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直接变氢！中国用“一张膜”，把马六甲2.8公里死穴焊死了

新加坡以南那道最窄处只有约2.8公里的海峡，卡了中国二十年。全球近三成的海运原油要走这里，中国进口原油里过半也要挤这道缝。

二十年来，我们把石油进口来源铺到四十多个国家，修了三条陆上管道，国内已经建成三级石油储备体系，国家战略储备叠加商业企业总原油库存市场估算合计约12‑15亿桶（国家战略储备未对外公开精确数字）

可到了2025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仍高达72.7%左右；中东来源原油占进口比重机构测算约42%‑53%区间，仍是最主要来源之一。买得再多、买得再散，地理这道题还是解不开。直到2022年11月，一位快七十岁的老院士，把一张巴掌大的膜泡进了海水里——那道死穴，第一次出现了别的走法。

这位院士叫谢和平，1956年1月出生于湖南双峰，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术根子在煤炭和岩石力学。他早年在中国矿业大学念到博士，是国内深地科学、分形几何在采矿工程应用的奠基者之一。

2003年到2017年，他做了整整14年的四川大学校长，把川大推上＂双一流＂的第一梯队。按常理，这样一位学者退休后，最体面的归宿是回矿业本行写著作、带弟子。

但他偏偏跳了一个大概率会栽的坑——从＂地下几千米＂跨到＂海平面之上＂，从煤到氢。2017年前后，他去了深圳大学，牵头筹建深地科学与绿色能源研究院。

名字里＂绿色能源＂那四个字，当时业内不少人以为是走过场。真正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他六十岁之后，把主攻方向直接切换成了海水制氢。我一直觉得这个转身值得细品。一个学术地位早已稳如泰山的人，为什么要在花甲之年从头再来？

我的判断是，矿业工程师的思维底色，是＂跟自然较劲＂——地压、瓦斯、涌水都是要用工程手段驯服的敌人。这种思维一旦对准能源，眼睛就会盯着两件事：我们最缺什么，什么东西最容易造出来。

中国最缺石油天然气，最不缺的是海岸线、风、光、还有制造能力。答案几乎是自动跳出来的。只是这条路前面，横躺着几十年的失败者。海水里，有一样东西是电解槽的天敌——盐。准确说，是氯离子和钙镁离子。

两根电极插进海水通电，氯离子会在阳极被强行氧化成氯气，一边腐蚀电极、一边污染氢气；钙镁离子则会在电极表面沉淀结垢，几个小时就能把设备＂腌＂废。几十年里，全世界的教科书都写着同一句话：海水制氢，必须先淡化。

先反渗透把海水折腾成接近纯水，再送进电解槽。这套路听上去合理，代价却是致命的——占地翻倍、能耗翻倍、运维翻倍，成本凭空多出两三成，还要额外消耗一大堆淡水。

而中国，恰恰是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谢和平团队干的事，是把这条＂常识＂整个掀翻。他们没去改进淡化器，而是问了一个更狠的问题：能不能压根就不淡化？思路的起点是一个物理学常识——水会蒸发，盐不会。

团队用一张疏水多孔膜隔开海水和浓电解液，海水一侧的水蒸气因为两边蒸气压差穿过膜，进入电解液后液化参与电解；盐离子因为不挥发，被物理拦在门外，一颗过不去。这不是化学的胜利，是物理的胜利。

一个换角度的问题，就把两把死锁同时打开了。2022年11月，这项成果登上《自然》，同年被评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业内人看到论文的第一反应据说不是＂厉害＂，而是＂这么简单的思路，为什么之前没人做出来？＂

我的答案是——大部分同行的注意力都被卡在了化学，在琢磨催化剂、电极材料。谢和平团队里有一批从矿业、力学、材料交叉里长出来的人。

挖过煤的人有种朴素的直觉：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化学反应本身，而是＂介质怎么进来、怎么出去＂。这份跨界的思维方式，是突破口。论文发出来只是开始。氢能这个领域，PPT做得漂亮的太多，能真下海的太少。2023年5月，福建兴化湾。

一台叫＂东福一号＂的漂浮平台被拖到海面上，这是全球第一台真实海况下直接电解海水的装置。第一次点火产氢速率是每小时1.2标方——按工业尺度小得可以忽略。

但它顶住了8级大风，连续运行了240小时。2024年6月，谢和平团队与东方电气合作的第二篇论文登上《自然·通讯》，把海上风电和海水直接制氢首次真正耦合起来。

到2026年年中，该技术已经完成百标方级陆上工程样机长时验证，正在推进海上漂浮式放大装置与沿海示范项目布局。从实验室到海面，从1.2标方到百标方级，这个斜率放在整个氢能行业里都属于＂离谱＂的量级。

很多人问：氢能喊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又是一场画饼？我不这么看。画饼的项目通常有一个特征——从概念到工程放大之间横着五到十年的空窗期。而海水直接制氢用一年多就完成了从烧杯到大海的跨越，这不是运气，是工程闭环真的走通了。

真正的分量还不在这项技术本身。往深里看——石油为什么值钱？不是因为它烧得旺，而是因为它只在少数地方有。中东握资源，纽约伦敦握定价，中国长期坐在消费端。

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和石油捆在一起，能源和货币从此深度咬合。石油从来不只是燃料，是一种金融权力的物理载体。只要能源还是＂地里长出来的＂，话语权就天然偏向＂有地＂的一方。但氢不一样。氢是造出来的。

造氢不拼运气，拼三样东西：便宜的电、成熟的电解槽、稳定的原料。这三样，中国一样不缺。风电光伏2025年底合计装机达到17.09亿千瓦，风光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新疆库车全球大型绿氢示范项目，当地风光资源具备把电价压至0.15元/千瓦时的潜力；

项目当前绿氢完全成本行业测算约22‑28元/公斤，远期目标向18元/公斤靠拢。电解槽这边，1000标方碱性电解槽本体裸槽，从2023年接近700万元的整机价格，2025年招标裸槽本体价格下探至254万元（完整成套系统仍在400万以上）；中国电解槽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据行业机构测算，2025年国内电解槽出口920兆瓦，同比增长84%。

这几个数字放一起，我个人有三个判断：第一，绿氢的成本曲线正在复刻十年前光伏走过的路。光伏当年从＂贵得没人要＂到＂便宜到没道理不用＂，只用了不到十年。绿氢的下降速率现在看，比光伏当年还快。

国际能源署判断到2030年中国绿氢能压到2美元一公斤以下，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在那个时点做到绿氢和灰氢平价的国家——这个判断我认可，但更关键的一点被很多分析忽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单点技术，是整条链的成本效率。这才是欧美短期内追不上的东西。

第二，海水制氢真正的＂绑定效应＂，是把＂淡化—输电—电解＂三道成本合成了一道。传统路线要先淡化、再输电、再电解，每一道都在吃利润。谢和平这条路直接把电解槽扔进海里，用海水就地转化。

这张膜让＂海＂第一次具备了＂田＂的属性——就地取材、就地转化、就地输出。沿海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氢田＂。

第三，能源贸易的核心变量正在从＂谁有资源＂渐进转向＂谁能制造＂。注意＂渐进＂两个字。传统油气在化工、航空、重卡、化肥这些难电气化领域，还会长期存在，体量依然庞大。这不是谁取代谁的战争，是话语权的悄悄挪位。

真正在变化的，是主动权在慢慢回到＂造＂这一端——而造，是中国这几十年积累最厚的一张牌。*再补一句我的观察——中国电解槽卖到沙特、卖到海湾国家的意义，比出口数字本身大得多。

这一波输出的不是设备，是＂能源解决方案＂本身。过去我们花外汇买中东的油，现在中东掏外汇买我们的电解槽。角色转换的具象化，就是这一个反向的账单。

到2026年年中，中国已建成投运的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超30万吨/年，在建产能超100万吨/年。福建规划到2035年，氢能产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

全球首船绿氨从中国启程发往韩国——那是第一桶＂海上绿＂，也是中国从＂能源进口国＂向＂绿色分子出口国＂角色切换的第一个具象注脚。那道2.8公里的海峡还在。

地理无法改变，但地理的分量，正在被制造能力慢慢稀释。回头再看谢和平这条路，我越发觉得一个人在什么年纪做什么选择，藏着很深的东西。

他六十岁之后本可以在川大校长的光环里体面退场，也可以回矿业老本行再深挖十年出几本厚书。但他偏偏选了一条最不讨好的路——短期看不到收益、长期未必能成、还要跟主流路径对着干。

一张膜的研发周期以十年计，他起步时已经六十岁上下。这份取舍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这份选择的底色，和中国这个国家的处境是同构的。当外部条件短期内改不掉——地理、进口通道、油价定价权——最有效的破局不是继续在原路上内卷，而是换一条自己能造的路。

谢和平从矿业转向海洋，和中国从＂买能源＂转向＂造能源＂，本质上是同一种思维。人生也好，国家也好，真正的破局从来不是找到那把打开锁的钥匙，而是有一天忽然明白——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绕开的假设。

下一个时代的能源话语权，属于能把风和阳光稳定变成分子的人。中国，正在海上一寸一寸地把这件事做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