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   惠特曼有多难译？译者：比写专著还难，因为“没有自由”

2026年8月17日，“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惠特曼书信选集《草叶集》新书发布暨分享会”在上海书展举行。本次发布会由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译者谢志超主持，中国资深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振武，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王宏图受邀参加，围绕惠特曼的诗歌与书信创作、文学翻译的挑战与AI时代的人文坚守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谈。

八年磨一剑：惠特曼书信与诗歌的双重译介

谢志超首先分享了自己翻译惠特曼作品的缘起与历程。她坦言，自己最初并不喜欢诗歌，更偏爱散文和小说，但为了学术研究，她花了三个月时间翻译了惠特曼最长的一首诗《自我之歌》——长达1400行，堪称美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翻译完这首诗，我真的是病了，太难了。”谢志超笑称。

《草叶集》全集（1892年版）收录了约392首诗歌，而本次出版的版本翻译的是1855年第一版《草叶集》，仅收录12首诗，是国内目前唯一的中文版本。谢志超表示，惠特曼在这12首诗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完善，最终扩充至390余首。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草叶集》，她开始研读惠特曼的书信。“书信会带给我们很多资料，以及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与出版社的沟通以及创作思想。”

惠特曼一生写过约四千封信，目前收录的有三千多封，约一千封已遗失。谢志超从中精选了三百余封进行翻译，与《草叶集》一同出版，历时八年。她特别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殷亚平老师多年来的支持与鼓励。

《草叶集》，[美]沃尔特·惠特曼 著，谢志超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文学翻译：无法被AI替代的“人学”

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学翻译的价值成为本次对话的焦点之一。朱振武直言：“AI代替不了翻译家，更代替不了谢志超。”他强调，AI没有感情、没有情感、不懂审美，尽管可以快速完成一般语料的翻译，但“真正高层的工作必须还是人文学者”。

朱振武指出，许多人误以为“懂点英文就会翻译”，但面对惠特曼这样的大诗人，翻译者需要理解典故、韵律、节奏等一切文学要素。“你翻译的是字，翻译的是词，最多翻译的是段，但你不是翻译文学，文学性就没了。”他幽默地比喻道：“对方是个饱学之士、大儒，咱们这边是个小屁孩，你翻译什么呢？”

谢志超也分享了自己的翻译理念：尽量与原作者保持疏离，也与自己的感情保持疏离。“惠特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粗野的诗人，语言粗犷豪放，不符合我现在的气质。我必须要和他保持一种疏离的状态。”她认为，翻译比写专著更难，因为“译没有自由”，必须跟随原作者的脚步，遵循其风格，了解大量史料背景。

《惠特曼〈书信 〉选集》，[美]沃尔特·惠特曼 著，谢志超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惠特曼与美国的“新声”

王宏图从美国文学史的角度，分析了惠特曼诞生的时代背景。他指出，美国独立后，虽然仍使用英语，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利坚民族意识开始萌生，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惠特曼“生逢其时”，他摆脱了英国传统诗歌的桎梏，开创了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诗风。

“惠特曼说自己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粗人，一个幸福的诗人’。”王宏图表示，惠特曼创立的文学是“具有强大感染力、新鲜朝气蓬勃”的，将充分展现成长起来的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他建议读者结合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来理解惠特曼，因为美国文化虽然缺乏欧洲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民间舆论的压迫同样存在，而惠特曼正是要打破这种束缚。

惠特曼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译本

针对翻译的时代性问题，朱振武提出“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译本”。他以自己翻译的《达·芬奇密码》为例，指出20年前的译本在今天看来已经“老了”，而年轻译者应使用更现代的语言进行重译。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旧译本毫无价值——傅雷的译文、林纾的翻译虽然语言老去，但在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

王宏图补充道：“我们一方面期待新的译本，同时也能从老译本中汲取营养。”他举例说，莎士比亚剧本在德国由史莱格尔翻译后，对近代德语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正如谢志超所言：“翻译比写自己的专著要难，因为译者没有自由，必须跟随原作者的脚步。”而朱振武则呼吁年轻译者要“对等”——选择与自己年龄、阅历、文学功底相匹配的作品进行翻译，才能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惠特曼那句“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或许正是对文学翻译这份事业最贴切的写照——它需要译者的广博学识、深厚积累，以及对人文精神的永恒坚守。

原标题：《上海书展 惠特曼有多难译？译者：比写专著还难，因为“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