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张骞翻过葱岭，看见了奥德修斯的后裔

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在小亚细亚西北角一座叫特洛伊的城下，一场传说中的战争打了十年。希腊各邦的联军为了夺回被劫走的海伦，渡海远征，最终用一具巨大的木马攻破了城池。这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歌唱的特洛伊战争。

战争结束后，将士们各自还乡。其中一位叫奥德修斯的英雄，归途走得格外漫长——他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十年，历经独眼巨人、海妖塞壬、女神卡吕普索的种种磨难，才终于回到故乡伊塔卡与苦守的妻子重逢。这段归乡之旅，就是另一部史诗《奥德赛》的主题。

奥德修斯回家路线图

特洛伊也好，奥德修斯的漂流也好，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当作纯粹的神话。人们以为那不过是古希腊人编出来的故事。可是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竟然真的在小亚细亚的土丘下挖出了特洛伊城的层层遗址；而奥德修斯漂流所及的地中海世界，更是有无数真实的城邦、港口和航线为之背书。神话的背后，站着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以航海和远行为生的希腊文明。

记住这个由特洛伊和奥德赛所定义的世界——一个善于渡海、勇于远征、走到哪里都要建立城邦的文明。因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件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个诞生于爱琴海的文明，它的足迹并没有止步于地中海。它翻过了千山万水，一直延伸到了帕米尔高原（Pamir Plateau）的西麓——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葱岭之外”。

换句话说，当张骞在公元前128年翻过葱岭的时候，他即将撞见的，正是奥德修斯那些远行者的后裔。

公元前128年，张骞翻过葱岭，站在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土地上。

他看见了什么？

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教科书告诉我们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就是“凿空”，至于葱岭那一边究竟是个什么世界，几乎一片空白。人们只好凭想象去填补——多半填成一片荒凉的、半开化的、需要中华去“教化”的蛮荒之地。张骞的家乡陕西汉中甚至建了一座圆顶尖塔的“西域风情园”，一派清真寺模样。可是张骞西行在两千一百多年前，伊斯兰教（Islam）在阿拉伯半岛诞生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中间差着七百年。

那么两千一百多年前，从帕米尔到地中海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先把时间再往前推一千年。

埃及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的黄金面具举世闻名，距今三千二百多年。面具上有两种颜色：金色来自黄金，深邃的蓝色则来自青金石（lapis lazuli）。而全世界古代最重要的青金石产地只有一个——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Badakhshan）的矿脉，就在帕米尔高原的西南麓。也就是说，早在张骞西行的一千年前，一条从帕米尔通往地中海的贸易线路就已经在运转了。青金石从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的深谷里被开采出来，经一道道商人转手，穿过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最终镶进了尼罗河畔一位少年法老的面具。

顺便说一句，敦煌莫高窟那些历经一千四百年仍然湛蓝夺目的壁画，用的也是青金石研磨的颜料——从同一片山谷里出来，只不过这一次是向东走。一种矿石，两个方向，串起了整个古代欧亚大陆。

为什么这条路能够如此之早地形成？答案在地形。

从帕米尔到地中海，这片广袤的空间基本上是坦途。伊朗高原虽然干旱，但没有横亘东西的巨大山脉；两河流域是平原；小亚细亚（Asia Minor）是高原和海岸的组合。没有一处地形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交通阻隔。中国古人管这种地方叫“四战之地”——四通八达，谁都能来，谁都能走。

四战之地的必然后果是：人种混杂、宗教更迭、王朝速朽。任何方向崛起的强权都可能席卷此地，每一次席卷都留下一层文化沉积。到张骞抵达时，这里已经叠压了好几层。

公元前553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波斯帝国，即阿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它从伊朗高原兴起，向西吞并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占领色雷斯（Thrace）和希腊半岛北部；向南拿下黎凡特（Levant）和埃及；向东扩张到印度河；东北则一直推进到中亚，抵达帕米尔高原的西侧。

帝国最东北的一个行省叫索格底亚那（Sogdiana），居住着日后将在丝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的粟特人（Sogdians）——他们后来成了整条丝路上最活跃的商队民族，垄断中转贸易达数百年之久。

波斯帝国维持了两个多世纪。统治如此辽阔的疆域，最要紧的事情就是交通。著名的“御道”（Royal Road）从苏萨（Susa）一直通到小亚细亚的萨迪斯（Sardis），沿途设驿站与换马点，希罗多德（Herodotus）说信使走完全程只需七天。因此在张骞到来之前三百多年，从帕米尔到地中海的官方路网就已经相当成熟。丝绸之路的西半段，本质上是波斯人修好了路，等着中国人走过来。

中亚希腊化的开端：亚历山大远征

公元前四世纪，一场军事风暴改变了一切。

马其顿（Macedon）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率领希腊联军灭亡了波斯帝国，兵锋一直推进到印度河和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亚历山大有一个著名的癖好：每征服一处便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一生建了几十座“亚历山大城”。最东边的那座叫“最远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 Eschate），就在费尔干纳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苦盏（Khujand）。

这里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想不到的事实：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有希腊人被迁到中亚居住；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又有一批批地中海的希腊移民和退伍老兵携家眷迁来定居。在张骞出发的两百年前，中亚已经住着成建制的希腊人社群，说希腊语，用希腊文字，按希腊方式建城，供奉希腊神祇。

亚历山大死后，帝国一分为三。亚洲部分由部将塞琉古（Seleucus I Nicator）继承，建立塞琉古帝国（Seleucid Empire）。帝国最东端有一个行省叫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书称之为“大夏”。由于疆域实在太过辽阔，鞭长莫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250年前后宣布独立，成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首都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中国史书称“蓝氏城”。

这是一个奇特的政权：一群希腊人，在距离雅典四千多公里的亚洲内陆，统治着一片以伊朗语系居民为主的土地，延续了一百二十多年。

问题在于，这一切长期以来只存在于纸面记录中。希腊史家提过几笔，中国史书提过几笔，但两千年来谁也没见过实物。中亚的希腊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徒有其名的军事据点，还是真正的希腊城邦？没有人知道。

答案出现在1961年。

那一年，阿富汗国王在阿姆河（Amu Darya，古称Oxus）左岸一处叫阿伊-哈努姆（Ai-Khanoum）的地方打猎，偶然发现了一件石雕——一个标准的希腊科林斯式柱头（Corinthian capital）。随后法国考古队进驻发掘，揭开了震惊世界的一幕。

阿伊-哈努姆科林斯式柱头

那是一座完整的古希腊城市。城墙周长三公里半，纵贯南北的大街；宫殿区面积达九万平方米，内含广场、官署和珍宝库；一座直径八十四米的希腊式剧院，可容纳数千名观众；一座长宽各约一百米的体育场（gymnasium），是古典时期已知最大的；还有巨大的神庙和柱廊庭院。出土的柱础上刻着希腊文人名，其中包括赫尔墨斯（Hermes）和赫拉克里斯（Heracles）——两位在希腊化世界里最常被供奉的神祇。

最动人的是一块石碑。碑文说明有人把德尔斐（Delphi）阿波罗神庙里那些著名的箴言抄录下来，千里迢迢带到了这座亚洲腹地的城市，碑上还留着抄录者的名字：克利尔科斯（Clearchus）。保存下来的最后几条箴言，讲的是人在各个年龄段应当追求的德性——少年时守规矩，青年时能自制，中年时讲公正，老年时出善言，临终时无遗憾。

阿伊-哈努姆出土的赫拉克里斯像

请设想这个场景：两千三百年前，一个希腊人从德尔斐神庙抄下祖先的格言，穿越整个波斯故地，翻山越岭走到阿姆河畔，把它刻在石头上，立在城市中央。他要告诉他的子孙：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我们仍然是希腊人。

这就是张骞翻过葱岭之后看到的世界。不是蛮荒，不是半开化，而是一片有城墙、有剧院、有体育场、有神庙、有铭文、有哲学箴言的高度发达的希腊化文明。

这个王国还留下另一份惊人的遗产：钱币。银币上刻着历代国王的侧面像——欧西德莫斯（Euthydemus）苍老威严，德米特里（Demetrius）戴着象头盔，米南德（Menander）神情锐利。这些肖像写实精微，被公认为古典世界最杰出的钱币艺术之一。米南德后来还皈依了佛教，佛经《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ñha）记录了他与高僧那先（Nāgasena）关于灵魂、轮回与自我的长篇辩论——一个希腊国王用希腊式的逻辑追问佛教教义，这本身就是文明交汇最精彩的注脚。

公元前130年前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被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月氏（Yuezhi）所灭。张骞抵达大夏的时候，恰好目睹了这个过程——世界上关于这段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中国人之手。

月氏人虽是游牧出身，文明程度不高，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但他们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不摧毁，而是接管。他们沿用希腊人的城市、希腊人的文字、希腊人的工匠，就地定居下来。一百多年后，月氏五部之一的贵霜部首领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统一各部，建立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其子阎膏珍（Vima Kadphises）南下占领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到曾孙迦腻色伽（Kanishka）迁都犍陀罗（Gandhāra）的富楼沙（今白沙瓦，Peshawar）时，帝国进入极盛，与汉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并称欧亚大陆四大帝国。

1978年，苏联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掘了一处名为蒂拉丘地（Tillya Tepe，意为“黄金之丘”）的月氏贵族墓地，出土文物两万余件。这批文物最惊人的地方不是数量，而是它们的“国籍”。

蒂拉丘地出土的爱洛斯骑海豚

蒂拉丘地出土的雅典娜指环

几具遗体的胸前放着一面汉朝的铜镜。墓中还有大量希腊风格的黄金制品：一枚指环上刻着希腊文字的“雅典娜”（Athena）；一件金饰做成小爱神爱洛斯（Eros）骑在海豚背上的样子——阿富汗深居内陆，当地人一辈子见不到海豚，那是希腊工匠对故乡地中海的记忆。还有一顶王后的金冠，用薄如蝉翼的金叶打造，缀满可以颤动的小金花，放到今天的珠宝展上也毫不逊色。

贵霜帝国的夏都贝格拉姆（Begram）位于今喀布尔以北二十五公里。考古学家在那里的宫殿中发现了一间被封存的仓库，打开之后，里面躺着：罗马的石膏浮雕和玻璃器皿、印度的象牙雕刻、亚历山大大帝的骑马青铜像，以及中国的铜镜和漆器。

东方与西方的器物，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并排躺在同一个房间里，躺了将近两千年。没有比这更精确的丝绸之路的缩影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了。

在大声思考《万里万卷》系列中我们给出过一个否定式的定义：非经玉门、阳关、葱岭，皆非丝绸之路。现在可以补上正面的定义——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交流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两大高度发达文明的桥梁。

很多现代人难以想象，两千年前希腊文明就已深深扎根于亚洲腹地。但考古证据摆在那里：阿姆河畔的科林斯柱头，德尔斐箴言的石碑，能容纳数千人的剧院，写实精绝的肖像币，骑海豚的小爱神，还有那位与高僧辩论的希腊国王。

张骞翻过葱岭之后，遇到的不是需要教化的蛮夷，而是奥德修斯那些远行者的后裔——一个同样古老、同样精致、同样自信的文明。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从中国文明走到地中海文明面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前128年被称为“丝绸之路元年”。特洛伊城下出发的那个航海远征的文明，与黄河边上那个农耕定居的文明，在帕米尔的雪山脚下第一次四目相对——从这一刻起，欧亚大陆不再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世界。

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会发现张骞与奥德修斯在人类精神的图谱上形成了奇妙的对称。奥德修斯在爱琴海的波涛中，用智慧与坚韧对抗着神明的惩罚与命运的无常，他的‘奥德赛’是关于回归与坚守的颂歌；而张骞在亚洲腹地的风沙里，用生命与信念丈量着文明的边界，他的‘凿空’之旅是关于探索与连接的史诗。

奥德修斯最终回到了伊塔卡，他的故事被荷马传唱千古，成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张骞则永远留在了那条他用双脚蹚出的道路上，他的名字化作‘博望侯’的封号，成为东方世界望向远方的第一双眼睛。他们一个是向海而生的航海者的后裔，一个是扎根黄土的农耕文明的使者，却在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脚下，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

张骞翻过葱岭，看见的不仅是奥德修斯的后裔，更是人类在广袤地球上，用勇气与智慧共同书写的那部不朽的“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