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太平洋时代”国际格局演进的变与不变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随着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一大批前沿科技迅猛发展，全球产业体系正在经历重塑。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随之增大。在当前的产业革命浪潮中，太平洋两岸正在加速成为全球科技、经济乃至政治的中心区域，世界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更加明显。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于正在到来的“太平洋时代”至关重要。“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与合作”，这一论断的世界性和历史性意义正在进一步得到印证和展现。中美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顺应了百年变局下的历史潮流。

产业革命牵动世界格局演变

纵观近现代发展史，国际秩序变迁或国际格局演变的核心动力之一，就是源自科技发展的力量，这与农业时代的帝国兴衰有着根本不同。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不断重洗国际力量版图，世界在更大程度一体化的同时也经历着快速分化，世界体系开始呈现“中心—边缘”特征。

始自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加速了西方的兴起，在短短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殖民体系。工业革命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掌握了蒸汽动力的欧洲开始在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基础上重塑经济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能够获取能源的总量，化石能源使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欧洲和北美成为全球工业生产中心，凭借具有代差优势的生产力水平，大西洋两岸也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而逆转了农业时代几千年来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结构。

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欧洲、日本的经济复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美、欧、日三个中心。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新兴的信息技术革命再次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随着集装箱超级货轮出现、交通通信技术革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经历重组，作为整体的东亚地区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中心之一。在不到半个世纪时间里，东亚已经发展成为与北美、欧洲并驾齐驱的经济增长中心，同时也从国际体系边缘走向中央地带。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奠定了接下来几十年间的产业发展方向，没有跟上那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压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产业革命与国际经济学界一些人所说的“长周期”密切相关，即世界往往会在经济衰退期或者萧条期涌现新的技术和产业，进而引发国际格局演变。

比如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一个“长萧条”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启动，美国和德国快速崛起，国际体系和结构在短时间内被重塑。对于企业而言，在经济萧条期，市场价格低迷、利润空间缩小，只有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市场中生存下来，这部分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强制竞争规律”。再如，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与信息技术革命也是同步发生的，这场产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格局，或者说加快了冷战的终结。又如，21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复苏乏力，但新的技术和产业也在同步涌现，AI、新能源等越来越具有掀起大规模产业革命的特征。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也将因此经历重塑，这是世界大变局的一个根本动力所在。

西方大国落入霸权更替窠臼

一轮轮产业革命加速世界格局演变，但在近现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这种演变却更加显象化地呈现为一个个霸权继承与更替的周期。

西方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周期大致沿着“荷兰—英国—美国”的历史线索展开，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观察到的西方霸权周期故事。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即法国和德国当年持续挑战荷兰、英国霸权，但却没有成功，这也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所关注的现象。

将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一方面，权力转移和霸权继承是西方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逻辑之一；另一方面，权力转移改变原有实力结构，但霸权国的地位不仅来自实力，还有同盟体系以及对金融秩序等结构性权力的掌控。由此，霸权国往往会依靠组建阵营来维系霸权，并不得不对己方阵营中的合作者进行资源和地位的分配。等到体系性或阵营性博弈结束后，作为霸权国合作者的国家则有机会掌握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两次世界大战便是这样的例子，美国是英国的合作者，之前的霸权国英国元气大伤之后，不得不将“权杖”交给美国。这看起来是英美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权力转移与霸权继承的同步发生。

某种程度上讲，权力转移和霸权继承源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与地缘政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复杂、分层的体系，作为霸权国合作者或者“副班长”的国家只有进入体系内学习、模仿如何维持体系运转，尤其是在货币金融等领域，既有意愿接管又有能力创新体系，才有可能在经历体系性博弈之后成为继承者。英国学习并模仿了荷兰的商业和金融技术，美国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逐渐接受和学习成为金融霸权国家，华尔街则逐渐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在近现代国际地缘政治重组、尤其是海权兴起之后，世界海陆格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海洋成为互联互通的关键通道和网络，而英美等国在这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既有水域隔离的地缘优势，又有对依赖于海权的世界市场的掌控（贸易、航运、金融等），因而先后成为世界霸权国。

正是从类似视角出发，熟悉西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以及科技变革历史的一些西方学者，近些年来不断试图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等源自西方霸权更替逻辑的模型或论调，以此解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以及中美关系、国际格局演变前景。

中美关系定位符合历史大势

但正如中方一再强调并实际践行的，“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意志不动摇。在中美关系层面，“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与合作”这句话，也在过去数十年来两国关系的跌宕起伏中，不断显现其前瞻性和历史性含义。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发展步伐，促成了这对大国关系的交互演化，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寻找并确立了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无论经济总量还是科技、产业等方面实力都有了长足进步，及至当下，已经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AI革命浪潮中的“第一梯队”和“领头羊”。随着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以及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正再次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和大势。

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乃至政治重心向着太平洋地区的转移在加速。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凸显。从经济层面来看，中美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均是各自国家的经济中心区域，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占全国GDP的1/3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GDP超过日本，中美太平洋沿岸可以说是彼此“镜像”，相互映照。中国是全球产业资本集中地，美国则是科创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心，中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相互嵌套，这也是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上一些大国关系的本质特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符合历史大势。（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