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上午,复旦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宏大现代化中的个体命运——通过‘生命体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分享活动在上海书展举行。《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携新书与读者见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党建理论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李威利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编审王联合出席活动。
《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自今年春季出版以来,迅速获得学界与公众的双重认可。2026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前夕,该书入选《人民日报》“大地书单”七一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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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脱胎于刘建军在复旦大学开设的热门课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由其本人与金美来、张远三人在讲稿基础上精心打磨而成。该课程在复旦校园内一座难求,如今以文字形式走出课堂,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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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伊始,刘建军提及了一个“神秘的年份”——1969年。这一年他出生,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阿波罗登月、中苏关系裂变、中美开始接触,更是互联网前身阿帕网诞生的年份。“今天的年轻人被称为‘互联网之子’,而1969年正是那个起点。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几乎同步,这是个体的幸运,也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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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人工智能对传统知识传授方式的冲击时,刘建军坦言一度感到“不会上课了”。但他很快发现,AI擅长记忆、推理和学科化知识,却难以模仿人类的直觉、情感与共情能力——即人工智能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所揭示的盲区。由此他认定,在智能化时代,课堂与书籍的价值不在于传递可批量复制的信息,而在于输出洞见、情感与审美。这正是他将课程打磨成书的深层动力。
他特别阐释了“关联写作法”的妙用。正如作曲家乔羽创作《我的祖国》时,将“一条大河”而非“万里长江”写入歌词,是为了让每一位听众都能联想到自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同样,本书尝试将宏大命题与个体生活、国家崛起与家庭变迁、民族复兴与个人志趣相互勾连,在中国与世界的双重视野中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读者在书中既能读到大国博弈的宏观分析,也能读到社区街道、百姓日常的真实缩影。
刘建军介绍了全书三大板块——理论与历史、体系与要素、比较与意义,并分享了数个富有新意的学术判断。
其一,关于城市基层治理的“政治速度”。通过对中国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体制的研究,他发现,由于街道并非一级政府,而是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这一制度设计使其在人才培养和民生服务两方面拥有超乎寻常的效率优势。
其二,关于“敬业乐群”的文化深意。这四个字镌刻在复旦大学老校门背面,刘建军将其视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敬业”是对事的认真,“乐群”是对人的包容。他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指出,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宗教传统影响的个体易走向“较劲”——即执着于抽象原则而忽视现实关系;而中国“群学”智慧倡导“做事要较真,做人不较劲”,这一文化基因在超大型社会转型中发挥着润物无声的调和作用。
其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界定。刘建军认为,当前许多解读将其简单等同于“先进生产力”,这并不全面。基于对相关重要文献的研读,他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但更特指居于顶端的那一部分——即智能生产力、多维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他指出,中国在互联网应用和智能产业方面具有天然的文化匹配性:“如果把传统行业比作足球、篮球,那么互联网和智能产业更像是乒乓球——它需要精巧、意境和圆通,而这些特质恰恰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相契合。”加之中国具备的制度优势、规模优势和强大国家能力,使得中国在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实现了多项“弯道超车”。这些分析为读者理解当前经济政策提供了新颖的学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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