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49年5月13日，武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对着麾下将领拍桌宣称，要以长江天险为依托，把武汉打造成坚固防御核心，让南下的解放军寸步难行。
然而仅仅三天之后，5月16日的清晨，我军便整齐进入汉口市区。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连同他的十几万华中部队，几乎没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全线撤离。
非我族类当炮灰
从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来看，白崇禧并非没有一战的资本。
根据《第四野战军战史》记载，彼时白崇禧掌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下辖10个军约25万兵力，其中部署在武汉至九江长江沿线的部队约16万人，配有江防舰艇和空军分队，依托长江天险构建了三道防御工事。
时任四野先遣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部队南下前就收到情报，白崇禧将桂系核心的第7军、第48军部署在长江北岸的要点，杂牌部队沿长江布防，摆出一副死守的架势。
然而白崇禧从来没有打算与武汉共存亡。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写道，白崇禧从一开始就把桂系家底视为立身根本，任何可能折损主力的硬仗，他都会刻意规避。
所以白崇禧的防御布局从一开始就藏着随时撤离的伏笔。他把战斗力最弱的杂牌部队放在长江南岸的一线阵地，把桂系主力放在武汉侧后方的粤汉铁路沿线，既可以随时支援前线，也可以顺着铁路快速向南撤退。
白氏的这种部署本身就带着浓重的保存实力色彩，这也让整条长江防线的韧性大打折扣。
更关键的是，白崇禧多疑的性格让他始终不信任非桂系的部队，对张轸、鲁道源等非桂系将领处处提防，对于这些人的队伍不仅不给充足的补给，还在他们的部队安插亲信监视。
从1949年初开始，白崇禧部队就以防御备战为名，在武汉三镇强征民夫、搜刮物资，仅粮食就强征了近十万石，不少商户被摊派高额的防务捐，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
我地下党组织则趁机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把武汉的核心工业设施、学校和交通干线都保护了起来。
雪上加霜
张轸所部是白崇禧部署在长江南岸金口一带的主力杂牌部队，扼守着武汉上游的江防要道。
早在1949年初，张轸就通过地下党和我方取得联系，一直在酝酿起义。
白崇禧对此也并非毫无察觉，他多次召张轸到武汉开会，想借机扣押对方，却又担心逼反整个部队，始终犹豫不决。
5月14日，四野先遣兵团在黄冈至蕲春段强渡长江，北岸的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白崇禧的长江防线瞬间被撕开一道口子。
第二天一早，白崇禧再次召张轸到武昌开会，下定决心想强行把他扣下，结果张轸提前得到消息，赶回金口宣布起义，直接切断了白崇禧西撤的通道。
张轸起义的消息传到武昌后，白崇禧的第一反应不是组织部队镇压，而是立刻收拾行装准备撤离。
白氏很清楚，金口一丢，武汉上游的门户洞开，自己的桂系主力随时有被包围的风险，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当天下午，白崇禧乘飞机离开武汉飞往长沙，临走前只留下一道命令，让所有部队立刻向南撤退，不要恋战。
主帅先行逃离，整条防线瞬间失去了主心骨，原本就士气低落的杂牌部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桂系部队则只顾着往南跑，连重武器都丢弃了不少。
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渡江后几乎没遇到成规模的抵抗，沿途看到的都是国民党部队丢弃的装备和物资，推进速度比战前预计的快了整整一周。
5月16日上午，四野第40军118师率先进入汉口市区，5月17日，武昌、汉阳也相继宣告解放。部队进城时严格遵守入城纪律，不扰民、不占房，沿街的市民自发走上街头，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
此前被地下党组织保护下来的工厂、学校很快恢复运转，武汉三镇的社会秩序只用了短短几天就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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