军，你得冷静。这回，不能打草惊蛇。

第二天，我把纸团交给了派出所的民警。警察很快找赵德柱问了话。赵德柱一开始还嘴硬，后来警察在他家仓房角落里搜出一个农药瓶子，瓶子是空的，但里面残留的液体，跟田里死苗样本中的化学成分对上了。

赵德柱被带走的时候，脸白得像纸。他老婆张桂芝追着警车跑了好远，哭喊着：“老赵！老赵！你咋这么糊涂啊！”

我在人群里看着，心里五味杂陈。恨吗？恨。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悲哀。就为了一点地界上的矛盾，赵德柱竟然下这种黑手。而我，也用泻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以毒攻毒”。说到底，我们都不是什么高尚的人。

赵德柱被拘留了。王瘸子因为是从犯，被批评教育了一顿，罚了钱。那块田，我重新翻了土，重新买了苗，一棵一棵地补上。秀兰怕我累坏了，天天给我送饭到地里，还帮着我干。

小曼知道了这事，专门从县里回来了一趟。她站在田边，看着那些新补的玉米苗，眼睛红红的：“爸，要不算了，那田别种了。我马上工作了，能养活你们。”

我摸着那些嫩绿的玉米苗，笑了笑：“你不懂。这田，它不是田。它是根。你爷爷的根，我的根。我要是把它丢了，我就真成没根的浮萍了。”

小曼看着我，不说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玉米苗慢慢长起来了，田里的绿色又回来了。赵德柱因为故意损毁他人财物，被关了几天，出来后灰溜溜的，见了我绕着走。王瘸子的小卖部生意也大不如前，村里人嘴上不说，心里都有杆秤。

我不再追究了。警察把案子结了，赔偿了我一些损失。赵德柱家里也不宽裕，赔得不多，我也没跟他多要。说到底，冤家宜解不宜结。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真闹成仇人，以后在村里日子还怎么过？

但我心里清楚，从那以后，我跟赵德柱之间，竖起了一堵墙。一堵看不见、摸不着，但实实在在存在的墙。那堵墙，叫隔阂。

秀兰有时候还去赵德柱家串门，跟张桂芝说说话。张桂芝每次见了我，都挺不好意思的，低着头，喊一声“建军哥”，声音里带着歉意。我点点头，不冷不热。

夏天的时候，玉米长得半人高了。河湾里的水声哗哗的，风一吹，玉米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在说悄悄话。

有天傍晚，我坐在田头歇晌，孙寡妇从地边路过。她停下来，看着那片绿油油的玉米，说：“建军哥，这回好了。庄稼长起来了。”

“嗯。”我点点头，给她递了根烟。她摆摆手：“我不抽。”

她站了一会儿，忽然说：“建军哥，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啥话？”

“其实……那天晚上，我看见的人不是王瘸子。”孙寡妇的声音很低，低得几乎被风吹散，“是赵德柱。他个子虽然高，但他那天弯着腰，我没认出来。后来王瘸子来找我，求我别把他供出去，说赵德柱给了钱让他去修田埂。我才知道，挖田埂的是赵德柱，修田埂的是王瘸子。但下药……我不确定是谁。”

我愣住了，看着她。

“那你之前为啥说是个子不高的人？”

“我……我害怕。”孙寡妇低下头，脚尖踢着地上的土，“赵德柱在村里人缘好，我怕说出去，大家不信，反而怪我多嘴。后来事情闹大了，我更不敢说了。”

我沉默了。事情的真相，像被撕开的伤疤，露出里面模糊的血肉。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私心和恐惧，把真相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包得面目全非。

“我知道了。”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孙寡妇走了。我坐在田头，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像一块烧红的铁，慢慢冷却，变黑。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在田里坐了一夜。我抽完了一整包烟，嗓子都哑了。我想了很多，想我爹，想秀兰，想小曼，想这块田，想村里这些人。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太阳从河湾那边升起来，红彤彤的，把田里的玉米照得金灿灿的。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里面有露水、青草和河水的味道。

我转身回家。秀兰已经起来了，正在烧火做饭。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回来了？饭马上好。”

我点点头，走到她身边，从背后轻轻抱了抱她。秀兰身子一僵，然后软下来，拍了拍我的手：“都过去了。”

“嗯。”我把头埋在她肩上，“都过去了。”

玉米成熟的时候，我在田里掰着棒子，忽然觉得手底下的玉米格外沉。剥开一个，颗粒饱满，金黄得像夏天的阳光。我咬了一口生玉米，甜滋滋的汁水在嘴里漫开。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土地不会骗人。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人也是一样。你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

而我撒下的那些药粉，最终烧死的是我自己的苗。这怨不得天，怨不得地，只怨我心里那口咽不下的气，把那点善念给冲淡了。

好在，玉米又长起来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