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缺乏说服力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人意料地缺乏说服力。

达龙·阿西莫格鲁备受推崇。为什么？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2026年8月17日

当他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时，他觉得这迟到了。202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塑造繁荣方面的研究。阿西莫格鲁先生年仅58岁，但多年来他一直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他著有七本书，包括一本关于民主和人工智能经济影响的新书，还不包括几本通俗教科书。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其中今年就发表了十多篇，这些论文往往包含复杂的数学公式。在研究数据库IDEAS / REPEc发布的经济学家引用排名中，他与哈佛大学的安德烈·施莱弗展开激烈竞争。他的观点在其他专家和媒体中都极具影响力。

然而，只要给经济学家们喝上几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吐露对这位巨擘的真实看法。“他的许多理论工作确实有用，但他却利用自己的模型来推行那些早已失败的民粹主义政策，”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抨击道。有些评论员则无需酒精壮胆。“我已经抨击阿西莫格鲁整整十年了，”经济博主诺亚·史密斯在回应网上对阿西莫格鲁著作的大量批评时说道。

没有人指责这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研究水平低下，更遑论学术不端。“他显然是个天才，”另一位学者说道，并指出他对博士生和年轻同事慷慨大方。问题在于，阿西莫格鲁先生在经济学界的顶尖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学术影响力——是否与其学术成就相符。

首先来看他的实证研究方法。他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01年与约翰逊和罗宾逊两位先生合著的一篇论文，该论文已被研究人员引用超过23000次。这篇论文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在欧洲殖民者大量死亡的地方（或许是因为疾病），殖民者建立了“掠夺性”的制度，将权力和资源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尽可能多地从当地攫取资源。但在气候更宜人的地区，殖民者得以生存。在这些地方，殖民者建立了更具包容性的制度，拥有完善的道路、学校和医疗服务。这些制度得以延续，其结果是，殖民时期殖民者死亡率较低的地区如今更加富裕。

经济学家现在认真对待这些结果，但并非照搬字面意思。这篇论文促使专家们更深入地思考制度问题，但他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诺贝尔委员会在2024年的报告中承认，死亡率数据“有时不够精确”。2012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戴维·阿尔布伊指出，一些国家的死亡率数据是借用其他国家的数据，此外还做了其他一些调整。他发现，如果修正这些调整，论文中的估计值就变得不可靠了。去年，埃森经济研究所（RWI -Essen）的马丁·布赫纳及其同事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他们调查的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支持阿尔布伊的观点。

阿西莫格鲁先生表示，“这些讨论和一些批评意见非常有价值。”但他反驳说，阿尔布伊先生得出结论时省略了原始样本中一半的数据，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重要国家的数据。他认为，正是这种数据组合以及一些统计选择导致了结果的不可靠性。他还补充说，如果今天让他重写这篇论文，他会做出“一些修改，包括一些估算细节”——但不会修改死亡率数据。

最近，研究人员审视了阿西莫格鲁先生六月份与多位合作者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指出，较低的出生率与劳动年龄人口人均GDP的更快增长相关。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似乎表明像日本这样人口正在流失的国家无需过多担忧。然而，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赫苏斯·费尔南德斯-维拉韦德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质疑，历史关系对于理解当下的形势是否真的有用，因为在许多国家，出生率正在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论点——阿西莫格鲁先生及其合作者在结论中也简要地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与阿西莫格鲁先生运用的大量数学模型相比，这个论点很容易被忽略，显得不够严谨。

经过反复推敲和探究，一位坚定的批评家几乎能在任何研究者的著作中找到漏洞——而阿西莫格鲁先生在经济学领域更是首当其冲。然而，名声带来的审视却无法解释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巨匠，阿西莫格鲁先生的观点似乎并不令人信服。他的公开评论，尤其是在美国政治方面，缺乏创新。例如，他提出的“特朗普统一理论”断言，美国总统的运作方式是“通过提升行政权力并摧毁约束性制度和规范”。嗯，这显然是老生常谈。

更令人担忧的是，他关于制度的宏大论题或许并不能揭示太多真相。制度良好时，国家繁荣昌盛；制度糟糕时，国家停滞不前。这没错。但究竟什么是制度？规则、规范、执行、文化——实际上，涵盖一切。制度从何而来？来自所谓的“关键节点”和“制度漂移”，无论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1年，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科文在评论阿西莫格鲁的一本书时指出，书中描述的制度变革似乎仅仅源于其他制度变革，这使得其核心论点陷入了无限循环——就像乌龟一直往下爬一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邓肯·格林认为，这一框架主要适用于事后分析。

阿西莫格鲁先生反驳说，至于“乌龟”理论，他指出，“要从制度的角度理解制度变迁，就必须考虑过去的具体制度以及影响它们的历史事件。” 他说：“我认为这完全不是同义反复。”

阿西莫格鲁先生与传统观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他对技术持极其悲观的看法上。他与约翰逊先生合著的《权力与进步》（暂译，2023年出版）一书，将一千年的创新历程主要描述为精英阶层攫取利益和意想不到的后果。轧棉机被认为是奴隶制的帮凶，而哈伯-博世法则催生了化学武器。普通民众似乎只有在能够引导资本家考虑自身利益时才能获益。这本书淡化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技术进步本身已经使普通人的财富比工业化前时代增长了许多倍。

阿西莫格鲁先生关于人工智能的论点也过于悲观，以至于失去了可信度。在他202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计算出人工智能在未来十年内只会略微提高美国的生产力。该论文得出这一结论，却忽略了即将上市的人工智能新产品可能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哈佛大学荣誉校长（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他的分析完全忽略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以下可能性：更快的科学进步、更快的社会科学进步，以及更优的决策。”

阿西莫格鲁先生表示：“这是一个合理的批评。我没有预见到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也没有将其纳入我的预测。”他还指出，人工智能模型在科学研究中的用途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大。但他坚持自己评估人工智能对生产力影响的方法，并认为应该“对未来生产力大幅提升的说法保持一定的现实性”。

这些学术争论看似无关紧要，但最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阿西莫格鲁先生或许并不认为人工智能会大幅提升生产力，但他确实担忧人工智能对民主和就业的影响。他的新书着重探讨了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加剧社会原子化、助长政治欺诈），而非其潜在益处。他提出的限制这些危害的方案——“亲劳动者人工智能”，旨在提升而非取代人类劳动的价值——听起来很棒，也显而易见。

阿西莫格鲁先生在人工智能辩论中的影响力在最近一份由数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联署的声明中显而易见。该声明指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引导人工智能朝着与人类互补、造福社会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究竟指的是谁？是特朗普政府吗？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工智能能够与人类互补？就连签署这份请愿书的经济学家们也表示他们并不完全确定。阿西莫格鲁先生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有时会蒙蔽人们的批判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