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遇上扫黄，女警是我初恋，她把我拷走后，悄悄塞给我张纸条

九六年夏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热得邪乎，柏油路都晒化了，踩上去黏鞋底。我在城南那条老街上开了个小小的音像店，卖磁带租录像带，顺带卖点香烟汽水。店不大，十几个平方，门口支了个冰柜，里面码着玻璃瓶装的橘子汽水和北冰洋。那会儿正是香港电影最火的时候，周星驰刘德华张国荣的带子来了就抢光，我那小店天天挤满了半大小子，挑带子的、买烟卷的、在门口蹲着嗑瓜子闲聊的，热闹得很。

那条街说不上正经，也说不上不正经。两头都是居民区，中间这段夹着几家录像厅、台球室、小发廊。发廊门口坐着烫着大波浪的姑娘，穿着紧身裙，翘着腿嗑瓜子，看见男人路过就招招手。我开着音像店夹在中间，多少年了相安无事，各做各的买卖，谁也不碍着谁。可九六年上头搞严打，公安三天两头下来检查，整条街风声鹤唳的。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三下午，店里没什么人，我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忽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哗，警笛声由远及近，紧接着就是乱七八糟的跑步声和女人的尖叫声。我探头往外一看，好家伙，几辆警车把街口封了，一大帮穿制服的冲进旁边的发廊和录像厅，抓鸡撵狗似的往外提溜人。我当时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就听见店门被推开了，两个民警闯进来，一个扫了一眼柜台上的磁带和烟，另一个盯着我：“你是老板？身份证拿出来。”

我赶紧从抽屉里翻出身份证递过去，嘴上说警察同志我是正经开音像店的，卖磁带租碟子的，不干别的。那个民警翻来覆去看了看身份证，又打量了我几眼，正在这时候又一个穿警服的从门外走进来，瘦高个儿，扎着个利索的马尾辫，眉目清秀的。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整个人就像被施了定身术，手里的烟掉在地上都没察觉。

那是宋小燕。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八年了，我竟然在这种地方又见到了她。她比高中时候高了也瘦了，皮肤白了些，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肩章上的银星在日光灯底下闪了一下。可她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样，丹凤眼，眼尾微微上挑，看人的时候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她盯着我看了两秒钟，也认出来了，嘴角不可察觉地动了一下，可脸上那层公事公办的严肃一分没减。

“身份证。”她伸出手来。

我机械地把身份证递过去，她接过来看了看，又看了看我：“陈建军？”她念了一遍，故意拖长了尾音，“你在这儿开店？”

我说是，开三年了。

她把身份证还给前面那个民警，说了句：“先带回去，回所里慢慢问。”那两个民警上来把我胳膊别到身后，冰凉的铐子咔嚓一声扣在手腕上。金属硌着腕骨的触感让我打了个激灵，可更让我打激灵的是宋小燕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背对着那两个民警，飞快地往我手心里塞了一样东西。那东西薄薄的，方方正正的，像一张折好的纸条。我下意识攥住了，攥得紧紧的，那两张薄纸贴着掌心，热乎乎地浸出汗来。

我被塞进警车后座，夹在两个民警中间。车开了，窗外的老街一截一截往后退，音像店的绿色招牌越来越远。我低头看着自己铐着的双手，右手攥着拳没松开，掌心那张纸条像团小火苗，烤得心口一阵一阵发烫。

在派出所里问了一下午话，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问题：店里有没有卖过黄色录像带？有没有跟旁边的发廊有来往？认不认识那几个被抓的人？我一个劲摇头说没有没有，我那就是个正经音像店，卖港台电影音乐带子的。问话的民警翻来覆去查我的进货单和租借记录，确实干干净净的，最后没办法，教育了我一通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提高警惕之类的，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就把我放了。走出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派出所院子里的白炽灯嗡嗡响着，一群蛾子绕着灯罩扑棱。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楼二层的窗户亮着灯，其中一个窗后面站着个人影，瘦瘦高高的，马尾辫的影子映在窗帘上。我知道她在看我。我摸了摸裤子口袋，那张纸条还安安静静地叠在里面，一路上我用手心护着，没敢在路上打开看。

回到家我把门从里面反锁了，坐在床沿上，把那团纸条掏出来，慢慢地、一层一层地展开。纸是那种普通的横格纸，撕了一角下来，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她的字迹跟高中时候一样，一笔一划的，又细又秀气，可每笔都带着点力道。

“建军，明天下午两点，老地方那棵柳树底下等我。小燕。”

我攥着那张纸条看了半天，台灯昏黄的光照着那几行蓝黑色的字，笔画间有几个地方洇开了，不知道是手汗还是别的什么。老地方，那棵柳树。是我们高中后面那条河边的大柳树，她高三那年春天，每个星期五下午放学我俩都在那儿碰头，我给她带一根两毛钱的冰棍，她给我讲语文课上老师念的课外书。那棵柳树的枝子垂到水面上，风一吹扫着河面一圈一圈的波纹，她坐在树底下翻书页，阳光从柳叶缝里筛下来落在她白衬衫的领口上。

可后来我辍学了，她考上了警校。我走那天她站在那棵柳树底下看着我，说了句什么我忘了，大概是要我好好的之类的话。我低着头走开了，没回头。后来就再没见过面。整整八年，我躲着她，她也找不到我。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河还是那条河，水浅了不少，河滩上长满了野草，那棵柳树比八年前粗了一圈，枝子垂得更低了，扫着水面沙沙响。我靠着树干蹲在那儿抽烟，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手心里全是汗。

快到两点的时候我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宋小燕来了。她没穿警服，一件白底蓝花的碎花衬衫，深蓝色的牛仔裤，头发散了披在肩上，看起来跟高中时候差不太多，就是脸瘦了些，下巴尖了。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两个人中间隔了两步远，谁都没说话。柳树上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的，河边的风吹过来，把她的碎发吹得贴在脸颊上。

还是她先开口了：“你这些年去哪儿了？”

我把烟掐了，站起来：“没去哪儿，就在城里混。开了个音像店，你也看见了。”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怎么开那种地方那条街？”

我苦笑了一下：“那地方咋了？我就卖个磁带租个带子，又不干别的。你们扫黄扫到我头上，我冤不冤？”

“那条街上的人能撇得清？”她声音提高了一点，可又压下去了，回头看了一眼远处，像怕有人跟着，“建军，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心里啥滋味？我当警察这几年，抓过多少人了，可我从来没想过会把手铐子扣在你手上。”

我没说话。风把柳枝子吹起来，有一根扫在我胳膊上，痒痒的。

“你知道我为啥找你出来。”她转过来正对着我，眼圈有点红，可嘴角抿得紧紧的，还跟当年一样犟，“那年你走了以后，我去过你家找你，你妈说你去了南方。我在你家门口站了一个下午。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我低下头，看着河滩上那些碎石头，太阳晒得发白的石块一个挨一个，像那年我走的时候她站在柳树底下穿的那双白球鞋。我走是因为我不想拖累她。她考上了警校，前途好好的，我一个高中没念完就辍学的混小子，配不上她。那会儿我年轻，心气高也自卑，觉得自己啥也不是，凭什么耽误人家。

“小燕，”我叫了她一声，嗓子有点哑，“那会儿你上警校了，我家里穷念不起书了，我总不能让你跟我过那种日子。我是为你着想。”

“你为我着想就问都不问我一句？”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碎花衬衫的前襟上，洇开深色的小圆点，“建军，我是那种人吗？我在乎你穷不穷吗？”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近得能闻见她身上那股洗衣粉的味道，跟高中时候一样，她妈用的那种老牌子，皂角香皂洗过的衣服晒干了就是这个味儿。她伸手抓住我的手腕，手指头凉凉的，攥得很用力。

“你知不知道这八年我谈过几个对象？”她声音低下来，“三个。没一个成的。人家问我想找个啥样的，我说不上来。可我心里知道，我拿他们跟你比呢，比来比去都不对味儿。我有时候走在街上看见个子像你的人都愣一下神。”

我被她攥着手腕，动弹不得，或者说我压根不想动弹。八年前我在那棵柳树底下走开的时候头都没回，八年后她还站在这棵柳树底下，手攥着我不松开。这棵树的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河水浅了深了干了又满了，可她没变，还是那个认死理的宋小燕。

“那你呢？”她抬眼看我，睫毛上挂着泪珠，“这八年你找过对象没？”

我想说找了，可嘴张了半天，说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意外：“找过两个，都散了。人家嫌我没正经工作，说开个破音像店没出息。”

她松开我的手腕，抬起手来在我胸口捶了一下，不重，可不轻不重的那一下捶得我胸口发烫。“你没出息我就不要你了？”她吸了吸鼻子，拿手背蹭了一下脸上的泪，“陈建军我告诉你，昨天我铐你的时候就在想，这回我再也不会放你跑了。你在那破音像店也好，你去摆摊卖盒饭也好，你别想再躲我了。”

我看着她，那张被眼泪冲得花里胡哨的脸，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眶也热了，伸手把她拉进怀里，碎花衬衫料子软软的，贴着我胸口，后背薄薄的肩胛骨隔着衣服硌着手心。她没挣开，把脸埋在我肩膀上，我感觉到那一片衬衫被她的眼泪洇湿了，凉丝丝的，可心口热得发烫。

那天下午我们在河边待了很久。她说她从警校毕业就分到了城东分局，做了三年户籍警，后来又调到治安队，抓赌抓嫖什么都干。她说她其实知道我那家音像店，以前巡逻路过的时候远远看过，可不知道是我开的，要是早知道早就去找我了。我说你去找我干啥？她说去找你算账，八年前的账攒到现在得连本带利一起算。

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俩才分开，她得回所里签到。临走她把那张纸条从我手里抽走了，说不能留证据，我还没来得及看第二遍呢。她把纸条撕碎了扔进河里，碎纸片浮在水面上打着转，顺着水流慢慢漂远了。

“建军，”她站在柳树底下，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铺在河滩上，“你那个音像店别开了，那条街乱，说不准哪天又检查。我帮你找个正经门面，你换个地方开。”

我点头说好。她转身走了，碎花衬衫的背影在夕阳里越走越远，走过河堤，走过小石桥，最后拐过那排老槐树看不见了。我蹲在柳树底下又抽了根烟，烟灰掉在河滩的碎石上，风一吹就散了。头顶的柳枝子在晚风里晃着，知了叫得比下午更响了，可我心里头安稳，安稳得像这棵柳树的根，扎在河边泥地里，不走了。

那以后宋小燕帮我找了间新铺子，搬到城北那条相对规矩的街上，左边是家粮油店，右边是个修鞋摊。我把音像店重新拾掇了一下，进了一批新带子，生意比以前还好了些。她每个周末下班了就来，帮我理货记账，有时候忙得晚了就在店里凑合吃碗泡面，两个人对着坐在装录像带的纸箱上，捧着热乎乎的方便面碗，头顶的日光灯滋滋响着，那种日子简单得不行，可我心里头踏实。

九七年春天我们领了证。婚礼办得简单，请了两边亲戚朋友摆了八桌。她穿着红色敬酒服坐在我旁边，化了淡妆，马尾辫盘起来了，脖子上戴着条细细的金链子，耳朵上两个小珍珠耳钉一闪一闪的。那些从高中起就认识我们的老同学来了好几桌，酒桌上有人起哄，问我们咋又跑到一起了。宋小燕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还能咋的，这人不争气非让我逮了两回，头一回拿铐子拷他，这一回拿结婚证铐他。满桌子人笑得前仰后合，我红着脸给她把酒杯倒满了。

婚后她调到局里文职岗了，不用再出外勤。我问她为啥调，她说不调不行，万一哪天又扫到你那个破音像店，我总不能回回都塞纸条放你走。我嘿嘿笑，说不怕，我现在正经买卖人，查一百回也不心虚。

后来音像店慢慢不好干了，大家都开始看VCD买碟片，磁带没人要了。我跟宋小燕合计着转了行，在城北开了个小超市，不卖带子了，卖油盐酱醋。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平平淡淡的，也吵过架红过脸，可每次吵完她都说你再跑啊你跑了我再拷你回来。我说我不跑了，跑不动了，一把年纪跑啥跑。

那张纸条的事只有我俩知道。这么多年了，我有时候还会想起那个下午，坐在派出所的警车后座上，手腕上冰凉凉的铐子，掌心里却攥着一团热乎乎的火。那火从九六年夏天一直烧到现在，烧得我家里的日子热腾腾的，烧得宋小燕每天早上醒来踹我一脚喊我起来做早饭的嗓门还是那么响。

如今那棵老柳树还在河边，前几年河道整治，树没砍，还在原地。我跟宋小燕有时候傍晚吃完饭去河边散步，经过那儿就站一会儿。她靠着树干看着河水，我靠在旁边抽烟，谁也不说话，跟二十八年前一样。只不过那时候她穿白衬衫我穿旧夹克，现在她穿着花色棉袄我穿着羽绒背心，头发都白了小半边，可柳树的影子落在河水上的样子，跟那会儿一模一样。

那年我遇上扫黄被初恋拷走了，她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是个地址，其实也是个归途。我从那棵柳树底下走出去好几年，最后她还是把我拽回来了。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她抓我的时候没假装不认识我，把那团热乎乎的纸塞进我手心的时候也没犹豫。那两下子，一个抓一个塞，把我这后半辈子全给定住了。

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回来，像这条河的水，流向远处又蒸发了变成雨落回来，落在那棵柳树的叶子上，滴滴答答的，渗进根里。我跟宋小燕也是这么绕了一大圈，绕了八年，绕到扫黄的警车里重新碰了头。铐子扣上来那一下冰凉，可纸条子递过来那一下滚烫，冷的热的搅在一块儿，就是我这辈子所有的运气了。

前几天超市盘点完关了门，我跟她又去了趟河边。柳树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往下落，铺了一地。她弯腰捡了一片放在手心看了看，说这树也老了，没有以前那么密了。我说树老了根更深，你拔拔看它动弹不。她白了我一眼把叶子扔了，转身往回走，我跟着她后头，两个人在秋天的傍晚慢慢往家走。路灯亮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并排铺在柏油路上，像两条挨在一起的路，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