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莉华：《欧洲早期汉籍目录与中国小说史学建构》

《欧洲早期汉籍目录与中国小说史学建构》，宋莉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入选首批《社科名家文库》。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书中对中国小说史学研究另辟蹊径，从欧洲早期汉籍目录这一独特路径切入，考察其中的中国古典小说著录、文学概念及分类，并以学术史的眼光，勾勒出西方汉学建构中国小说史学的轨迹。

该书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整体学术史的眼光，揭示了在中西交汇、古今嬗变的学术语境中，中西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的交汇、对话、相互改造，为相关术语及观念的历史化、系统化、社会化研究提供了宏观的理论思维框架，推动了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目 录

绪论

第一节 小说如何史学

第二节 研究框架和内容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学术意义

第一章 18-19世纪中国小说阅读在欧洲的兴起

第一节 中国小说在欧洲的庋藏与流通

第二节 以观风俗为旨趣的中国小说阅读

第三节 从风俗志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小说

第二章 欧洲各大国家图书馆目录与汉籍小说的著录

第一节 法国皇家图书馆目录中的汉籍小说

第二节 柏林皇家图书馆目录中的汉籍小说

第三节 英国博物馆目录中的汉籍小说

附：1742年傅尔蒙《中国官话》（节选）

1818年雷慕沙《皇家图书馆汉籍藏书和新目录规划》（节选）

第三章 欧洲学术机构藏书目录与汉籍小说的著录

第一节 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藏书目录中的汉籍小说

第二节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汉籍目录》中的小说

第三节 《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图书目录》中的小说

附：1876年艾约瑟《博德利图书馆汉籍目录》（节选）

第四章 欧洲私家藏书目录中的汉籍小说

第一节 欧洲中国风与私家收藏的汉籍小说

第二节 东方学家藏书目录中的汉籍小说

第三节 马礼逊的越洋书箱及目录手稿中的汉籍小说

附：1833年《已故雷慕沙先生藏书目录》

第五章 欧洲汉学视阈中的中国小说编目

第一节 专注于元代文学的小说叙录：巴赞《元的世纪》

第二节 中西融通的小说著录体例：伟烈亚力《汉籍解题》

第三节 现代小说专科目录的先声：梅辉立《汉籍叙录》

第四节 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的海外小说史学史建构

第六章 欧洲汉籍目录的小说文体学考察

第一节 西方知识体系下的中国小说编目

第二节 汉籍目录与小说文体分类的演进

第三节 “以中释西”与“以西律中”：文体内涵的调适与嬗变

第四节 近代小说文体变革与新的文学分类

第七章 从汉籍目录看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

第一节 “romance”视阈中的“小说”

第二节 “novel”的兴起与“小说”概念的演变

第三节 “小说”作为现代文学术语的重建

第八章 汉籍目录与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发展

第一节 汉籍目录与小说专科目录的独立

第二节 汉籍目录与小说“板本之学”的演进

第三节 汉籍目录中的副文本与小说史学的拓展

余论 预流的学术与中国文学知识体系建构

参考文献

绪 论

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本。

《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珍稀资料选刊》

中国古典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特点，它的传播与经史、诗文有所不同，带有某种自发、偶然的性质，至少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学在域外传播的倾向性和接受程度，特别是由于中国小说在域外被选择与被改造的情形远较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来得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小说是研究中西文学交流的绝佳样本。

汉籍至迟在1605年之前已传入欧洲，从那时起就出现了零星的书单式简要目录。18世纪，中国古典小说渐次西传，并出现在较为系统的汉籍目录中。

汉籍目录本质上是运用西方文献学即“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的体系和方法为中国文献整序，其关于小说的部分反映了欧洲学界对中国小说的最初认知。它们虽称不上专门的中国小说目录，却具有独特学术价值。

《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

《欧洲早期汉籍目录与中国小说史学建构》一书，通过梳理汉籍目录中的小说文献，对中国小说在欧洲收藏、编目、翻译、评论、研究、购买、阅读、拍卖等史料辑逸钩沉，考察汉籍目录中的小说分类、概念界定、知识体系，揭示18-19世纪欧洲汉籍目录对建构现代的中国小说史学的影响，为处于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动力来源，也为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提供历史借鉴。

全书包括十个部分。绪论部分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小说史学建构的路径、本书研究框架和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一章“18-19世纪中国小说阅读在欧洲的兴起”，从欧洲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展开阅读史研究，运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双重视角，回答阅读中国小说对于塑造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与文化有何影响的基本历史问题。

本书首先梳理了中国小说的庋藏与流通，探究中国小说以何种途径抵达欧洲，被何人收藏在何处，又在哪里可以读到这些小说等问题。

中国小说初入欧洲之时，观风俗作为最重要的主题，贯穿于阅读的各个环节。有关小说文本的选择、翻译、注释等，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中国古典小说体现了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因而被视为人类学、民族志、风俗志文本，在启蒙运动时期获得译介。

中国小说成为诠释儒家思想、承载知识话语和进行思想启蒙的有效工具，同时也加速了其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它们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融入欧洲文学，因而具有了世界文学的特性。

第二章“欧洲各大国家图书馆目录与汉籍小说的著录”，以国家图书馆的汉籍目录为研究对象。

《东学西传文献集成》

18-19世纪，欧洲的汉籍总量与日俱增，其中以英、法、德等国藏书最富，其中不乏孤本、善本小说。

欧洲的各大皇家图书馆，多为今国家图书馆前身，不仅开始购买、收藏汉籍，而且聘请了学问精深的汉学家、东方学家编纂目录。

这些目录往往经历了持续修订的过程，历经几代学者的补充、修订，其中保存了有关中国小说在欧洲的版本、流传、研究信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目录本身也成为后世研究社会阅读史、出版史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某一时代的阅读偏好与知识结构。

本书重点讨论了法国皇家图书馆目录，包括1739年傅尔蒙《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1818年雷慕沙《皇家图书馆汉籍藏书和新目录规划（附傅尔蒙出版于1742年的目录的评论）》、1853年儒莲《帝国图书馆新基金会专藏汉文、满文、蒙文、日文目录》、1902年古恒《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藏中国、朝鲜、日本书目》、1822年柯恒儒《柏林皇家图书馆汉满文藏书目录》、1840年肖特续编的《御书房满汉书广录》、1877年道格拉斯编《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及续编（1903）中的中国古典小说书目文献。

《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

上述早期目录不仅是实用工具书，而且属于文献学、社会史、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其价值远超简单的藏书目录。

第三章“欧洲学术机构汉籍目录与中国小说的著录”，着重考察了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学术机构的早期中国小说书目文献。

皇家亚洲学会汉籍藏书最初主要来自会员捐赠，本书对此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诸多稀见小说版本。

《皇家亚洲学会中文图书馆书目》1838年由伦敦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基德编纂，小说类著录了16种中国古典小说，还有散见于其他类目的小说19种。

基德的目录在文体归类上时有错位现象，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错位”理解为“错误”，更应该思考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的中西文学观念差异。

1879-1881年霍尔特担任皇家亚洲学会秘书期间，进行了一次增补和修订，留下手稿目录。1889年翟理斯又修订了《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汉籍目录》，该目以霍尔特手稿为基础，同时参考伟烈亚力《汉籍解题》，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和梅辉立《汉语读者使用手册》，在编排和分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体现了新的编目理念。

牛津大学也是英国最早编纂汉籍目录的学术机构之一。本书着重考察了艾约瑟《博德利图书馆汉籍目录》，该目收录汉籍凡299种，其中中国古典小说70种。艾约瑟力求提供准确的书目信息，并十分重视历史演义小说的历史背景。

《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

该目著录的中国古典小说版本有一定特色，以民间流行的坊刊本为主。该目是极少数未对书目进行具体分类的西方汉籍目录之一，这或许反映了艾约瑟对当时中、西目录中的中国文学分类都不甚认可的态度。

1886年，威妥玛将个人经年收藏的汉文、满文书籍悉数赠予剑桥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先后有过五部目录，其中1898年由翟理斯编纂的《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图书目录》最为值得关注。

该目著录的中国古典小说包括了诸多满文本或满汉合璧本小说，在小说观念和小说分类上，翟理斯除了注重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尤为关注小说的文学性。

第四章“欧洲私人藏书目录中的中国小说”。欧洲汉籍的流动性较大，很多私人藏书最终被拍卖、出售或捐赠。

当时的欧洲贵族、东方学家、汉学家、还有一些书商和出版商等，是主要的中国小说收藏者，留下了大量私人藏书目录：

《域外汉籍常用目录》

1701傅圣泽在华购书清单、1722傅圣泽个人藏书清单《傅老师置带汉书单》《十四夹板内书单》《书单》、1789《已故奥巴奇男爵藏书目录》、1795《公民尚本奈藏书目录》、1797《已故马勒泽布藏书目录》、1821《已故卡佩洛尼耶先生藏书目录》、1825《已故蓝歌籁先生藏书目录》、1833《已故雷慕沙先生藏书目录》、1839《已故柯恒儒先生藏书目录》、1846《杜普莱夫人东方藏书和法国藏书目录》、1846年詹姆士·马登《东方书目》、1847《萨西男爵藏书目录》、1854《已故伯努夫先生藏书目录》、1856《已故巴耶尔先生法、德、英、意大利、希腊、拉丁文及东方语图书、写本及汉籍图书、中国和印度绘本目录》、1862《已故朗德莱斯先生汉、鞑靼、日文藏书、写本和十二世纪文献目录》、1873《已故卜铁先生汉籍藏书目录》、1876《已故加略历先生汉籍藏书目录》、1878《已故罗杰兄弟人类学、游记、美术及汉文、满文、蒙古文语言文学藏书目录》、1879《已故德达西先生东方藏书及其他藏书目录》、1880《已故突尼烈先生藏书目录》、1880《已故彼昂先生大部分东方藏书目录》、1886《勒苏埃夫藏中文书籍与手稿目录》、1894《已故德理文先生汉籍藏书目录》。

这些目录大部分属于藏书者身故后，出于拍卖、出售需要而由他人编纂的书籍清单。较为特殊的是马礼逊的目录手稿。这是他1823年返回英国途中，亲手为其个人藏书编纂的目录。

第五章“欧洲汉学视阈中的中国小说编目”，讨论了19世纪随着汉学的迅猛发展，由汉学家编纂的目录，它们往往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特别是巴赞《元的世纪》、伟烈亚力《汉籍解题》、梅辉立《汉籍叙录》和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等。

《元的世纪》一书，旨在勾勒元代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却采用了目录提要的形式。书中关于小说，重点讨论了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

巴赞不仅详细叙述了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而且对成书年代、作者及语言风格等进行了探究。186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出版的《汉籍解题》，则采用四部分类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蓝本，著录了两千多部中国著作。

《汉籍解题》

《汉籍解题》“子部•小说家类”收录了一百余种文言小说，解题大多依循《四库全书总目》，又将白话通俗小说一并著录，在“小说”这一概念中植入了西方的文体内涵。1867年梅辉立《汉籍叙录》以中国小说为主题，尝试展开中国古典小说的类型学研究，值得关注。该目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各类小说文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志、小说、传奇、才子书等名目进行考释，探究各种中国小说类型的文体特点和审美特征。该目录论及的小说作品之多，是之前的学者未曾企及的。

1878年法国汉学家高第编纂的《西人论中国书目》，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著录了欧洲流传的各类中国小说书及其翻译和研究著作，除了提供基本目录信息，作者还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较为完备的西方中国古典小说学术史。

第六章“欧洲汉籍目录的小说文体学考察”，着重考察了汉籍目录以西方文体观念主导的中国小说分类及文体概念的演变、中国小说在西方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中所处的位置，揭示汉籍编目在西方构建中国文学知识谱系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早期西译本中国古典小说插图选刊》

它们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目录原有的文体秩序，使一向被目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和戏曲，从边缘的文学地位向文学的中心移动，成为中国文学的代表性文体之一，而且当编目者将“诗歌”、“小说”、“戏曲”这些文体概念转换成西方语言时，在其中植入了特定的西方文体内涵。

此外，由于中国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张力，在中西文体概念建立对应关系的过程中，西方文体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也被改造。

西人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分类随着西风东渐或借道日本，成为晚清士人对中国文学进行内省的外部参照，引发近代文体分类的变革和文学观念的转变，最终确立了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为主的新的中国文学分类体系并沿用至今。

第七章“从汉籍目录看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考察了西方学界对“小说”这一术语的翻译、界定及分类，揭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如何在中、西对接中完成向现代文学概念的转化。

汉语旧词“小说”及其相应的西方术语经历了概念的相互重建。在汉学这一学术语境中，与“小说”对应的西方术语的内涵和外延较之其古典渊源，发生巨大改变，而“小说”一词则吐故纳新，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

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渐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显学”，其学术研究体系正是以作为现代文学术语的“小说”为核心，以其现代内涵为基础加以构筑的。

第八章“汉籍目录与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发展”，从学理上讨论了欧洲早期汉籍目录对建构现代中国小说史学的影响。汉籍目录重新厘定了中国文学著录范畴，将通俗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收录，而且提供了现代的小说目录分类体系和著录体例，其中蕴含的小说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

《文学论文索引全编》

郑振铎、刘修业、孙楷第等学者，将西方文献学方法引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比较研究视阈中重新设置中国小说的分类体系，确立著录范式，最终产生了中国小说专科目录。

汉籍目录中保存的域外中国古典小说版本，有助于小说版本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同时，汉籍目录经历持续的编纂及修订，使其本身也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的一部分。

汉籍目录保存了大量副文本，涉及中国小说批评、翻译、阅读、印刷、商业出版等，它们重构了中国小说得以再生的文化语境，形成中国小说史学的欧洲篇。

在回顾和反思了中国小说史学的百年历程后，本书余论部分提出了如何在学术上进行预流，建立多种研究范式和多元的研究格局，在理论上不断探究，以建立中国本土化的“文学知识体系”，以适应当前的时代语境，继续推进中国小说史学的新发展。

本书试图以整体学术史的视角，揭示在中西交汇、古今嬗变的学术语境中，中西不同的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在目录文献中的交汇、对话和相互改造，以拓展中国小说史学研究的领域，为当代小说史学研究提供新文献和新思路，并进行方法论上的尝试。

《经典的重构：宗教视阈中的翻译文学研究》

本书在研究中首先采用了比较目录学的方法。比较目录学是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目录展开比较研究，着眼于不同目录系统的范畴和关注的问题。

在目录学研究中，如果能将处于不同文化系统中的中西目录进行比较，从西方目录中选择意义涵盖面较广的范畴为对象，以中国目录学中类似的问题或思路作为参照，进行比较和阐释，无疑将有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本书梳理了中西目录文献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不同叙述，旨在凸显我们民族特有的话语主题和小说文献整序系统。郑振铎、刘修业、孙楷第等前辈学者，正是在比较目录学视阈中重新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分类，提供了著录体例，并将目光转向域外所存中国古代小说的寻访和版本考订，推动了古代小说的版本研究，由此确立了现代的中国小说史学研究范式。

同时，通过中西目录各自保留的中国古代小说藏书、阅读、研究及流通史料，发掘新文献，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路径，真正将中国古代小说纳入世界文学体系，考察其艺术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离不开比较目录学。汉籍目录虽然以中国图书为著录对象，但本质上属于西方“Bibliography”的文献学范畴，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著录体例和方法迥异于中国传统目录，对拓展中国小说史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目前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似乎陷入了一种瓶颈状态，如果能在研究中引入比较目录学视阈，有助于发掘新文献，拓展中国古代小说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的庋藏和流通史料、阅读史和书籍史，学界之前多所忽略，大有可探究的空间。

《当代欧美汉学要著研读》

其次，本研究尝试将“Bibliography”即西方目录文献学方法引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考察汉籍目录的小说分类体系、著录体例、描述内容、版本校勘、书籍流通情况等。

“Bibliography”大致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是编订图书目录（compilative bibliography），编目者在此过程中主动思考某一具体文献与整个文献体系、目录整体框架的关系；

第二是历史文献（historical bibliography），考察文献产生的历史，包括书籍出版、排印、装订、出售的各个环节，书籍的成本、售价、贩卖、流传方式、广告等，都被列为考察对象；

第三是分析目录（analytical bibliography），主要是考察书的实体形态，包括字体、印刷、装订、版式、纸张等；

第四是描述性目录（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提供关于书籍的信息和版本，通常是长篇的书籍叙录；

第五是文本目录（textual bibliography），即考察同一书籍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校勘学不同的是，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史等研究方法的影响，文本目录学往往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文本产生的社会学研究上，即考察作者、编者、以及所有参与文本生产和流传的人对文本的影响。[1]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第三，运用副文本理论对汉籍目录中的中国小说副文本展开研究。

法国学者热奈特（Gerard Genette）以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文化为考察对象，认为围绕着特定文本，形成了一个文本之外的临界地带，即副文本（paratext）。

副文本是指与特定文本有关，并为其提供了接受框架的各类文字，包括书的标题、作者署名、序跋和注释，以及作者的访谈、书的广告、评论和其他形式的作者或编者余论等等。它是一个过渡场域，也是一个互动场域，由此主文本与副文本产生了交互作用，并反过来塑造了读者对主文本的阅读和理解。

热奈特宽泛地将副文本分为“周边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两类：前者包括刊载作品的书籍，后者包括与主文本相关的文字和文类，如注释、作者通信、日记、写作提纲、书评、文学史家编撰的学术著作中的评注、附录等。

中国古典文学留下了注疏、序跋、评点、凡例、图录等丰富的副文本。[2]18-19世纪当中国文学以译介、移植、改编、改写等形式进入欧洲时，又产生了大量的副文本，如目录、译序、注释、书评、书信和日记、出售和拍卖清单、图书馆登记卡、订阅名单等等。

汉籍目录本身既是副文本的一部分，其中又保存了大量其他的副文本信息，特别是像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这样带有学术史性质的目录。

《西人论中国书目》

副文本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古代小说的阅读和传播路径，建构海外小说史料学。它们将文学批评、印刷史、商业出版史、阅读史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研究内容。

第四，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汉籍目录中的概念和术语切入，讨论中国小说史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形成。

本研究以中国文学为本位，对文体术语和概念、文学观念分类梳理，鉴别其内在属性，以中国小说史的发展为观照，判定哪些概念在推动文学实践和文学史变迁上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为相关概念和观念的历史化、系统化、社会化研究提供宏观的理论思维框架，有意识地建构中国文学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

后 记

本书的写作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不过细究起来，实则从2002年笔者负笈游学牛津大学时便已埋下伏笔。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

牛津大学所藏增插本《水浒传》残叶，是最早流传到欧洲的中国古典小说，博闻强识的汉学家艾约瑟则为牛津大学编纂了第一部汉籍目录。当中国古典小说远渡重洋抵达欧洲时，它们如何被认知、分类与阐释？看似简略甚至讹误迭出的欧洲早期汉籍目录，又如何参与了现代的中国小说史学建构？

这些问题时时萦绕脑际，于是陆续撰写了《西方早期汉籍目录的中国文学分类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皇家亚洲学会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书目研究》等文，最终形成此书。

虽然中国古典文学向西方的传播历程可追溯至大航海时代以前经由丝绸之路的零星接触，但真正形成规模性影响则是在17-18世纪。

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由器物层面向文化层面渐进的特点，中国文学作品随着欧洲传教士和商人的活动被逐步介绍到欧洲，成为启蒙思想家汲取东方智慧的重要源泉。

耶稣会士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主要渠道。法国学者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详细记载了耶稣会士如何通过翻译中国经典构建欧洲的中国形象。

尽管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西传并非系统性译介，而多为迎合读者趣味的选译或改编，但这种“郢书燕说”式的阅读在跨文化传播中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歌德在读了《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等小说后，感叹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竟与欧洲人相似，“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

歌德甚至认为中国有成千上万这一类的优秀作品，且创作年代远早于欧洲，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其“世界文学”理念的形成。

《歌德谈话录》全译本

中国古典小说之所以能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引起共鸣，深层原因在于它们契合了当时欧洲思想界关切的核心。

启蒙运动强调理性、道德与宽容，而经过耶稣会士选择性介绍的中国形象——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导下的道德哲学与开明专制——恰好为欧洲思想家提供了一面反思自我的镜子。

当前的跨文化交流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量化分析和抽象理论，却可能忽略了文学叙事在促进文化理解方面的独特作用。

中国古典小说西传的历史表明，文学想象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有力工具，它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直抵人类共同的情感和道德体验。在跨文化交流中，或许需要更多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而不仅是政治经济的讨论。

当今世界面临各种分裂和冲突，重新发现欧洲早期汉籍目录中蕴含的中国小说西传史，不仅为了还原真相，更为寻找当下文明冲突的解毒剂。

《明清基督教文学史》，宋莉华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本书若能为此宏大目标提供些许历史注脚，便是笔者最大的欣慰。中西方文学交流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对话录，本书只是撷取了其中的一个横断面，记录笔者个人的一段探寻的旅程。

文献调查的过程充满惊喜与挫折，在此，我要向指引我穿越文献迷宫的前辈学者们致以最深的敬意，向诸多图书馆同仁的慷慨相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感谢上海社科名家文库的资助，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莹老师和本书责编刘宇老师，冒着酷暑为本书的面世忙碌。

谨以本书献给所有相信文明对话力量的人们。

2025年7月于沪上

《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

作者简介

宋莉华，上海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市市级创新团队“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文学团队”负责人，日本神奈川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曾发表《西方早期汉籍目录的中国文学分类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等，先后获得上海市第8届、第10届、第12届、第14届、第15届、第16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注释：

[1] 参见韦胤宗：《中西学术视域中的“文献学”“文本学”和“书籍史”》，《文献》2023年第5期。

[2] 商伟：《〈儒林外史〉的副文本与叙述时间》，《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