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车夫悲惨一生：难活过40岁，只盼拥有自己的黄包车

你肯定对《骆驼祥子》里祥子想买洋车的执念有印象，这可不是老舍凭空编出来的故事。上世纪初的上海，天不亮车行门口就站满了等活的车夫，全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汉子，拼着命拉车，就想攒钱买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车，可绝大多数人到死都没实现这个心愿。

那时候刚兴起电车，线路还没铺遍城市的大街小巷，黄包车刚好补上了这个缺口。不用烧燃料不用铺轨道，窄弄堂深巷子都能进，停在人家门口也方便，坐一次的花费比轿子便宜太多，普通市民都能接受。普通人出门图方便认它，走投无路的农村汉子，也把拉黄包车当成了进城活下去的唯一入口。

很多人不是喜欢拉车才来的，都是家里遭了灾欠了债，地里收不上粮，逼得没办法才进的城。他们没手艺没本钱，全靠一身力气吃饭，连天天拉的车都不是自己的。一天从早跑到晚，挣的钱先交车租，剩下的才够填自己和家里人的肚子。

老辈人常说民国拉黄包车的活不过四十岁，这话不是说所有车夫都逃不过这个坎，当年也没完整的全国统计能实锤。可不管是当时的社会调查还是文字记录，全指向同一个事实：这群人大多不到四十就熬垮了身体，伤病缠身是常态。

光说熬累其实碰不到根子，这里头藏着城市发展的暗面。进城找活的农民越来越多，车行老板只需要出钱买车放租，所有损耗和市场风险全扔给车夫。城市发展的红利轮不到他们，出了问题第一个扛着的永远是他们。

黄包车清末就传到了中国，到民国初年已经铺满了各大城市的街头。比起马车占地小好拐弯，比起电车不受轨道限制，比起轿子便宜又灵活，刚好适配当时城市越来越多的短途出行需求。可交通工具变先进了，拉车的人的日子一点都没跟着变好。

车行老板看准了商机，批量买了车停在车行，招车夫来拉活。车是老板的，客源要车夫自己抢，车坏了损耗要车夫担着，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收入。车夫天天在城里跑，这座城市的灯火便利，半毛钱都不属于他们。

大多数车夫从乡下来，只能挤在车行附近的破棚屋或者旧庙里，条件差得没法说。衣服湿了没地方烘，鞋底破了随便找块布缠住，哪怕生病了也不敢歇，歇了今天就没饭吃。对他们来说，城市不是安家落脚的地方，就是一张得拼着命不停追的饭票。

不少车夫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啥时候攒够钱买一辆自己的车，就不用再看老板脸色过日子了。有了自己的车，不用交车租，不用担心老板随时把车换给别人，攒下的钱全是自己的。这几乎是底层车夫能想到的，唯一能翻身的路子。

可这条路窄得根本容不下几个人走通。车价、吃饭、给家里寄钱、头疼脑热看个病，随便一件事就能把攒了大半年的积蓄造干净。天天拉车看着不停进钱，真能攒下来的没几个，越辛苦的人越没资产，有车的老板反倒越赚越多。

车夫和车行根本不是什么公平的雇佣关系，老板握着车和牌照，车夫只能按规矩交租，拿不固定的报酬。一天能挣多少钱，全看能拉到多少客人，根本没个准数。赶上晴天集市人多，可能多跑几趟多赚点，碰上下雨天人少，跑一天也剩不下几个子儿。

车夫一般天不亮就出门，要熬到半夜才能回去。拉着客人带行李，遇到上坡烂路，得整个人前倾着用腰劲腿劲一起拽。夏天一身汗泡透衣服，冬天手脚冻得没知觉，下雨了雨水顺着脖子往里灌，也不敢随便停下歇脚。

车坏了要修，钱大多得从车夫的收入里扣，要是认定是车夫使用不当弄坏的，还得额外赔偿。老板拿着账本说的算，车夫连核对细账的资格都没有，明明车不是自己的，出了问题全得自己兜着。这种争执街头天天见，可没人能帮车夫说话，老板说了算，车夫要么忍要么丢饭碗。

民国其实也有说得过去的劳动法规，可这些规矩根本落不到街头车夫的头上。大家都是口头约定，人员流动又大，工伤、生病、养老，啥保障都没有。只要哪天拉不动车了，收入立刻就断了，连吃饭都成问题。

后来黄包车越来越多，车多客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车夫都挤在车站、码头、戏院门口抢客。谁先抢到客人，谁当天就能交上车租吃上饭，抢不到就得饿肚子。所以哪怕大家都是一样苦的兄弟，该抢还得抢，偶尔为了一个客人还能动手打起来。

要是打架受了伤，最先想的不是找谁治伤赔钱，是还能不能继续拉车。轻伤咬咬牙忍了，旧伤攒多了，慢慢就把身体拖垮了，对靠腿吃饭的人来说，腿脚出问题就是饭碗碎了。也有车夫试过团结起来找老板谈条件，想要降点车租活得公平点，可每次都被车行和警察压着，大家本来就没稳定组织，一吓就有人怕丢饭碗退出了。

车夫天天拉着不同阶层的客人跑遍全城，可很少有人把他们当平等的人看。大多时候他们就是人口中的“拉车的”，客人可以随便催，随便骂，哪怕讨价还价，车夫辩解两句都叫不识抬举。多数时候车夫只能忍，不是没脾气，是争执的成本太高，吵输了丢收入吵赢了可能丢工作，怎么算都不划算。

拉黄包车对身体的损耗是一天天磨出来的，一开始摔个扭个伤不算啥，没工夫休息没钱治，慢慢就成了治不好的旧病。腰、膝盖、肩背全是病，一年四季露在外面风吹日晒，冬天进寒气夏天中暑，啥罪都得受。真熬出大病了也不敢歇，车租还得交，一家子还等着吃饭，只能硬扛着。

虽然没有全国性的准确统计说所有车夫都活不过四十，可所有留存的材料都能证明，这个群体确实早衰，死亡年龄普遍比普通人低。高强度干活，吃不好营养跟不上，住的挤容易传染病，又没像样的医疗，一堆风险堆一块儿，哪有不垮的道理。很多人跑不动了就去做更散更累的零活，哪怕身体垮了也不敢停，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要养。

买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对车夫来说不是遥不可及的发财梦，是摸得到算得清的目标。每天少吃一口饭，少花一分钱，慢慢攒，可积蓄刚有点起色，要么家人生病要么车租上涨，一下子就打回原形。等熬得差不多快攒够钱了，身体早就动不了了，大半人熬不到那一天就垮了。

到了民国后期，电车汽车越来越多，线路也铺得越来越广，黄包车的黄金日子就过去了。客源被分走了一大半，车夫不仅要跟同行抢，还要跟新式交通工具抢客源。不少人改做搬运工，有的回了乡下，有的另找零活，黄包车慢慢从大城市的主流街头退了出去。

车轮一直转，城市一直在往前跑。可那些拼了一辈子力气拉车的汉子，绝大多数到死都没能等来那辆真正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这个时代的进步，当年的他们连一口热汤都没喝上，全把苦自己吃了。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近代中国黄包车夫的生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