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诸暨·63载“枫”华正茂——新时代“枫桥经验”绘就安民富民新图景

63年前，浙江诸暨孕育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宝贵经验；63年后，这里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内涵，续写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枫桥经验”。63年薪火相传，这里的党员干部用最朴素的答案回应着“何为政绩”这一永恒课题——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在实处，就是最有分量的政绩。

从源头治理的未雨绸缪，到多元化解的集成发力，再到依靠群众的深厚伟力，一条安民富民的“枫”景之路，正在诸暨徐徐铺展。

源头治理——把“预防”做在前面，让矛盾“发不出芽”

走进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党群服务中心墙上“三上三下 民主治村”八个大字赫然在目。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这里靠这套议事机制把分歧消于未发，创下连续21年“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百姓零刑事、村民零事故”的治理纪录。

这套机制并非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化解基层难题的“对症良方”。前不久，村里推进整村土地流转时，80多岁的宣大爷十分抵触。在他看来，种了一辈子的地就是“自己的根”，也担心没了地就没了依靠。面对宣大爷的心结和其他村民的类似担忧，村两委没有硬推政策，而是启动“三上三下”重大事项决策程序：一上一下上门蹲点走访，把宣大爷的顾虑和全村诉求一一摸清；二上二下开展民主恳谈，法律顾问讲清土地权属法规，老党员、老干部算清“种地辛苦风险高、流转分红更稳妥”的利弊账；三上三下组织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同步公示到村务栏与“监督一点通”平台，资金流向全程可查。

三轮程序走完，宣大爷慢慢解开了心结，同意了流转方案。如今，他每年按时领取分红，逢人便说：“不用下地还能拿钱，这样的好事当初咋就想不通呢。”“事情大家一起定，好坏大家一起评，矛盾自然长不出来。”村党委书记骆银锋说，凡事摊开来商量，就是枫源村“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成功密码。

从乡村到城市，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治理边界持续延伸。诸暨市在全国率先发布《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实践工作规范（试行）》，为“枫桥经验”进城入社划定了清晰的操作标准。与之配套的“城市枫桥”数字化应用，则让这套规范从纸面落到指尖。无论是小区路灯不亮、飞线充电，还是跨部门的“疑难杂症”，网格员只需在手机端“吹哨”，系统便直接派单给职能部门下沉人员，形成“简单诉求立马办、复杂诉求协调办、疑难诉求提交办”的闭环。如今，协同事项平均用时较以往缩短三分之一，让隐患在“秒级响应”中消弭于无形。

预防的网织得再密，也难免有漏网之鱼。对那些因干部慢作为、不作为而激化的矛盾，诸暨市纪委监委联合市信访局推出“酸辣督评会”——每季度一期，从日常接访、巡察移交、上级转交办信访件中筛选典型积案，会前实地核查，厘清责任链条；会上涉案单位自述案件处置过程，多部门联合点评，现场会商化解方案，对确属失职失责的干部分级追责问责。曾有村民因工程补偿问题三次拨打12345，驻村干部仅凭村党委书记口头说法便草率回复，导致矛盾一路升级为赴省越级访。纳入督评后，问题被逐层解剖，驻村干部、村党委书记、审核把关人员等 7 名责任人被分级追责，积案也同步推动化解。

“督评不是为追责而追责，是要通过追责一个、警醒一片，倒逼干部把群众的事真正放在心上。”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干部王斌斌表示。自2025年5月以来，已开展 4 期督评，累计追责42人。从村干部到包村领导，从镇街干部到职能部门审核人员，只要责任链条上出现“断点”，就必将被追责问责。这种“以督促治”的倒逼机制，正不断强化基层干部的履职意识，真正为源头治理筑牢了坚实的防线。

“老杨”杨光照成功调解一起纠纷，把矛盾稳稳化解在基层。

多元化解——打造“一站式”解纷终点站，让纠纷“就地化解”

如果把矛盾纠纷视作社会治理的“微病灶”，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就是一座一站式“矛盾诊疗医院”。走进大厅，智能叫号声、键盘敲击声、调解劝导声交织在一起，日常烟火里藏着基层治理最鲜活的图景。

群众进门不用辗转多个部门，先到引导受理“分诊台”完成统一登记。工作人员根据诉求性质快速分流：婚姻家庭、邻里矛盾等更适合由属地调解的纠纷，优先分流至相关镇街；跨部门、专业性强的复杂纠纷，则引导至二楼的“专科调解诊室”——交通事故、医疗纠纷、房地产及建筑业等12家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依次排开，对症下药解决纠纷。经行业调解仍未达成一致的，当事人可选择补充签订仲裁条款后由绍兴仲裁委诸暨分会裁决，或由“天平调解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这里汇聚了一批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等资深法律人，专攻历时久、关系杂、对抗强的“疑难症结”，让纠纷止步于诉讼之前。

每起纠纷受理后都会生成专属二维码，群众掏出手机扫一扫，办理进展一目了然。数字化手段实现“一件事”全周期闭环管理，推动矛盾纠纷“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让高效解纷变得可感可及。今年以来，市级中心已受理群众诉求27498件，办结率达98.17%。“我们横向整合25家部门单位和14家专业调解组织，纵向贯通市镇村三级治理网络，建立起覆盖全域的‘群众诉求化解资源池’，确保无论群众‘点’什么单，都有专业力量‘接得住’，让群众化解矛盾最多跑一地。”市社会治理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章航介绍，基层治理桩桩件件连着民生，把群众的烦心事解决在家门口，就是最实在的治理成效。

这套分层递进的解纷体系，不仅在于市级中枢的“大统筹”，更在于基层阵地的“深扎根”。早在2002年，枫桥镇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乡镇综治中心，将基层治理相关部门集中办公，免去群众“多头跑、重复跑”的困扰。走进枫桥镇综治中心，“老杨调解中心”的牌子格外醒目。年逾古稀的杨光照是一名退休民警，2008年牵头建起调解工作室，退休后，又联合3名退休干部将其升级为“老杨调解中心”，这也是浙江省基层公安机关首家民间调解组织。老杨会老，但调解力量不会断档。诸暨创新推出“老杨带小杨”调解人才“传帮带训”培育机制，从调解话术到群众工作方法“手把手”倾囊相授，定下“半年入门、一年出师、三年成才”的培养目标，至今已开办三期，培养出 90 余名青年调解骨干，补上了调解员队伍年龄老化、后备力量不足的短板。

枫桥镇司法所所长孟柳霞，就是这群“小杨”中的代表。“浇花要浇根，帮人要帮心，调解也是一个道理。”她说，“只有倾注心血，‘法、理、情’兼顾，才有可能成功达成和解。”前不久，她圆满化解了辖区内两个广场舞领队之间的矛盾。看到争执的双方握手言和、围坐一桌共话家常时，她心中涌起一股暖融融的获得感。在她看来，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目标——一切为了百姓。

从“一个老杨”到“一群小杨”，诸暨的调解力量不断生长。当地打造了“诸事有解”区域调解品牌，形成“一镇一品”解纷矩阵：江新社区“江大姐”调解工作室、东盛社区“金钥匙”调解工作室、牌头镇“温情”调解工作室……一个个带着烟火气的特色调解工作室扎根村居社区，成了群众家门口的“解忧驿站”，把矛盾稳稳化解在最基层。

依靠群众——让“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防线“筑得更牢”

一站式解纷的阵地建到了群众家门口，而真正让基层治理扎下根的，是千千万万主动站出来的普通人，他们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成了基层治理最深厚的底气。

东盛社区的张大姐就是一个缩影。此前，她因楼上违建导致房屋受损、多方投诉无果，一度陷入重度抑郁。正是在社区书记和“金钥匙”调解队数十个夜晚的促膝长谈下，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她也一步步走出阴霾。如今，她已成为调解队的骨干。正因为自己吃过纠纷的苦头，懂当事人的难处、知老百姓的顾虑，她调解起家长里短的摩擦格外接地气。不用讲太多大道理，拉着双方坐下来聊几句家常、掰扯清楚情理是非，很多拧巴的疙瘩就能悄悄解开。

如今，这样的身影遍布诸暨城乡：“两代表一委员”、老党员、老干部、乡贤组成清廉建设顾问团，凭借积累的威望和经验开展矛盾化解、基层监督，既当“和事佬”把矛盾化解在门口，又做“探照灯”把风气照得透亮；红枫义警身披红马甲走街串巷，用“铁脚板”排查隐患、用“乡音土话”化解纠纷，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陶朱街道的快递骑手们化身“流动网格员”，在取件送餐途中随手拍下路面破损、邻里纠纷等情况，成为基层治理的流动哨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群众各尽其力，人人都是基层治理的主角，桩桩民生小事都有了就近化解的路径。

群众的力量，既用在化解矛盾的台前，也藏在监督村务的幕后。在东和乡大林村，爱心食堂曾因账目不透明引发村民质疑。为打消疑虑，村监察联络站引导群众从“背后嘀咕”转为“主动盯账”：公开招投标选聘“大管家”，实行管办分离；邀请老人代表验收食材、核查账目；收支明细每月张榜公示，随时可查。疑虑在公开中消解，信任在参与中建立。“账目清清楚楚，吃得放心，矛盾自然就没有了。”一位常来就餐的老人说。今年以来，食堂未发生一起相关信访。

从村居治理延伸到产业领域，群众自治的逻辑同样适用。在山下湖镇，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行业调解的优势，说到底是专业、公信、有约束力。”协会秘书长何铁元深耕行业 40 余年，熟稔珍珠养殖、交易全环节，“行业协会既能靠专业判断力快速定分止争，也能通过行业规则形成柔性约束，商户遇事总愿意先来找我们评评理。”前不久珠宝城发生一起摊位合租纠纷，两户商家口头约定合租摊位，共同经营后因生意向好起了争执，甚至聘请律师准备对簿公堂。何铁元介入后，没有只讲法律条文，而是与双方算清行业口碑、长远发展的“信誉账”，最终两人重新划分经营区域，将一场即将升级为诉讼的纠纷化于无形。情理为先、法治托底的调解思路，让年交易额突破 500 亿元的珍珠市场，全年成讼案件仅 30 余件，经协会调解的案件履行率达100%。

从“三上三下”的民主议事到“酸辣督评”的监督托底，从一站式解纷的实体阵地到遍布城乡的群众自治力量，诸暨的治理实践始终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生动的践行。六十余载传承发展，这一源自乡土的治理经验内核从未改变：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群众的烦心事当作心头事，把治理的落脚点锚定在为民造福上，这既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诸暨绘就安民富民新图景最朴素的答案、最厚重的政绩。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6年第15期，作者：侯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