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从一组照片谈复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

2026年8月12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暑期学校“与古为新：中华文脉的里程碑与转捩点”正式启动。本次暑期学校邀请了张健、蔡宗齐、康韵梅、柯马丁、张隆溪、浅见洋二（依照授课顺序）六位专家讲授系列课程。在开幕式上，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发表专题演讲，以下为录音整理稿（经讲者审阅），整理者：王欣楠、陈媛。

陈尚君教授做专题演讲

陈引驰老师给我出一个题目，讲讲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我既不能说没有传统，也实在总结不出什么叫传统。但是，我比大家早到复旦，接触的人也多，经历的事情也多，在接触前辈和长期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成长，因此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些往事，讲一些我见到的前辈的故事，也介绍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成就。

前排左起：章培恒、王运熙、刘季高、张世禄、徐常太、吴文祺、朱东润、蒋天枢、盛华、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汤珍珠。第二排左起：吴中杰、李平、应必诚、陈允吉、王水照、高天如、李庆甲、徐俊西、王永生、徐鹏、顾易生、金路、束景南、钟敬华、游汝杰。第三排左起：虞频频、刘志成、曹俊峰、沙似鹏、徐光明、张思涛、丁根生、朱立元、黄宝华、杨明、陈尚君、陆致极、李恕豪、张玉能、钱乃荣、周建国、待考

这张照片是1981年12月份在校门口拍的，是我那一年研究生毕业时候的合影，清晰度还比较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位置。这五十年，人生真的是变化很大。我特别要和各位坦白交代：我是1976级的工农兵学员，也就是恢复高考前的最后一届。此前我仅读到初中一年级，如果我参加高考，绝对录取不了，整个中学的课程我都是空缺的。但是，恢复高考前一年，我进了复旦大学，第二年，就考取了研究生。而且，我那时候考到专业第一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整个社会找不到书，学校里藏书是完整的，我只要认真读，能够理解，就能够考好，就是这么简单。一年多时间，从不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进了大学，又考取了研究生，很是意外。我考研究生有两个老师推荐，一位是陈允吉老师，还有一位是王运熙老师。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王运熙先生，王先生是一个好人。考研究生要两个老师推荐，允吉老师帮我去找到王先生，王先生说可以的。其实任何学生有什么事情要找王先生，王先生都是可以的。就这样，我就考取了研究生。

研究生跟随的导师是朱东润先生。1978年，朱先生83岁，我26岁，师生年纪落差很大。我坦率地告诉各位：我进入研究生，朱先生非常不满。朱先生说：“你还是应该要把本科读完，跳级不是好事。”对于自己孩子上学，他从来不请老师吃饭，唯独在儿子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的时候，请老师吃顿饭，主要目的是让孩子留级一年。他说，四年级到五年级的小孩，处于心智成熟的关键时期，不能让他有挫败感，可能留一级对孩子的发展比较好。因此，朱先生对我的批评，就在于不应该跳级的，更不应该破格去考什么研究生。朱先生还说，我这种年纪的学生，不应该他来带，应该让顾易生先生来带比较合适。

所幸我自己也蛮努力。第一学年末，朱先生出的题目叫《大历元年后之杜甫》。那个暑假，我把学校图书馆能够借到的关于杜甫的各种书都借出来，带回到南通的家里，花了一个暑假写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探讨杜甫为什么离开成都草堂，把宋以来的各种说法都推翻了，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朱老看到这个文章以后，当着我的面不动声色，说问题挖得很深，文章写得不太流畅，还有一些错别字。第二学年初，比我低一届的王小盾到研究生部报到，正好听到朱老说到我。他说，原本一直觉得经过了“文革”，现在的学生已经没有办法培养了；现在他看到我的作业，觉得现在的学生还是可以培养的。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评价。

我这里把照片放大，为大家介绍我们系里的一些前辈。

第一位是章培恒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章先生刚毕业，就是我们系里的书记，后来因为涉及胡风的问题，和贾植芳先生走得比较近，犯了一点点错误。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既做教师，又受一点监督。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他写了《洪昇年谱》，到1979年才出版。章先生对上古到近现代一直到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很有研究。我留校后不久，在1983、1984年管了两届毕业分配，他那时候是系主任，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和他接触非常密切。章先生的治学格局很宏大，实际上深受鲁迅、贾植芳等很多前辈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或文化，充满着怀疑精神。他有一个治学态度：如果你研究一个问题，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你是不是可以怀疑这个东西就是伪的？所以，我后来做《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也是秉承章先生的这一原则。后来章先生在古籍所做中国文学史，也有很多在学术界有很大震动的论著。

第二位，是王运熙先生。今年是王先生诞辰100周年，他是1926年出生的，今年没有为他的诞辰开会，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一套《王运熙文集》的百年诞辰纪念版，我也是刚拿到。这两天，在用王先生的新书校目前正在做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增订改编版：我用王先生早年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以及《乐府诗论丛》里所做的考订，来确定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和有关诗歌的作者和本事。这两天都在读王先生的文章，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王先生20岁不到开始发表文章，写过一点新小说。这次纪念版文集收了六篇小说，一篇鲁迅研究。他对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研究，起源于他1947年刚留校的时候，任陈子展先生的助手，陈先生给他出的题目叫“六朝杂体诗研究”。那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陈子展先生特别建议他研究六朝时期的裸体运动。王先生从六朝杂体诗的研究，展开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王先生是教研室主任，负责我们的基础课。那时候王先生说，他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乐府诗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唐诗和李白研究，第三个阶段是批评史研究。他当时觉得，做得最满意的还是乐府诗研究。当然，王先生后来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广泛影响，与他本人当年的看法有些不同，应该可以理解。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是他20多岁时做的。这个时期，他主要工作依赖的，是当时的合众图书馆藏书，因为（图书馆）离他家比较近。他自己曾说，他读书治学最好的老师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简称《四库提要》）。他说，做古代文学学问，要通目录学，要通版本学，要通校勘学。所有的老师能够教的，只是局部；他特别说明，在《四库提要》之中，能体会到传统的治学精神。近代以来古代文史的各派，有的是疑古，还有各种各样的；他解释自己治学的特点，叫释古，就是解释古代的历史和文学现象。他1955年左右出版的第一本小书《六朝乐府与民歌》里，他对于六朝乐府之中像《神弦歌》《子夜歌》《读曲歌》《长史变歌》等内容，不仅用传统的《乐府诗集》《晋书》《宋书》《南齐书》《通典》《旧唐书》等材料，而且对于一些很偏冷的材料（像南宋的笔记《五色线》）和佛道文献之中涉及与乐府民歌有关的部分，都加以利用和发挥。这里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他的治学文史相结合，在文献的比对之中，努力地追求真相。比方说，六朝民歌中有一首叫《襄阳乐》，来源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有一个刺史叫刘道产，在（襄阳）那边有德政，当地人歌颂之；另外一个说法是随王刘诞到襄阳，夜问诸女歌谣，因而作之。他比对文献，详尽地解释了这两个人的任期在元嘉期间相隔了有十多年，刘道产的政绩和随王诞的事迹并不矛盾，这个歌是和两件事情都有关。另外如六朝的《长史变歌》，这个王先生特别证明，这是东晋末年王廞——宰相王导之孙——的作品。他列举《古今乐录》之类书记载是王廞的。而且，他从三首《长史变歌》中提到的家世和遭遇的变故，来和王廞的传记做比对，证明这诗就是王廞所作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我在要处理的文本中作了改动，把绿珠的一首诗改到石崇的名下，把东晋无名氏的一组《长史变歌》改到王廞的名下，这都有确凿的证据。

王运熙先生掌握目录学、研究乐府诗的成就，是王先生起步的阶段。他后来研究李白，研究唐诗，（再）后来做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都各有格局。和我们系里的其他许多老师相比较，王先生是一个平和的人，是一个清淡的人，对同学一直都很客气。我到复旦的最初几年之中，看到王先生的形象，都是戴一顶帽子，戴一个遮不住脸的小口罩，手里面有一把伞，在校园里慢慢地靠边走着。王先生也很有趣。那时候我们六个研究生，住的宿舍是10号楼的329房间。每星期一下午，王先生到我们房间里面来，给我们讲课。我们这个房间不大，四张上下铺的床，中间两张桌子，六个同学坐在桌子上面，王先生缩在床的一个角边上给我们讲课。我们那时候上的课涉及中国历史、文献学和思想史。开列的书目中，文献学、目录学是他自己讲的；他特别讲《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提要》，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三部书。思想史，他讲到儒家、佛教和道家，特别建议读的是《论语》《孟子》《庄子》以及佛道的一些东西。版本学，他是请徐鹏先生来讲的。历史，他特别建议读的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我想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入门书目。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何为目录学，后来要做唐诗之学了，从唐诗辑佚入手，是以目录书笼罩群书，分析前人用过哪些，前人没有用过哪些，哪一些还有遗失，是在这个目录学方法的启示之下展开的工作。

王先生在2014年2月去世。他去世的当天，我就写了文章，题目是《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后来还有人说，这句话是王先生终生的信条。其实这句话，来源于一个很小很小的生活中的轶事。王先生60岁生日，我和一批同龄青年教师，大概是包括曹旭、杨明、骆玉明，可能还有一两个同事，拎了一个蛋糕，到王先生家里去过生日。王先生问，这个主意是你们谁想出来的？我们毫不犹豫地说杨明。王先生马上说，杨明不会的，杨明很老实的。杨明老师今年已经85了。因为和他是同学，我可以不断调侃他。王先生认为最好的品格就是老实。这时候，骆玉明马上冲出来说，那就是说我们都不老实了？当时大家都很开心。所以，王先生的心中，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老实是一个最好的品格。

再过来一位是刘季高先生。刘先生是1911年生人，1949年以前就评上了教授，中文系众老群星灿烂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虽然也是教授，但是教授中的贫下中农。他的研究之所成，偏于桐城派，对于汉魏文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我们系里，关于刘先生的传说也很多。刘季高先生在60年代初，曾经支持过安徽大学，对安徽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的成立做出过很重要的贡献。陈四益先生回忆，刘先生答应到安徽大学去的时候，在教室黑板上面即兴赋诗一首；那个诗保留了下来，写得还是蛮好的。刘先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我们系里前辈长寿的记录，96岁去世；（这个记录）最近两年才有所突破。

张世禄先生主要是做古代汉语的，我们系里申小龙老师的导师，也是我们语言学科拿到博士点的关键人物。

后面一位，吴文祺先生。吴文祺先生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早年参加革命，资格很老。他早期的研究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协助父亲朱起凤编过《辞通》。50年代以后，他很少写文章。80年代的时候，他还做过上海市的政协副主席。我是到吴先生家里去过的，我的一个同学钟敬华是他的学生。

坐在中间的两位是朱东润先生和蒋天枢先生。我后面还留了一点时间讲朱东润先生，所以先把面上的几位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了。对于蒋天枢先生，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事情，是在70年代末，在自己可以工作的时间，把他老师陈寅恪的文集编录出来。陈寅恪在1964年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赠蒋秉南序》，讲到士人的立身原则。这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掌故。

蒋天枢先生早年的研究是《全谢山先生年谱》，也就是清代学者全祖望事迹的研究。中年以后，主要做《诗经》《楚辞》，偏于先秦文学的研究。我对于蒋天枢先生的日常授课，所知甚多，但是没有听过一次——因为我研究生时候，同束景南老师两个人在一个宿舍，天天谈自己的老师，谈自己的读书。蒋先生和束景南讲什么，束景南回来就告诉我，我对蒋先生所知甚多。系里的邵毅平老师，比束景南低一届。他第一次去见蒋先生，蒋先生当头就问一句话：读书必先识字，你知道是谁讲的？邵毅平就愣住了，没有办法回答。回到宿舍以后，我说好像韩愈《科斗书后记》里有这个意思。我现在查了，这句话实际上是清儒的话，韩愈的文章里有类似的意思，不是原话。蒋天枢先生的治学，可以说是秉持着传统朴学的研究，又亲炙像陈寅恪这样的老师，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比较多的是先秦部分。

这一位是胡裕树先生，胡先生以前是朱东润先生的助手，他的专长是现代汉语。胡先生前后有大概十年的时间是帮助朱先生工作的，十年之后，接着朱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我那时候工作留校了，已经是胡先生接任了系主任。当时的老辈学者，认为现有的年轻教师可能不太理想，因此，在我们系里面的1978、1979级研究生和1977、1978级本科生中，不到两年留下了27个人。这样的一种格局，是在胡裕树先生的手上完成的。

再过来是蒋孔阳先生和他的夫人濮之珍先生。蒋先生研究西方美学，特别研究德国古典美学。濮之珍先生研究古代汉语，写过汉语史方面的专著。他们两位结婚以后，于1951年先后调入复旦大学。濮之珍先生据说曾经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校花，到现在为止是本系最长寿的前辈，活到101岁。

再旁边是汤珍珠先生，做方言学研究很有成就。

这是顾易生先生，是陈引驰老师的老师，也是朱东润先生门下最早招的研究生。顾易生先生家里是开银行的或者是参与银行的，所以我当时留下来的时候，系里的传闻是中文系最有钱的老师，第一是顾先生，第二是朱先生。顾先生的钱，可能和家里有关，朱先生的钱是靠他节省存下来的。

这是徐鹏先生，是章培恒先生后面一任的系主任，主要做版本目录学。他的导师，是王欣夫先生。王欣夫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方的版本校勘学家之中首屈一指的学者。但是，这一路的学问在50年代以后并不受重视，王欣夫先生当时评的教授级别也比较低。在中文系确定十大名教授的时候，王欣夫先生有幸获列。徐鹏先生继承了王欣夫先生的学术。王欣夫先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文献学讲义》。《文献学讲义》，可以说是以传统的方法，把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三方面的学问，都做到了很极致的发挥。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补正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身后由徐鹏先生做了整理。实际上我后来带文献学的学生们，主要是接了徐鹏先生的班。

再过来，是王永生先生，做现代文学批评。

徐俊西先生是当时中文系的书记。

李庆甲先生也是做文学批评史的。最重要的是他整理过《词综》和《瀛奎律髓》。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受到过王元化先生很高的评价。现在通行的影印元刊本《文心雕龙》的序，署名王元化，其实是李庆甲先生执笔的。王元化先生给他文集作的序中说明了这一点。

后面是高天如先生，前两三年刚刚过世。我在1983、1984年的时候，高天如先生是中文系负责学生分配的副书记，我在高老师处学习了很多如何搞好学生工作的丰富而狡猾的经验，当然一切都将学生的就业与发展放在首位。

再过来是王水照先生。王先生到复旦，比我还晚了将近一年；但是，他是作为人才引进的。当时因为他夫人不肯到北京去，所以他希望到复旦来。朱东润先生表示，这个人可以做事，我们要的。所以，王先生1978年春调到了复旦。王先生的情况，在座的大家都很熟悉。王先生的宋代文学研究、钱锺书研究以及文章学的研究，在这几年广受关注，也都有很高的评价。

陈允吉先生，对我个人影响很大。我1977年到校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青年教师，三十七八岁。那时候，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周有一个晚上，任课教师要到学生宿舍里面来辅导功课。其他同学都不太有兴趣，我作为课代表，总是陪他走一圈，全程恭候，洗耳恭听，也尽可能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让陈老师觉得我学问也很好。所以，我就后来有机会考取研究生了。

应必诚先生，做文艺理论，也做《红楼梦》版本的研究。

李平先生是赵景深先生的大弟子。这个照片里，没有赵景深先生。我只听过一次赵景深先生的课，王水照先生说是他约的。那次讲的课，我所有的印象只剩了一句话：赵先生说，昆曲要唱很容易，只要把鸡鸭鱼肉四个字拉长声调，读下去就是昆曲。最近几年，我为李平老师出版了一个文集，终于在他去世前出版。江巨荣老师的文集，叫我写一个序，我更有机会，认真地读了赵先生的书，读了江巨荣老师的书，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系里的戏曲研究这一段是处于国际前沿水平的。而且，赵先生的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研究戏曲，不仅是在文献上的，而且是可以登台演唱的。他写的文章很多，写的书也很多。因为他太太的兄弟是上海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所以，赵先生出书和发表文章，都非常方便。他在写文章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到戏院里面泡着，一边看戏一边写文章。出门看戏的时候，信封都写好了的，一边看戏一边写好文章；回家的路角，有一个邮局，就把（文章的）信封投进去；第二天或第三天，文章就可以发表了。他的文章数量特别的多。我仔细看了他的著作以后，发现他对于元明清三代的戏剧的各个方面，从文献到演出到地方戏到具体的声腔，都有非常详尽的研究。在我们系里，实际上他有两位大弟子，一位李平老师，一位江巨荣老师，后来都没有能够担任博士生导师，没有能够培养学生留在我们系里边。这真是一种很大很大的损失。

再旁边是吴中杰老师，做现代文学和鲁迅的研究。

因为我的导师是朱东润先生，所以我稍微快一点过一下照片，之后讲一下朱东润先生的学术方法和主要的成就。

这是1960年代的照片。

这是早年朱东润先生在英国留学时候和经常被鲁迅骂的陈西滢的合影。

这是他在三四十岁时候的照片。

这是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和妻子邹莲舫与第二个儿子的合影。

这是朱东润先生夫妇的合影。

这张照片很特别，中间这个人是胡适，是胡适到武汉大学讲学，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几乎所有教师都来捧场，朱老也在其中。后面戴黑眼镜的人叫吴其昌，这张照片是在他的文集中保留下来的。

这是朱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家里的照片。

这是朱老晚年的照片。

1970年代接见外宾的照片，旁边是李约瑟。

这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中文组的合影。

这是朱老在练字。朱老练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觉得应该从篆书入手，而且他的计划是写20年篆书，再写20年的隶书，再写20年的楷书。所以，他的整个计划如此，他就这样一生执行着。

这是朱老晚年的照片，我那时候上课也就在这间房间里面。

这个是朱老抱着他的曾外孙女。

这是朱老和做英汉辞书的葛传槼先生。

这是在全校文科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仪式时的照片。

晚年的照片，朱老90诞辰，在上海作协礼堂开会的照片。旁边是复旦当时的党委书记林克。

朱老是江苏泰兴人，他家里并没有家学的传统。他早年上过一些旧式学塾，最初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读的.到1905年以后，泰兴也有一些新式的小学，（他）被一批亲戚裹挟着到上海来考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附属小学堂。他的表兄弟当时答应说，只要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考取，他们负责一年的学费。最后，他是准备到上海来作弊的，作弊没有做成，他被录取了，要他作弊的那个人，倒没有录取。最重要的是，在此学校学习期间，他得到了交通大学创校时期最有名的校长唐文治先生的赏识。唐先生是光绪末年的农工商部侍郎，守孝期间做交大前身的学校监督，也就是校长。大学校长闲得无聊，每个星期天给小学生讲古文，就这样赏识了这个小孩：给了奖学金，在朱老生活困难的时候，唐先生给他付了学费。所以到了晚年，唐先生无锡的那个茹经堂重建的时候，朱老给他题词“师表人伦”。朱先生说他在唐先生那里理解到古文的喷薄之美和情韵之美。朱先生是一个非常早熟的人。20岁以前，他到英国去留学过，翻译了很多欧洲的小说。1917年的时候，发表了据说是中国最早一篇全面介绍莎士比亚的论文。因为今年是朱老诞辰13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会出版朱老的文集。我基本上通看了全部的校样，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请同学看了以后，我再做了一些处理。增加了几项近年没有整理结集出版的著作：他早年的翻译小说和莎士比亚的研究。朱老20岁不到，为了在英国赚学费，翻译了很多西方小说，文言的，林琴南体的，我现在收了三部：一部是托尔斯泰的《骠骑父子》；第二部是佚名的《波兰遗恨录》，写波兰亡国以后，民族志士复国的反抗斗争，一批波兰牧师煽动了英国一个有爵位的人家的孩子，说其父亲是一个波兰的志士，让他回波兰参加武装斗争；第三部是《积雪东征录》，写一对英国兄弟如何经历曲折，一个参加了法国的军队，后来随着拿破仑东征莫斯科，一个成为英国使团的成员，兄弟两个在圣彼得堡见面。这些小说在1915、1916年出版，那时候朱老还不到20岁，真的非常早慧。

朱老在他任教的初期，有差不多15年时间是教英语的。因为教英语，所以他对于西方文学也非常熟悉。现在能找到几篇他讲英语教学法的文章，这次都没有收。朱老转向中国文学研究，实际上是1929年到武汉大学进外文系的时候。1930年，闻一多说，武汉大学的风气太陈旧了，应该开一些新的课程，建议朱老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课。朱老说，开课可以，给我一年时间做准备。朱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最初在武汉大学校内以讲义形式印行。1931年、1932年、1936年到1939年，我现在看到四版。朱老研究文学批评史，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从上古一直到近代，把批评史的总体轮廓勾出来的学者。在30年代的时候，除了文学批评史的开山几家之一的地位，他同时还研究《诗经》，出版的书是《读诗四论》，主要是讲《诗经》之中华夏正统的意识，以及《诗经》中的风诗是不是来自于民间等问题。对于《诗经》中的传统学问，近现代以来以新文学观点重新解读《诗经》等问题，朱老这本书用力甚勤。30年代末，他写了一部书，叫《史记考索》。《史记考索》以文本考据为主解读《史记》。我看到至少有两位学者对他评价很高：一位是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里多次提到在读这本书；另外还有一位，是现在的大神辛德勇，我和他谈，他觉得这是讲《史记》最好的著作。朱老的《史记考索》最重要的部分，是反复地比对各种文本。他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说对于《史记》的阅读，一定要能够对任何问题参比全书，就是把传统史书的互见法来全面地加以揭示。这是朱老自己觉得比较得意的地方。比方说《史记》在传记之中对某人肯定或者否定，但是，你在其他的部分可以看到不同的评价，可以把传统的知人论世在读史之中发挥到一个极致。

我自己说一句最坦率的话，1978年开始跟朱老读书，朱老第一次上课就是讲读书，第一个要读懂，要读通，最重要的是能够读透。什么叫读透？读书要能够力透纸背，能够读出文本之中没有包含的内容。这一点，我当时并不能够完全体会，而且，朱老当时举了很多例子来问我们，包括项羽到了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项羽为什么不肯过江东？侯嬴送信陵君援赵，为什么侯嬴当信陵君发兵的时候就许诺死期？我当时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后来，在整理朱老著作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自己用力甚深，都有所解答。比方说信陵君的传记，即《史记·魏公子列传》。朱老说，讲信陵君，只讲信陵君传是不行的。通过全书你能够知道，在信陵君发兵的时候，侯嬴和信陵君都认为逃不了必然的失败。而当时各国、各方都行动起来了，信陵君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援赵军队，才有邯郸解围，这样就能够理解。我在最近的二十年之中，整理了很多朱老的遗著。我自己觉得从个人的学习来说，听老师上课是一回事情，当时很多没有读懂的内容，在整理朱老的遗著之中，能够有再一次学习的机会，所以，当年许多没听懂的课，在读书之中都能够理解了。

那么朱老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在1939年到1940年期间，朱老觉得中国文学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取得足够的进步，但是有一点，中国的传记文学始终没有足够的进步。朱老认为，《史记》《汉书》的列传，只是属于史传，没有办法真实地还原一个人的生平情况。中古以来的碑志，是以歌颂为主的，没有办法真实地记录人生。对于近代以来以梁启超《王安石传》为代表的传记，朱老的评价是，那是大卸八块的做法。什么叫大卸八块？就是把一个人的成就分成了许多方面来加以叙述，你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人生，也看不到他在做任何事情时候的进退选择。所以从1939年、1940年开始，朱老把传记文学作为自己一生致力的方向。1940年、1941年的时候写了两部著作，一个叫《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另外还有一部《传叙文学概论》。我怕和前一书的名字相重，因此用了他自传里面的一个题目，叫《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这两部书中，在40年代发表过的，大概只有3到5篇文章；朱老到其去世都没有发表，一直到2006年和2015年，我整理以后才有新版，得以面世。外面评价很好。40年代，能够达到那样的专题文学史的水平几乎是空前的。朱老为什么不拿出来？我内心始终有一种怀疑，朱老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的评价是不高的。他在系统梳理以后，总还得讲许多肯定其成就的话，写出来以后，又觉得和西方文学比较，不足以相当。朱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负，也非常有自制力的人。传记文学，他当时叫传叙文学。用传叙，是因为觉得，传统讲的“传记”，实际上是指经学的注解。这当然是他的一种理解，后来也接受了“传记”这一通行名称。当时，他的方法是学习英国近代以来传记的做法。他特别推崇英国人所写的《约翰逊博士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他觉得那样的传记，是把传主真实的生命历程、人际关系和他在关键时候的选择，以及他的性情、他的家世、他的人生过程、他一生的事功等等，都加以还原，在人生过程之中，来解读作品，评价人物。朱老的一生，传记作品写过八到九部。最初是《张居正大传》。据说张居正即将要拍电视剧，但是朱老的《张居正大传》之中，把朝廷中宰相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皇权的运作，宰相与皇帝、宦官以及李太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讲到了非常之妥帖而深入，那种精神，电视剧是无法体现的。后来写了《王阳明大传》，手稿失传了，没有存下来。以后做过《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写了自传，为夫人写了传，最后一部是《元好问传》。那时候我和朱老聊起过元好问如何，朱老说他是看完史料以后，觉得元好问大节有亏，但是已经选择了，已经花了气力了，还是写出来。

朱老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0万到20万字的一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实际上在传记的写作之中，所花力气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我看到过的，他写陈子龙的时候，手上在读的是《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国榷》以及明代的各种史书，明清之际各种相关的著作。《陈子龙及其时代》他写出来的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朱先生聊天时候曾说到，为什么北宋灭亡以后，南宋人可以撑出半壁江山？明人怎么做不到？朱老的结论是，明代的东林党以及所有的士人，基本上都腐败了。而朱老在做这些传记的时候，他的基础工作所花力气之大，又是非常惊人的。我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叫《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以〈梅尧臣传〉为例》，他写《梅尧臣传》，20万字左右，为了写这部书，他把梅尧臣所有的诗文做了详尽的编年和笺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来理清楚梅尧臣的生平著述、作品的寓意。朱先生写的《梅尧臣传》之中，对于景祐年间，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从互相支持到嫌隙的产生，庆历新政之中新党内部的矛盾，以及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梅尧臣对范仲淹的不满，等等，都有很充分的解释。我觉得，在朱老的身上，能够看到的是传统学术方法和现代学术精神的融汇。可以说，我今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是把他的文集，全部做过校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地读，还包括增加了一部分1946年他和他女儿的通信，大概有35通。仔细阅读以后，深深觉得，朱老用他一生的学问和努力，践行了他自己说过的两句话，那是1946年给他第三个儿子中学毕业的题词，叫“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

好，我就讲这一些，谢谢大家。

陈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