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重磅定调！浙江率先掀桌子，精日言论必须露头就打！

几名初中生自费买下侵华日军罪证并无偿捐给纪念馆，不仅没有得到善意对待，反而被部分网络群体人肉搜索、恶毒辱骂甚至发出人身安全威胁。

面对这种公然践踏社会底线的恶劣行径，权威媒体《浙江宣传》率先公开发文定调，态度极其明确：对任何美化侵略战争、攻击同胞的“精日”违法言行，绝不姑息，必须露头就打！

荒唐的网暴

这起事件的起因非常简单。来自浙江、江苏、河南的3名初中生，平日里省下零花钱，自费购买了多件记录侵华日军侵华事实的重要实物证据，随后主动联系相关陈列馆完成捐赠。

青少年自发收集并捐赠抗战史料，本是一件应当受到社会鼓励的正向举动，但在网络上，事情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某些极端网络群体不仅没有正视这些客观历史证据，反而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这3名未成年人。

他们在各大社交平台的评论区和私信里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通过非法手段查询这几名学生的真实姓名、就读学校以及家庭住址，并在多个网络群聊中公开这些个人隐私信息，公然扬言要进行线下报复。

因为涉及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公安机关迅速介入处理，依法对涉事学生采取了人身安全保护措施。

很多人感到纳闷，为什么正常的历史捐赠会引来如此巨大的恶意？这里必须把正常的涉日文化消费与所谓“精日”言行彻底区分开来。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看日本动漫、读日本文学、品尝日本料理，或者去日本旅游、留学，这些都是纯粹的个人生活选择和文化消费，合规合法，没有任何问题。

但这次事件中的涉事群体完全不同。他们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政治立场和历史认知完全站到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一边。他们公开否定二战侵华历史，把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说成合理行为，甚至在网络上使用带有历史歧视色彩的词汇辱骂同胞，攻击维护历史真相的普通人。

我们可以看一看客观的历史统计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按当时的币值计算约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记录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承受的沉重代价。但在这些极端群体眼里，民族伤痛不仅被他们随意解构，更被拿来当作在网上挑衅大众、博取眼球的工具。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为了发泄极端情绪，直接把手段升级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实施现实威胁，这已经彻底脱离了观点表达的范畴，属于典型的违法乱纪行为。

面对这种公然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直接威胁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极端行径，难道我们的法律制度真的会任由他们在网络空间里肆意妄为吗？

法律动真格

事实证明，法律的反应非常迅速，界限也划得极其分明。处置这类极端言行，从来不是靠网络层面的口头争论，而是依靠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

早在201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就已经正式施行。这部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言行，同时严厉禁止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

只要触碰了这些条款，当事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的还要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紧接着在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生效，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之一中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法律条款写得十分清晰：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而除了刑事责任之外，对于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但已经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同样绝不手软。

此前曾有极少数人员身穿侵华日军军服，专门跑到上海四行仓库、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等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场所拍照并在网上传播，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查处，依法对涉事人员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顶格处罚。

回到这次针对3名初中生的网络暴力事件中，涉事人员非法获取、买卖并公开未成年人的个人户籍、住址等隐私信息，并在网络上公开发布人身威胁言论，这已经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公安机关的介入调查，意味着所有的违法线索都会被依法锁定，参与网暴和威胁的人员必须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

主流媒体此次公开发声，正是向全社会明确传递一个信号：言论自由有明确的法律边界，任何跨过法律红线的言行都必须付出代价。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事后的个案抓捕，而不去追究网络平台的审核责任，不去斩断外部资金在背后的操纵链条，我们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违法言论的滋生空间呢？

治理见实效

要彻底解决这类反复出现的违法违规言行，必须把平台管理、源头斩断和长效制度建设全面结合起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网络平台必须切实承担起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在当下的网络传播中，很多极端言论之所以能迅速发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部分算法系统为了追求点击率和用户停留时长，客观上给予了争议性话题过多的曝光展示。

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平台对于制作、复制、发布宣扬侵略战争、侮辱英雄烈士以及侵犯他人隐私的信息，负有法定拦截与处置义务。

平台绝不能等到舆论形成热点后才被动处理，而是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违规内容识别机制，对相关违规账号果断采取禁言、关闭以及封存违法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理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清这类极端现象背后的外部操纵因素。相关调查披露的真实数据显示，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起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用于海外舆论引导和形象塑造，部分境外机构甚至长期在网络众包平台上付费招募人员，专门制造并传播抹黑中国历史事实的内容。

境内少数人员在利益诱导或极端认知的驱使下，主动配合这些言论进行传播，充当境外舆论操纵的扩散工具。

对于这种涉及境外资金资助、有组织策划的历史虚无主义传播链条，网信和执法部门必须一查到底，坚决予以全链条打击。

更为深层的防护则依托于长效的制度与法律建设。202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

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加强对革命文物、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推进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整理与公开。通过客观、真实的档案史料和法律规制，能够帮助公众建立起坚固的历史认知基础，让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论彻底失去市场。

3名初中生自费搜集并捐赠抗战史料的行为，展现了当代青少年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担当，理应得到全社会最坚定的支持与保护。

而任何企图借助极端言论博取流量，甚至通过违法手段恐吓爱国公民的人，都将直接撞上法律的严惩之网。

随着各方监管责任的全面落实与法律惩戒力度的持续加大，这类践踏历史底线的违法乱象，必将被彻底清理出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