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启示：印尼华人的文化根脉与国家认同

8月5日，印尼雅加达，观众在《给阿嬷的情书》海报前合影。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摄

《给阿嬷的情书》启示：印尼华人的文化根脉与国家认同

作者：赖剑文

作者简介： 赖剑文 博士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系 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

2026年6月22日，我曾在《国际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给阿嬷的情书》真的是政治宣传吗？从印尼华人的离散认同之辩〉的文章。

两天后，也就是6月24日，我又在印尼《SINDOnews》发表了内容相近的印尼文文章，题为〈Dear You与错置的恐惧〉（Dear You dan Ketakutan yang Salah Arah）。

撰写这两篇文章时，我其实还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Dear You）。这部电影直到2026年8月7日才在印尼上映，已经是我的文章刊登将近两个月之后。

当时，我关注的主要是围绕这部电影所出现的政治争议。

有些评论者将《给阿嬷的情书》视为北京面向海外华人的“软性宣传工具”，认为电影藉由呈现东南亚华人移民与中国祖籍地之间的情感连结，试图重新唤起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并担心这种文化亲近感最终可能转化为对中国的政治忠诚。

作为一名研究政治、身份认同与国际关系的学者，我认为这样的论述过度简化了人类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一部电影的确可以唤起记忆与情感，也可能引发人们探索家族历史的兴趣。然而，一部电影并不会自动改变一个人的政治忠诚。

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不只由血缘、语言、电影或对祖籍地的记忆所塑造。它也来自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国家如何对待他、社会是否接纳他，以及他能否感受到自己被平等地承认为国家的一分子。

这就是我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所提出的论点。

然而，当我终于亲自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过去或许太过专注于电影外围的政治争议，因而尚未真正理解这部电影内在的灵魂。

不再谈政治宣传

这一次，我不想再讨论《给阿嬷的情书》究竟是不是政治宣传，是不是中国的软实力工具，或者是不是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部分。

我也不想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我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一个印尼华人的身份，以及一个承继古老文明传统的后代，来谈谈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

对我而言，《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一部描写某个国家如何重新召唤其海外离散群体的电影。它所讲述的，是人们如何在漫长的分离中，依然努力维系爱、信任、责任与亲情。

连结东南亚华人移民与潮汕家乡的侨批、家书和汇款，绝不只是通讯工具或经济交易。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有思念；每一笔侨汇的背后，都有辛勤劳动、牺牲，以及对留在故乡家人的责任。

在那个年代，一封信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抵达收信人的手中。那时没有手机、即时通讯，也没有视讯电话。人们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等待的那个人是否有一天还会回来。

然而，距离与不确定并不一定能摧毁忠诚。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深深触动了我。

当爱不再等同于占有

《给阿嬷的情书》呈现了一种在今天可能越来越难得的爱：一种不一定要求占有，也不会不断向对方索取证明的爱。

有人以等待来表达爱；有人以守护承诺来表达爱；也有人选择牺牲，将痛苦留给自己，只为让所爱之人能够平静地继续生活。

这样的爱看似平凡，实际上却非常高尚。它所衡量的，不是一个人从爱中得到了多少，而是他愿意为他人的幸福付出多少。

在一切都追求速度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常以利益、便利和短期需要来衡量。我们比过去更容易认识一个人，却可能也比过去更容易离开一个人。

我们拥有随时可以与他人联系的科技，却未必仍然拥有耐心去倾听与理解对方。

这部电影提醒我，上一代的人或许没有多少通讯工具，但他们维系关系的决心与坚持，有时反而比我们更加强大。

对他们而言，忠诚并不是一句动听的话，而是一个必须用一生去实践的选择。

祖先留给我们的道德遗产

作为一名学者，我当然明白，中华文化不可能只用某一种思想传统来概括。中华文明是儒家、道家、佛教、民间信仰，以及漫长历史经验相互交融的结果。

然而，在《给阿嬷的情书》中，我确实感受到许多深厚的儒家价值。

其中有“仁”——对人的关怀与慈悲；有“义”——对正道与道德责任的坚持；有“信”——诚实、守信，以及履行承诺；有“孝”——对父母与祖先的尊敬；也有“忠”——对人、责任与自身信念的忠诚。

这些价值并不是只能在古代经典中找到的抽象概念。它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之中：努力工作以照顾家人，把辛苦赚来的钱寄给父母，珍惜家族声誉，信守承诺，照顾弱者，也不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这部电影让我再次明白，祖先留下的遗产，不只是姓氏、语言、饮食、节庆或祖籍地。真正重要的遗产，是我们如何理解人生，以及如何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个人或许已经不会说华语，也不会说祖先使用的方言；他可能从未踏上祖先生活过的土地。然而，只要诚实、勤奋、慈爱、负责与忠诚等价值仍然存在于他的生命之中，祖先所留下的一部分精神，就依然活在他的身上。

华人移民的勤劳精神

电影也让我看见，早期华人离开故乡、前往东南亚谋生时所展现的坚韧与生命力。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因为拥有财富和权力才离开故乡，而是因为贫穷、战乱、饥荒，以及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他们没有携带多少财产。他们最重要的资本，是勇气、体力、谋生的技能，勤奋工作的意志，以及相信命运可以通过努力而改变的信念。

他们可能是劳工、小贩、手工业者，或者从事任何能够找到的工作。他们一点一滴地建立新的生活。但即使身处艰难的环境，许多人依然没有忘记留在故乡的家人。他们将辛苦工作所得的一部分寄回家乡，用来照顾父母、配偶、子女与亲属。

我们不应该利用这种工作伦理，宣称华人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美德、智慧与奋斗经验。

但是，我们也不必害怕承认：勤奋、坚韧、重视家庭责任，以及在困境中努力寻找出路，确实是华人历史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这些价值，帮助许多华人群体走过移民、战争、政权更迭、歧视与社会变迁。它们并非任何民族所独有，却依然是值得我们珍惜、传承，并与全人类分享的精神遗产。

为什么身为华人需要感到害怕？

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许多印尼华人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

在苏哈托的新秩序时期，华文学校被关闭，华文出版受到限制，华人文化组织被解散，许多华人家庭也被迫放弃中文姓名，改用印尼姓名。各种华人文化表达逐渐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

然而，与此同时，华人有时仍被要求出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证明书”（Surat Bukti Kewarganegaraan Republik Indonesia，简称SBKRI），以证明自己确实是印尼公民。

一方面，华人被要求放弃自身文化身份，以便被社会接受为印尼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被制度提醒，自己与其他印尼公民有所不同。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身份认同不会因为一种语言遭到禁止、一个名字被迫更改，或者一种文化受到限制，就从此消失。

相反地，当一个人持续被社会视为外来者时，那个原本可能逐渐淡化的身份，反而可能再次被唤醒。

今天，我们又看见了另一种形式的恐惧。在部分东南亚社会的公共讨论中，包括新加坡曾经出现的相关争论，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有时很快就会被怀疑为对北京的政治支持。

于是，有些人仿佛必须刻意与自己的华人身份保持距离，才能证明自己对现居国家的忠诚。

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错置的恐惧。

观看一部潮州话电影、了解祖先的历史、尊重家族传统，或者被华人移民的故事感动，都不会自动使一个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者。

中华文化的历史，远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更加悠久。它不应该被任何政府、政党或地缘政治利益所垄断。

我是华人，也是印尼人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之后，我想诚实地说：我为自己身为华人而感到骄傲，也从不后悔自己是华人。

这份骄傲并不是来自某个国家的政治力量或经济成就，而是来自祖先所留下的价值：勤奋、诚实、慈爱、尊重父母、对家庭负责，以及珍惜他人给予的信任。

然而，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感到骄傲，并不会使我减少对印度尼西亚的认同与热爱。

印度尼西亚是我出生、生活、工作、教学与奉献的国家。华人身份则是我的文化根源与家族历史，它也形塑了我理解人生的方式。这两者从来不必相互对立。

我不需要抹去自己的华人身份，才能证明我对印度尼西亚的忠诚。同样地，尊敬祖先，也不代表我必须将自己的政治忠诚转移到祖先来源地的国家。

热爱印度尼西亚与尊重中华文化遗产，并不是两种彼此排斥的忠诚。前者是我作为公民生活、工作与履行责任的国家；后者则是教导我应该如何对待家人与他人的文化根源。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人们不应该被迫在“成为一名好公民”与“尊重自己的根源”之间做出选择。

一个对自身具有信心的国家，不会害怕公民的文化记忆。相反地，当国家能够给予每一个群体平等的待遇与充分的承认时，人们才能安心地热爱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忠诚于共同的国家。

一封来自祖先的信

在观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主要把《给阿嬷的情书》视为一个有关政治宣传、离散族群与政治身份的讨论对象。

看完之后，我却在电影中看见了远比政治更加深刻的人性。

它让我重新思考爱、家庭、牺牲与忠诚的意义，也让我不禁问自己：在科技高度发达、生活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拥有上一代人的那份坚定？

即使没有人监督，我们是否仍愿意信守承诺？我们是否还能在不要求回报与认可的情况下，真心为另一个人付出？

最终，《给阿嬷的情书》不只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

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封祖先写给逐渐遗忘自身根源与人生价值的后代的信。

一个人可以离开故乡，也可能失去祖先的语言、更改自己的姓名，或者成长在距离祖籍地非常遥远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应该失去诚实、慈悲、勤奋、责任与忠诚。

因此，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更加确信地想说：

我是华人，也是印尼人。

我为这两种身份感到骄傲，也从不后悔成为今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