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医疗系统的崩溃：患者在封锁中漫长等待，治疗也许永远不会到来

• 加沙封锁致药品短缺、医疗中断，透析和癌症患者被迫等死
• 5岁透析患儿易卜拉欣每周四次就医，病情恶化仍等转诊
• 透析药物、导管和设备严重不足，医生称他几乎应每天透析
• 47岁巴塞勒透析减至每周两次，感染后被迫膝下截肢
• 癌症患者迈萨自7月后停化疗，医院称相关药物短缺达60%

在以色列的封锁下，加沙的药品日益短缺，医疗服务时常中断。对于透析和癌症患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正被迫走向死亡。

5岁的易卜拉欣·阿卜杜拉每周四次从马瓦西的帐篷出发，前往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院。这段3公里的路程对他来说已成为常态。他是加沙最年轻的透析患者，每次都要在透析机旁待上近4小时。

这趟行程几乎耗费一天的时间。易卜拉欣的父母轮流陪他去医院，另一个人则留在帐篷里照顾三个女儿。如果安全状况允许，医院有班车，他们就搭乘班车；否则，他们只能依赖任何能找到的公共交通工具——常常是破旧的汽车、小巴，甚至驴车或马车，费用是战前的至少五倍。如果实在找不到车，父亲穆罕默德就推着轮椅，穿过战火摧残的街道送他去医院。

“他很讨厌去医院。”穆罕默德对《+972》说，“他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早上七点左右离开，下午五点才能回到帐篷。我和他妈妈尽量给他找些零食或巧克力，分散他的注意力。”

轮椅是最近才用上的。几周前，易卜拉欣因高血压引发脑出血，导致左半身瘫痪。虽然他在逐渐恢复，但除了定期透析和输血，还需要神经系统康复治疗。

穆罕默德回忆说，战争前的易卜拉欣是个活泼的孩子，喜欢和兄弟姐妹、朋友一起玩。他和9岁的姐姐奈玛都患有遗传性肾萎缩，但当时病情尚可控。

“那时加沙还有健康的食物和干净的水。”穆罕默德回忆起战争前的日子，“医生一直在跟踪他们的病情，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接受所需的治疗，包括肾移植。”

如今，易卜拉欣在不去医院的时候，常常选择独处。“他说他不想见任何人，”穆罕默德说，“因为他总是很累。”

他的恶化只是更大危机的一部分。在整个加沙，那些依赖持续医疗维持生命的人发现，如今连常规治疗都难以保证。在以色列的严密封锁下，透析因药物、设备、清洁水和足够食物的短缺而中断。癌症患者也难以获得化疗和其他必要治疗。

医院遭到破坏，家庭不断流离失所，药品和医疗物资日渐耗尽。即便到达少数仍在运转的医疗机构，也成为一种折磨。那些过去可以治疗或控制的疾病，现在变得更加危险。

对易卜拉欣而言，病情的急剧恶化始于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原本一直服用维生素B6来治疗反复发作的肾结石，但几个月后药房就断货了。家人为此找了7个月。

“易卜拉欣的身体迅速恶化。”穆罕默德说，“他排出了9颗结石，有些大如鹰嘴豆。”这些结石不断增大增多，引发出血和肿胀，进一步损伤了他的肾脏。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在马瓦西帐篷区附近的军事行动，多次阻止他们前往医院或诊所。“饥荒期间，我们只能吃到能找到的东西，主要是扁豆和意大利面，喝的是慈善机构提供的不洁净的水。”穆罕默德说。

到2025年7月，易卜拉欣的病情已严重到必须住院，一直住到9月。穆罕默德说，他的血液指标降到危险水平，医生认定他急需透析。现在，他在透析时还要同时输血。

但医生表示，他需要透析的频率远高于加沙遭重创的医疗系统所能提供的程度。兰提西医院肾内科主任纳比勒·阿亚德医生对《+972》说，易卜拉欣几乎应该每天透析，但短缺已影响到治疗的几乎每一个环节。

用于治疗透析患者贫血的关键肾病药物，如阿法依泊汀，供应短缺，基本透析设备也不足。“透析导管也并不总是有。”阿亚德说。医生往往不得不依赖临时导管，“这会带来更多风险和并发症”。

9岁的姐姐奈玛的情况也在恶化。阿亚德说，她现在也需要透析，但医生正尽量推迟以便在有限的医疗物资中优先保障最紧急的病例。最终，这对姐弟都需要肾移植。

父亲说，2025年12月，易卜拉欣获得了离开加沙接受治疗的医疗转诊。8个月过去了，他仍然留在这里。“医生告诉我，因为缺乏治疗，他的情况在不断恶化。”穆罕默德说，“他需要出去治疗，或者至少把药送进加沙，否则我会失去他。”

“我们在慢慢死去”

47岁的巴塞勒·达赫杜赫也是透析患者。3个月前，《+972》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儿子乌萨马推着轮椅，沿着满是瓦砾和沙土的街道，从位于加沙城中部舒哈达街的家族帐篷出发，走了3公里到希法医院。到了那里，巴塞勒还要等上数小时才能透析。等到终于有人把他扶上治疗椅时，他的脸因疲惫而发白。

即便如此，这样的治疗也只是战前的一小部分。他每次透析时间从4小时缩短到3小时，严重并发症的风险随之上升，而他赖以维持病情的药物，要么已经消失，要么贵得难以承受。

“战前我的身体状况很好。现在因为缺药，我连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他说。

巴塞勒有4个孩子，2020年开始透析。那时加沙已受到严厉限制，但和今天能获得的医疗相比，他记得战前的体系“近乎完美”。有救护车送他去医院，透析持续4小时，药物供应稳定。

如今，连最基本的治疗都很难获得。

“提高我血液中血红蛋白水平的针剂没有了。”巴塞勒说，“就算能找到，价格也从40新谢克尔涨到700新谢克尔。连钙补充剂医院也不再提供了，我们只能自己买。”

多年病痛，再加上饥饿、流离失所和恶劣生活条件，已经让他明显衰弱。巴塞勒几乎无法行走，只能依靠拐杖。一场视网膜出血还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

2023年11月，以军突袭希法医院时，巴塞勒正在那里避难。他回忆说，病人当时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水和电，透析治疗被迫停止。

“他们打我们，还问我们，‘告诉我们人质在哪里，我们就送你去以色列治疗。’”巴塞勒说，“我几乎看不见，也走不了路，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切断了电和食物。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法透析。”

那段时间，他的情况变得非常危险。巴塞勒说，他体内潴留了超过15公斤液体，还一度失明。“我求他们开枪打死我。我再也承受不了这种痛苦了。”他说。

最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他转送到代尔拜拉赫的阿克萨医院，他在那里恢复透析，后来视力也恢复了。

“我们这些透析病人当时都病得很重。”巴塞勒说，“很多人因为发生的这一切死了。”

3个月后，巴塞勒的情况进一步急剧恶化。《+972》通过电话联系到在医院陪伴他的家人时，巴塞勒已经虚弱到无法开口。

就在采访前两周，他的透析安排再次减少：从每周3次降为每周2次，每次仍只有3小时。他52岁的兄弟卡西姆说，医生警告，医院用于透析液的重要成分碳酸氢盐，可能在月底前耗尽。

“两次透析不足以清除他血液里的毒素，也不足以调节体内的水分和盐分。”卡西姆说，“他的血糖一直很高。”

但透析减少只是这个家庭危机的一部分。2025年10月，巴塞勒在流离失所者营地里，一根脚趾被老鼠咬伤，伤口一直无法愈合。家人认为，这与糖尿病、医疗物资短缺、消毒不足以及帐篷里的恶劣卫生条件共同有关。伤口随后感染，发展成糖尿病性坏疽。

医生先后截去了他的三根脚趾，但感染仍在扩散。最终，医生认定必须从膝下截肢。

“医生告诉他可能要截掉一根脚趾时，他吓得血压都掉下来了。”卡西姆回忆说，“他开始出汗、昏厥，非常害怕。我们一直告诉他，只是一根脚趾，以后装上假肢还是能走路。但感染还是不断扩散。”

截肢后，巴塞勒在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萨拉亚野战医院观察了近一周。加沙严重缺乏止痛药，让恢复过程更加艰难。卡西姆说，有一次救护车送他去透析途中，疼痛剧烈到他几乎失去知觉。

他也在承受丧亲之痛。两周前，他57岁的姐姐布什拉去世了。她原本就有基础疾病，数月来一直出现颤抖和反复流鼻血。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她获准离开加沙就医，原定于2023年10月13日出发，但最终没能离开。

如今，巴塞勒的家人担心他也会遭遇同样命运。他们也不知道，等他出院后该如何维持生活。即便在截肢前，每次送他去透析，都得推着轮椅穿过加沙破碎的道路；他经常摔倒，到了医院时常常头晕得站不起来。“少了一条腿，这段路只会更难走。”卡西姆说。

和所有透析患者一样，巴塞勒还需要严格控制饮食，限制钾、磷、钠和液体摄入，并且必须稳定获得清洁饮用水。对于一个在加沙粮食短缺和经济崩溃中流离失所的家庭来说，这些要求几乎不可能做到。

“他只能吃我们能找到的东西：豆类、罐头，还有慈善厨房发的饭。”卡西姆说，“我们买不起新鲜食物和水果。除了食物，他还需要维生素、医疗照护，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安全、干净的住处。”

战前，巴塞勒和家人住在拜特拉希亚一栋大房子里。战争最初几个月，那栋房子在以军空袭中被毁。“他有花园、有树、有冰凉的饮用水，还有两个卫生间。”卡西姆说，“他曾经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和今天相比，我们那时简直像生活在天堂。”

如今，他住在没有厕所的帐篷里，周围都是老鼠和小鼠，还要忍受酷热。“很多次，巴塞勒都跟我说，他宁愿死，也不愿继续这样活下去。”卡西姆说。

巴塞勒战前与现在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表明在加沙，疾病已经无法与病人被迫承受的流离失所和匮乏分开来看。“我们在加沙的生活只有痛苦和折磨。”卡西姆说，“我们热爱生活，也想有尊严地活着。加沙外面的动物都活得比我们好。我们病着，在慢慢死去。”

“每拖延一天，就会有更多人丧命”

陷入困境的不只是透析患者。加沙癌症患者也在面对持续医疗服务的同样崩塌，化疗药物、止痛药和其他关键治疗严重短缺。

39岁的迈萨·埃利瓦患有晚期癌症，最初长在上颌，后来扩散到右乳和肺部。她肺部的一处肿瘤已经长到18厘米。

她现在住在加沙城以西海边附近的一顶帐篷里。2024年11月，以军空袭摧毁了她位于舒贾伊亚的家，炸死了她的丈夫、儿子和另外28名亲属。

到目前为止，迈萨在希法医院接受过3次化疗。但自7月14日以来，她再也没有接受过治疗。“医生告诉我，因为边境限制，没有化疗药了。”她说，“我一直高烧，有时体温达到42摄氏度。我的肺和右腿都有积液。我每天都吐血，浑身疼。”

医生还给她开了唑来膦酸注射剂，用于保护骨骼、缓解疼痛并帮助她维持活动能力。迈萨说，这种药有时能在加沙药房找到，但价格高达2400新谢克尔，远远超出她的承受能力。

她18岁的女儿阿尔瓦先卖掉了金耳环，后来又卖掉了手机，只为给母亲买针。有时，这家人还会把慈善机构发的食物转卖，卖掉做饭用的燃气，或者向亲友借钱。

“现在没人能再借我什么了，因为大家经济上都在受苦，而我也没有收入来源可以还钱。”迈萨说。她还说，没有这种针剂时，“我就只能躺在帐篷里，身体动不了”。

6个月前，迈萨拿到了紧急医疗转诊，准备离开加沙。医生告诉她，她需要手术切除右肺和右乳的肿瘤。她至今仍在等待。

即便化疗药物还能拿到时，去医院接受治疗也往往要花上几个小时。迈萨会在早上7点左右离开帐篷，四处寻找交通工具。如果找不到，她就得步行3小时去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还要先判断她的身体是否足以承受化疗。

“医生知道我来做治疗时常常没吃东西，所以在给我化疗前，会先给我打2小时营养液。”她说。

医院过度拥挤也是另一重难题。“我治疗时，医院床位不够，所以有时我不得不和另外两名女性一起坐在同一张床上。”

“我们癌症患者有权在加沙接受治疗，或者至少应该按照医疗转诊被撤离出去，接受治疗后再回来。”迈萨接着说，“我们住在帐篷里，环境恶劣，没有清洁条件，也没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每天都像死去一千次。”

“我们所有痛苦的原因，是以色列占领剥夺了我们的基本权利，不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她说。

纳赛尔医院加沙癌症中心主任穆罕默德·阿布·努达医生对《+972》说，如今加沙缺乏关键癌症服务，包括放疗和高级诊断检测。这导致诊断延误、治疗中断。

“加沙化疗药物、辅助用药、止痛药和靶向治疗药物短缺达到60％。”他说。

在资源如此枯竭的情况下，医疗团队不得不配给物资，并决定哪些病人可以接受治疗。该中心已向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发出呼吁，希望它们协助药品和设备进入加沙，并帮助危重病人撤离。

阿布·努达说，目前加沙约有11000名癌症患者，每年新增病例约2000例。其中约4000人已获得紧急境外治疗转诊，但仍无法离开。“每天都有3名患者因为无法接受化疗、也无法出境治疗而死亡。”他说。

“加沙的癌症患者需要的不只是药物。”阿布·努达接着说，“他们需要紧急的人道主义干预，以确保能够获得治疗。”他呼吁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这些曾作为停火和人道主义协议担保方的国家——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允许药品和诊断设备不受限制地进入，包括乳腺X线摄影设备、超声设备、CT扫描仪和磁共振成像系统。

“每拖延一天，就会有更多人丧命。”他说。

对58岁的拉法居民萨娜·阿贝德来说，流离失所、饥饿和失去亲人的打击，最终带来了致命后果。她在战争前就被诊断出肝癌，并前往埃及治疗，在那里花了8个月为肝移植做准备。她39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原计划捐出部分肝脏。

穆罕默德说，医生最初要求萨娜先减重再做手术，因此母子二人回到加沙，继续按照饮食方案调理。他们抵达加沙时，距离战争爆发只剩2天。

此后，反复流离失所和食物短缺，很快让规定饮食变得不可能。几个月后，他们从埃及带回来的药也全部用完了。

“这些药大多数在加沙都买不到，所以她的身体开始恶化，尤其是在饥荒期间——也就是2025年6月加沙南部的那场饥荒——以及全面封锁期间。”穆罕默德说。

随着癌症扩散，萨娜再次获得医疗转诊，并被列入离开加沙接受治疗的等候名单，但始终没有得到许可。

2025年9月，萨娜的两个儿子在以军一次袭击中丧生。穆罕默德说，这一打击对母亲影响极大。随着身体状况恶化，“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最终，癌症扩散到她的消化系统，肾脏也开始衰竭。医生认定她需要透析，她在纳赛尔医院接受了一次透析。

第二天，萨娜去世了。一周后，世界卫生组织打电话给穆罕默德，通知她准备出发接受治疗。

作者：艾哈迈德·德雷姆利 伊卜提萨姆·马赫迪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Gaza’s sick wait for treatment that may never 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