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伟｜“不许发脾气”：一场持续两百年的情绪驯化

《压抑的愤怒》，[美]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美]彼得·N. 斯特恩斯著，刘且依译，光启书局，2026年5月出版，376页，108.00元

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叠加的加速社会中，一方面，具身智能和情感计算的新技术不断挑战人与机器的临界点，使得人所独有的身体和情感定义不断改写，情感成为人机共同面对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情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愤怒却成为无处安放的、引发现代人焦虑的情绪。

如何理解令人羞耻的愤怒？时间拨回到四十年前，正值此起彼伏的美国新社会运动落幕之际，精神病学家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与社会史家彼得·纳撒尼尔·斯特恩斯合著的《压抑的愤怒》（Anger: The Struggle for Emotional Control in America’s History, 1986），以开创性的理论框架和丰富的实证史料，为我们揭示了一段长达两百年隐秘的“反愤怒运动”。这部经典之作，不仅是情感史领域的奠基之作，更是一面映照当代情感困境的棱镜。

Emotionology：一种新的心理史学

什么是情感？情感有历史吗？这可能是普通读者和历史从业者都要直面的首要问题。通常而言，情感属于人的本能和欲望，七情六欲是亘古不变的人之常情。人有悲欢，犹如月有圆缺，情感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自然也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的史学理论家柯林武德，就激烈地反对当时流行的心理学将人性科学简化为人的生物学常量，驳斥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对于历史科学的侵蚀。

当然，柯林武德并非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者。虽然吃喝属于人的生理性本能和欲望，但餐桌上的举止和礼仪则是人的社会性行动，欲望与思想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虽然历史学家重演过去的思想，但历史行动者思想中相伴的必要情感也是历史学家的恰当对象，思想是有情感负荷的。“如果我们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就会知道他所体验的这种必要情感是什么。”（柯林武德：《史学原理》，顾晓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67页）换言之，柯林武德虽然反对心理主义，认为思想及其附带的必要情感是人之自由的主题，但他关于人类行动中情感与思想相互关联和作用的一些洞见，跟新近的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的理解高度契合。

传统的实验心理学把情感等同于生理性的冲动，比如说愤怒就会脸红，恐惧则会心率加快，快乐就会肾上腺素飙升。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则主张情感与认知密不可分，情感是深度学习的认知习惯。举例来说，男孩子常被教育摔倒了不要哭泣，男子汉要化悲伤为勇气。通过社会价值的引导，久而久之，人们就可以实现情感的自我控制。斯特恩斯夫妇采纳了认知心理学家的意见，将情感定义为，“一种在主观和客观因素之间、经由神经/激素系统介导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机制，它（a）引发情感体验，例如激动、愉悦/不悦的感受；（b）产生认知过程，例如与情感相关的感知效应、评估和标记化过程；（c）激活对唤醒条件的周身生理调节；以及（d）导致行动，这些行动通常但并非总是具有表达性、目标导向性和适应性”（Paul R. Kleinginna, Jr., and Anne M. Kleinginna, “A Categorized List of Emotion Definitions, with Suggestions for a Consensual Defini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5, No.4, 1981, p. 355）。这可以说是斯特恩斯夫妇接下来讨论愤怒的情感史时所依照的情感定义。

认知心理学的情感研究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是促成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携手共进的重要前提。“这一视角补充了生物与社会之间的重要一环，承认了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尤其是社会标准在引导情绪的认知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第7页）

进一步而言，以认知为导向的心理学家迷恋抽象定义和实验室环境的约束，这就给历史学家依靠史料进行实证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情感人类学家一反生物学先天的假定，但也有夸大情感差异性的缺失，他们大多聚焦于原始文化，未必能够诠释长时段历史中的情感。“考虑到现有的愤怒研究都不够完善，历史学家有望改善那些关注生物学常量和关注社会性差异的人在处理愤怒和其他情感时的讨论基础。”（11-12页）由此，情感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情感研究大家族的内涵，也有利于化解情感研究的“先天VS后天”（nature vs. nurture）之辩。

社会史家彼得·纳撒尼尔·斯特恩斯

基于这一考量，斯特恩斯夫妇独创了“Emotionology”这一术语，旨在辨明情感史的理论框架。“情感学：社会或社会中可界定的群体对基本情感及其适当表达所持的态度或标准；社会制度通过何种方式反馈并激活这些态度在人类行为中的体现。”（Peter N. Stearns with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0, no. 4, 1985, p. 813）有学者将“Emotionology”翻译成“情感规约”或“情感规范”，但从字面意义来说，这一术语带有鲜明的方法论诉求，旨在澄清情感体验和情感标准之间的边界，进而明确情感史研究的对象。如果说情感体验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情感标准则是应当的问题。历史学家虽然无法考察历史中个体或群体实际的情感体验这一事实，但却可以通过求偶习俗或职场培训中的认知评估和道德规范，进而间接地探查婚姻中的浪漫爱情和人际关系中的愤怒情绪及其历史变迁。易言之，情感体验与情感标准是可区分但又不可分割的混合体，事实与应当是纠缠在一起的，情感学的理论框架意在探究情感的社会价值观与情感的生物基础如何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

斯特恩斯夫妇在跨学科的意义上建构的情感史框架，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情感及其生物-社会构成做出理论贡献，也是为了更新历史研究的范式。当然，斯特恩斯夫妇的情感史研究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新社会史研究和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史学在美国战后的蓬勃发展，沉浸于当时史学潮流的夫妇俩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史家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家庭史、儿童史、劳工史、性别史等研究领域的见解，而且可以重新发掘婚姻指南、育儿手册、职工培训手册等史料的价值。基于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主导的心理史学的缺憾，斯特恩斯夫妇试图改造之，将他们的情感史实验称之为一种“新的心理史学”（Carol Z. Stearns and Peter N. Stearns eds., Emotion and Social Change: Toward a New Psychohistor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8）。情感史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不再是心理学的一章，而是新社会史的一章。

愤怒控制的现代化叙事

针对“愤怒的美国人”这一时代迷思，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佛瑞斯（Carol Tavris）曾在《愤怒：被误解的情绪》（Anger: The Misunderstood Emotion, 1982）一书中，驳斥了流行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认为愤怒并非纯粹需要被释放的“本能冲动”，而是一种可以被理解、选择和引导的社会性沟通方式。斯特恩斯夫妇在此基础上反驳了精神分析学常将愤怒与攻击性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认为夸大宣泄愤怒的文化倾向其实是一种幻想，这无疑怂恿人们不计后果地将愤怒情绪发泄出来，只会加大人们对于愤怒的焦虑，甚至带来更大的社会冲突。他们进一步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据，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美国人漫长而复杂的愤怒争斗史。

《愤怒：被误解的情绪》，1989年出版。

为了确立愤怒控制的现代化叙事的主题，他们首先的任务就是明确历史分期的起点或开端。与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的观点类似，斯特恩斯夫妇认为前现代社会是诸神发怒的时代，并没有严格的情感规约，人们的情感如孩童般肆意奔放，而且在一个高度依赖荣辱观念和等级观念的社会中，愤怒往往是英勇和男子气概的一种情感体现。比如，荷马史诗中对于暴怒的刻画，以及基督教中上帝对于人类的罪行感到愤慨，都是正义之怒的典范。在近代早期社会中，由于缺乏愤怒的长效约束机制，家庭中的愤怒表达十分常见，不仅丈夫会朝妻子无名发火，育儿方式也允许家长相对自由地对孩子表达愤怒，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而成年人与自己年迈的父母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因为彼时父母不再有能力强制子女服从。工作场所往往是家户的延伸，店主和工匠之间存在高度私人化的等级关系，父权制的专横跋扈和个人脾气的宣泄尤为显著。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就记录了自己做学徒的一段经历，印刷作坊主哥哥对手下雇员随意打骂，发起脾气毫无克制，这让他感到愤慨，一心想要逃离。尽管如此，他并不觉得哥哥的情绪表达有什么异常，仅认为哥哥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刻画了年轻的印刷工人无法正面反抗作坊主的怒骂，就拿女店主养的家猫泄愤。

只有到了十八世纪，西欧社会才形成一种新的情感学，人们试图改进对愤怒情绪的认知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用于指称和谴责愤怒的新情感词汇的出现。“tantrum”一词可能源于意大利一种狂热的舞蹈——“tarantella”，突然出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戏剧中：“不许你说风凉话！不许你发脾气（your tantrum）！我看你已经变得太固执、太蛮横了！”这个新词汇的出现恰好体现了人们对于愤怒不赞同和需要加以克制的鲜明态度，意指一种令人担忧的童年期现象，也延伸到成年人不可接受的幼稚的情感表现。

斯特恩斯夫妇就此认定愤怒控制的现代史发端于十八世纪欧洲的“双元革命”。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从家庭小作坊到现代大工厂的转变，使得劳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就强调新教禁欲主义的职业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理性对于情感的约束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工作与家庭的二分也促成了新的情感学革命，当工作环境越来越要求控制自己的脾气，家庭就成了发泄情绪的避风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新价值观同样带来了情感学的转型。“人们特别关注如何控制家庭内部的愤怒，也期待这些新阐明的文明的愤怒控制规范能成为个人良好品格的一部分，进而延伸到和他人的关系中。”（36页）基于浪漫爱情的新社会理想，愤怒被视为家庭和谐的破坏者，不仅夫妻之间应该彼此关爱，父母对子女的管教也要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成年人与年长父母之间也应和睦相处，甚至虐待动物也是不文明的表现。总而言之，新的经济形态与宗教和世俗哲学倡导的新价值观相互结合，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了十八世纪初的情感学革命。愤怒控制不仅是一种社会需求，同样是一种心理现象，逐渐成为现代人格发展的重要方面。

当然，斯特恩斯夫妇建构和描绘的美国历史上愤怒管理的宏大叙事，并非阶梯式的进步和一蹴而就的最终实现，而是将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二十世纪下叶愤怒情感学的演变划分为四个关键的阶段，勾勒出一条从“相对宽容”到“全面压抑”的渐进曲线。

第一阶段是北美殖民地时期，社会对愤怒相对宽容。无论家庭中的夫妻争吵和育儿惩戒，还是工作领域中老板对员工的怒气，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需要管控的更多是随愤怒而来的攻击性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非愤怒的情绪本身；第二阶段是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情感文明化”。以工业化革命、宗教观念和启蒙思想为动力，人们开始逐渐将愤怒标记为危险的情绪，愤怒像恶魔一样需要被祛除。家庭婚姻指南和育儿手册成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类流行文本，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学推崇“永不争吵”的理想主义，女性被赋予了维护家庭作为“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的特殊责任。当时的一位婚姻生活作家就建议妻子们“要让丈夫的居所有吸引力、令人愉悦……如同一处神圣的避难所......远离生活中腐蚀人心的烦恼和焦虑”。育儿手册开始抨击传统的家长管教儿童的亲子模式，人们开始向儿童灌输控制“愤怒的小鸟”，校园体罚也成为当时公共辩论的议题。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从心理学上来看，女性癔症等现代心理疾病的出现可能正是愤怒过度被压抑的结果。在斯特恩斯妇女看来，愤怒的情感规范并不等于人们实际的情感体验。“防御机制代表的是无意识过程，而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祖先的无意识过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不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然后尝试让自己生病、爱哭或激进。”（80页）

十九世纪“家庭崇拜”理念之下的完美家庭肖像

第三阶段是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愤怒“疏导”策略。市场竞争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为愤怒的情感学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达尔文及其大量的科学和社会科学追随者的作品影响下，大众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发生改变，进而将更大的矛盾心态引入情感学，超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准则。”（120页）人们既然承认人跟动物一样，存在愤怒的本能，就像大禹治水一样，管理“愤怒”的方法也不能一味地围堵，而应该疏解。这一时期，愤怒就不再被视为完全不可接受的情绪，而被视为一种可取的情绪刺激，可以疏导至有用的事业上。因此，为了治理愤怒情绪所带来的精神内耗，社会价值观开始尝试将愤怒“疏导”进入体育和商业领域。比如，拳击手套一度成为美国人送给年轻男孩的常见礼物，因为拳击运动所需要的体力消耗不仅有助于日常情绪控制，也同样能够教会年轻人通过疏导愤怒来提升未来的竞争力。

第四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的全方位压抑。“新的管理主义方法开始将现代针对愤怒的情感学应用于工作场所，动摇了19和20世纪之交的那种给情绪疏导留出空间的折中方案。”（144页）众所周知，泰勒制管理、戴尔·卡内基的成功学、哈佛商学院教授的管理技巧，共同在现代职场中遏制了愤怒表达的空间，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阿莉·霍克希尔德所描述的“情感工作”。随着心理咨询的普及和工业心理学的兴起，人事专家和人事部门在战后的涌现，可以说是情绪管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工作中的情感管理主义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婚姻和育儿的情感学。社会心理学家就注意到弗洛伊德式的完全放任并不能减少愤怒，青少年的暴力事件说明纯粹的放任主义是无效的。家长不仅需要控制自己的愤怒，而且要科学地管理孩子的愤怒。于是，愤怒的情绪被全方位地纳入一套精密的情绪管理技术体系。

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历史梳理，斯特恩斯夫妇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美国历史从不缺乏与愤怒相伴的暴力故事，从清教徒的宗教传统到南方的荣誉文化，从西部拓荒运动到二十世纪的激进社会运动。然而，美国历史的另一面却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对愤怒日益强烈的规范化趋势。

压抑还是解放，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虽然斯特恩斯夫妇大量讨论了情感及其表达的心理学背景，以及以弗洛伊德为主导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但他们并不认可心理史学的范式，进而强调“不要被僵化的弗洛伊德或埃里克森式模型所束缚”。他们在英文版的标题并未明确使用中文版的“压抑”一词来修饰“愤怒”，也就拒绝了“压抑还是解放”这种二选一的提问方式。

实际上，斯特恩斯夫妇转换了问题域，将其称之为“历史的问题”。他们创建“情感学”这一崭新的情感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旨在深化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的洞见，认可社会规范对于情感的建构和约束机制。“确定情感学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是情感研究领域‘生物性-社会性’之争的核心，而变迁因素的纳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争论的复杂性。”经过对历史的细致梳理和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愤怒的生物和社会属性都很重要”（281页）。一方面，作为生物性常量的愤怒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视而不见或完全消除。人们声称自己毫不愤怒往往伴随着哭泣的替代性表现，“生闷气”有可能引发生理性的疾病，在这里，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理论是成立的。尽管现代社会已经深刻重塑了愤怒，但愤怒仍旧在现实生活中挥之不去。另一方面，历史的考察告诉我们，情感体验不仅是无意识的婴儿期经历的遗产，而且受到不同时代主流的情感学中那些有意识的认知结构的塑造和制约。“毫无疑问，无论社会变革和生物心理学常量之间的平衡如何改变，愤怒情绪的任何变化程度，都没有达到现代情感学所期望的那种水平。”（293页）

在此意义上，斯特恩斯夫妇的“情感学”并非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情感史研究专家威廉·雷迪所批判的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他们在书中讨论了情感人类学家布里格斯（Jean Briggs）在《永不发怒》（Never in Anger: Portrait of an Eskimo Family, 1970）中有关乌特库爱斯基摩人的情感控制，并不接受愤怒是无限可塑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不过，斯特恩斯夫妇似乎未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语言转向”的影响，始终坚持现代史学“如实直书”的职业伦理和正统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他们偶尔提及情感的语言表达，但并未使用福柯式的权力话语来分析情感的规训或驯化，而是使用更具美国社会学色彩的术语来讨论情感“控制”的现代化进程。著名的中世纪情感史家芭芭拉·罗森宛恩在《反思历史中的情感》（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2002）一文中挑起了情感史研究的“古今之争”，深入反思和批判了情感史研究领域的宏大叙事对于中世纪情感的误解和妖魔化，并提出了“情感团体”（emotional communities）的理论框架，以阐明微观的社会团体及其情感规范的多样性。在全球史领域也深耕多年的彼得·斯特恩斯后来回应了罗森宛恩的批评，“我们不应该将情感史推广为点彩派的探究，而忽视更大范围的动力学问题。”“就情感史而言，关键的初始问题在于：随着现代性程度的加深，是否伴随有任何情感层面的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究竟会引发何种情感转变？”（Peter N. Stearns, “Modern Patterns in Emotions History,” in Susan J. Matt and Peter N. Stearns eds.,Doing Emotions Histor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p.19）彼得·斯特恩斯始终坚持情感规范之现代化的元叙事立场，也自觉地引入跨文化比较的视野来克服欧洲中心论或种族中心主义的陷阱。那么，如何理解斯特恩斯夫妇有关愤怒控制的现代化叙事？如若借鉴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我们也不难探察其历史想象。与激进的左翼相比，其历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蕴含明显是趋向保守主义的。

《永不发怒》

斯特恩斯夫妇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失之交臂”，不仅可以解释他们的“情感学”（Emotionology）与威廉·雷迪在语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着重阐发的“衔情话语”（emotives）之间的差异，而且可以解释他们的“情感史”与美国“新文化史”（或许还有法国的“心态史”、意大利的“微观史”）之间的隔膜，同样可以解释伊格尔斯在史学史的经典之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未能予以关注的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在情感史的谱系中定位斯特恩斯夫妇的情感史研究？可能从起源或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来看将其称之为“情感史之父”，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也不是一个好的解释。我们还应该探究情感史研究群体及其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转换和断裂之处，或许才能更好地揭示斯特恩斯夫妇的情感学的独特价值，也有助于丰富情感史研究大家庭的多样化生态。当然，我们探讨情感史研究范式的革命，并不意味着要强化情感史研究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如果我们大致仍旧使用“情感史”这一术语，就应该承认他们之间可通约的共识。

最后，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情绪价值的时代，虽说斯特恩斯夫妇并未像威廉·雷迪那样在理论上探讨情绪自由的话题，但他们坚持认为“了解一个人或他的过去，可以增进自由”。真正的情绪自由，或许不是“想发火就发火”的放任，也不是“永远不发火”的克制，而是在理解愤怒的情感史之后，获得一种选择的自由和能力。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顾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