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武律师：我国台湾地区军训课程历史演变 | 比较法刑辩

我国台湾地区军训课程的目的、历史演变与抵制、废除

引言：一个看似普通的课程，为何最终成为民主化的重要问题？

在今天的台湾，谈论“军训”已经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代距离感。对于较年轻的台湾学生而言，“军训教官”更多可能意味着校园安全、生活輔導或全民國防教育；但对于经历戒严年代的人而言，“军训教官”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他们不仅是军事课程的承担者，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进入校园、管理学生、维持政治秩序乃至实施思想教育的重要制度性载体。

因此，台湾军训制度的历史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学校是否应该教军事知识”的教育问题。它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

第一，军事动员问题——国家如何利用学校培养预备役人员、传播国防意识，并为战争准备社会资源；

第二，政治社会化问题——国家如何借助教育体系塑造青年对于国家、政党、反共主义以及政治秩序的认同；

第三，校园权力问题——军人是否应当长期、制度化地进入大学与中学，并承担学生管理、思想教育及校园秩序维护职能。

台湾军训制度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三个功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结合在同一个制度之中。

台湾教育史研究显示，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台以后，学生军训于1951年前后重新建立，并迅速成为高中以上学校的重要制度。1950年代至1980年代，军训教官不仅负责军事训练，还承担学生品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青年组织工作。台湾立法院近年来整理军训制度历史时，也明确指出，早期军训教官的任务包括军事训练、学生品行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党务工作；直到2000年前后，其功能才逐渐转向学生生活辅导与校园安全。(立法院⁠

所以，如果要理解后来台湾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反军训”“教官退出校园”以及最终废止传统《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的历史过程，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基本问题：

台湾为什么曾经需要军训？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

当台湾已经从威权体制走向民主社会之后，原来的军训制度是否仍然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这两个问题构成了台湾军训制度兴衰的核心。

一、台湾军训制度的历史起点：军事训练并非单纯教育问题

台湾的学生军训并不是1949年以后突然产生的。

其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的军事教育政策。军训最初具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军事动员性质：通过学校教育，使青年学生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在战争环境下成为国家可以迅速动员的人力资源。

因此，早期军训的基本逻辑并不是现代大学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而是：

学校是国家军事动员体系的一部分。

这与普通体育课、历史课或者公民教育存在根本区别。

台湾立法院关于军训制度的历史整理指出，军训教官制度早在国民政府大陆时期即已存在；抗战结束后，中国大陆不少学校逐渐停止设置军训教官。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重新恢复学生军训，并于1960年前后正式将军训教官制度纳入教育体系。(立法院⁠

1951年以后，台湾逐渐建立高中以上学校的军训制度。1952年，教育体系进一步扩大军训范围。

这一制度后来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结构：

教育部负责教育体系，国防部负责军事资源与人员，而军训教官则作为军人进入普通学校。

这使台湾的学校出现了一种在民主国家教育体系中相当特殊的现象：

军人不是因为学生参军才进入学校，而是军人先进入学校，负责训练尚未成为军人的学生。

这种制度安排在戒严时期具有高度政治合理性，因为当时国家面对的是冷战、两岸军事对峙以及国民党政权对于“反共复国”的政治想象。

二、军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从历史材料看，台湾军训至少具有五项功能。

（一）第一目的：军事训练与战争动员

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军事训练。

传统军训包含军事知识、基本战技、体能训练、防空、防灾以及相关军事技能。

在冷战时期台湾长期处于高度军事紧张状态，学校教育与国家防卫体系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学生军训并非纯粹象征性课程。

尤其对于高中阶段学生而言，军训与未来兵役存在一定联系。

换句话说：

军训是学校教育与国家兵役制度之间的一座桥梁。

后来台湾甚至建立了军训课程折抵兵役训练期间的制度。2013年制定的相关办法，明确规定全民国防教育军事训练课程可以与常备兵役现役役期及军事训练期间发生制度上的折抵关系；该制度后来又不断修订。(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因此，军训不能简单理解为“课堂上讲讲军事”。

它实际上处于：

教育制度—兵役制度—国家防卫制度

三者的交界处。

三、第二目的：塑造“国家意识”与政治忠诚

然而，如果仅仅把台湾军训理解为军事技能教育，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军训教官长期承担学生管理和思想教育职能。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军训制度的第二层功能：

政治社会化。

戒严时代的台湾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由民主社会。

1949年以后，台湾长期实行戒严体制，政治反对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教育体系也因此成为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塑造的重要领域。

台湾教育改革的官方历史说明曾明确指出，在戒严时期，军训教育成为高中和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军训人员广泛配置于学校；与此同时，校园也存在政治监控机制。(英語教育部⁠

近年的台湾转型正义研究进一步指出，1950年代至威权时期，军训教官不仅负责军事训练，还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管理与青年动员功能。(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这意味着：

军训教官并不是单纯的体育教师或军事技术教师，而是国家权力在校园中的制度代理人。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在现代教育理论中，教师的基本任务是知识传授、人格培养与学术训练；而军训教官在威权时代同时承担政治秩序维护任务，其角色就出现了明显的“教育—政治”双重属性。

四、第三目的：防止校园政治反抗

理解这一点，必须把台湾军训放到戒严时期的校园政治史中考察。

威权政体最担心的往往不是普通学生，而是：

·学生组织；

·学生社团；

·校园罢课；

·示威游行；

·政治读书会；

·地下政治活动；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政治传播。

因此，校园控制本身就是威权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台湾立法院研究资料特别指出，军训教官早期工作包括学生品行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而教官退出校园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具有争议性，正是因为这一制度历史上并不仅仅承担军事教学功能。(立法院⁠

台湾近年的学术研究也将1950—1990年军训教官制度直接与“中学校园控制”“青年动员”联系起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由此可以理解一个重要现象：

军训课程之所以长期存在，不完全是因为学生需要军事知识，而是因为国家需要一个制度化的渠道进入校园。

这也是后来民主化以后“军训教官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校园”争议最深层的原因。

五、第四目的：青年动员与国民党政治体系

台湾军训制度还与中国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体系存在密切联系。

1952年前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参与军训教育体系建设。近年的台湾转型正义研究指出，军训教育的主导权在1950年代曾由国防体系逐渐转入与青年动员密切相关的组织体系，1960年前后才进一步转由教育部主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因此，在威权时期：

军训 + 教官 + 青年组织 + 学生管理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青年政治社会化体系。

它所传递的并不只是“怎样使用枪械”“怎样防空”，而包括：

·国家认同；

·反共意识；

·政治忠诚；

·集体纪律；

·对领袖与国家的服从；

·对政治秩序的认同。

因此，军训制度具有典型的“国家教育化”特点。

它把国家安全、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组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国家塑造政治主体的重要空间。

六、为什么台湾后来开始抵制军训？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台湾民主化以后。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随后出现：

·政党竞争；

·言论自由；

·学生自治；

·校园民主化；

·教育自由化；

·大学自治；

·转型正义。

当整个政治环境改变以后，一个原本在威权时代具有合理性的制度，就必然面临重新审视。

问题也从：

“军训有没有必要？”

逐渐转化为：

“军人有没有必要进入校园？”

再进一步变成：

“民主社会是否还需要让军人承担学生思想与生活管理？”

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七、“抵制”并不只是学生拒绝上课

讨论台湾军训抵制，需要避免一个常见误区。

所谓“抵制军训”，并不意味着台湾历史上始终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统一领导的“反军训运动”。

事实上，台湾的反军训更多表现为多个阶段、不同形式的制度性抵抗：

1.学生拒绝或反对军事化校园；

2.学生要求校园民主；

3.学生要求军人退出校园；

4.教育界质疑军训的教育属性；

5.民间团体要求清除威权遗产；

6.立法委员推动教官退出校园；

7.教育行政机关逐渐降低军训的必修性；

8.最终废止传统军训法规。

因此，与其说台湾经历了一场单一的“废军训运动”，不如说：

台湾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校园去军事化”过程。

八、最早的抵抗：战后大陆地区对军训教官的质疑

事实上，对军训教官的批判并非台湾民主化以后才出现。

台湾立法院整理军训制度历史时指出，抗战结束以后，各地即出现对军训教官制度的反对意见。一些团体认为军训教官被用于压制学生罢课、示威与游行，因此提出“反训导”“反征兵”等主张，并导致部分学校停止设置军训教官。(立法院⁠

这一历史非常重要。

它说明：

“反军训”并不是现代台湾突然产生的自由主义观念，而是20世纪中国校园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军训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理解：

一种认为：

国家需要军事教育，因此学校必须接受军事训练。

另一种则认为：

军事力量进入校园，会破坏学生自治与学术自由。

这两种逻辑的冲突，后来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再次出现。

九、台湾民主化之后：军训制度开始发生“去政治化”

1990年代以后，台湾军训教官的功能发生明显变化。

根据台湾有关研究，2000年前后，军训教官逐渐从过去强调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的角色，转变为：

·学生生活辅导；

·校园安全；

·紧急救助；

·国防知识教育。

台湾师范大学一项关于1995—2007年军训教育改革的研究也指出，随着台湾民主化，军训教官在校园中的角色发生质变，从单纯军训授课逐渐转向学生事务、校园服务和紧急救助等工作。(Airiti Library⁠

这实际上是一种制度自我调整。

原来的：

“军事人员管理学生”

逐渐变成：

“校园工作人员维护学生安全”。

但是，这种转型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如果军训教官已经不再主要承担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那么：

为什么还需要军人身份？

这成为改革的关键问题。

十、2004年前后：军训制度改革真正进入政策议程

2000年代，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推动军训制度改革。

相关研究指出，教育部于2004年推动“军训制度改进方案”，随后提出教官逐步退出校园的政策方向。2006年，一名大学教官参与政治活动又引发社会争议，使“军训教官是否应该退出大学校园”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议题。(Airiti Library⁠

这一阶段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

校园应该是教育机构，而不是军队的延伸。

如果学校需要：

·校园安全人员；

·学生辅导人员；

·灾害应变人员；

·国防教育教师；

完全可以通过教育体系自身建立专业制度，而没有必要由现役军官承担。

因此，“教官退出校园”实际上比“废除军训课”更加深刻。

前者针对的是：

军人身份进入教育机构的问题。

后者针对的是：

军事训练是否属于学校课程的问题。

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十一、一个重要节点：高中军训是否应该废除？

台湾高中军训改革过程中，出现过非常明确的政策争论。

部分教育改革者认为，高中阶段不应再设置传统军事训练，而应将国防教育转化为普通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然而，反对改革的人则提出：

·台湾仍然存在国防需求；

·青少年应该了解国家安全；

·军事知识具有公共价值；

·军训可以培养纪律；

·军训与兵役之间存在实际联系。

2000年代立法院相关质询材料甚至明确记录了对于“废除高中军训课、改为国防通识选修”的反对意见。相关质询者认为，取消军训课程可能导致国防教育功能削弱。(立法院⁠

因此，台湾军训改革并不是简单的：

反军训 = 反国防。

真正的争论其实是：

国防教育是否必须采取军事训练的形式？

这两个命题必须严格区分。

十二、从“军训”到“国防通识”：制度名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台湾军训改革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就是课程名称和课程内容发生变化。

传统军训逐渐被重新包装、调整为“国防通识”或者“全民国防教育”。

2000年代以后，学校教育逐渐强调：

·国际情势；

·国家安全；

·国防政策；

·全民防卫；

·防卫动员；

·国防科技；

·灾害防救。

2010年制定的《各级学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就明确规定，大专院校的全民国防教育课程可以包括国际情势、国防政策、全民国防、防卫动员以及国防科技等内容。高中阶段也包含国际情势、国防政策、全民国防、防卫动员与国防科技。(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转型：

旧模式

军人 → 教官 → 学生 → 军事训练

新模式

教师/专业人员 → 国防知识 → 公民 → 国家安全意识

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国家不再必须通过“军人身份”来传授国防知识。

这意味着：

国防教育可以保留，但军事化校园可以退出。

这是台湾制度改革最核心的逻辑之一。

十三、军训课程的“免修”也是一种渐进式抵制机制

在正式废止之前，台湾已经建立了各种军训免修制度。

这点非常值得注意。

1950年代即存在军训免修制度；后来相关规定不断调整。

例如2003年制定、后经多次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免修军训课程作业要点》，规定某些学生可以免修军训，包括已经服役者、部分军人、身心障碍者、达到一定年龄者、外国学生以及部分侨生、港澳生等。(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这说明台湾并不是直接从：

“所有人必须军训”

跳到：

“完全没有军训”。

而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渐进改革：

强制 → 允许免修 → 降低必修性 → 改为国防教育 → 学校自主 → 教官退出 → 废止传统军训法规。

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软着陆”。

十四、2013年：教官退出校园成为正式政策方向

台湾军训改革真正具有制度意义的节点之一，是2013年前后。

台湾立法院相关资料显示，2013年修订高中教育相关法律时，已经形成“在学生安全及校园安定无虞条件下，让教官逐步回归国防体系”的政策方向。相关附带决议要求教育部门与国防部门规划教官回归国防体系。(立法院⁠

这意味着：

“军训教官退出校园”已经从社会争论转变为国家政策。

但这里仍然要注意：

教官退出校园 ≠ 军训课程立即消失。

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

部分课程仍然可以继续存在，尤其是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及可以折抵兵役的相关课程。

因此，台湾的改革实际上是“双轨制”：

一方面：

去除军人进入校园的制度。

另一方面：

保留国家需要的国防教育。

十五、2017年：军训免修规定进一步废止

2017年6月22日，台湾教育部废止《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免修军训课程作业要点》。官方法规模沿革明确记载，该规定自2003年制定，经过多次修正后，于2017年正式废止。(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这个变化表面上似乎令人费解：

既然军训逐渐减少，为什么连“免修军训”的规则都要废掉？

答案在于：

当原来的强制性军训制度本身已经被重新设计之后，针对旧制度设计的免修规则也失去了存在基础。

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律制度“配套清理”。

十六、2020年：传统《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正式废止

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终点，是2020年。

1962年制定的《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经过长期修正，最终于2020年10月20日正式废止。台湾教育部法规模沿革明确记载了这一日期。(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这意味着，一个存在超过半个世纪的传统学生军训法规，正式退出法律体系。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废止该办法并不意味着台湾“废除所有国防教育”。

恰恰相反，台湾仍然通过《全民國防教育法》等制度推动学校国防教育。

换句话说：

被废除的是传统“学生军训”制度，而不是“国防教育”本身。

这是理解台湾改革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十七、台湾为什么没有彻底废除国防教育？

如果从纯粹的反军事化立场看，可能会认为：

既然军训具有威权统治历史，那么民主化之后就应该把国防教育一并废除。

但台湾最终没有选择这一方案。

原因很简单：

台湾仍然处于特殊的安全环境之中。

国家安全、战争风险、全民防卫、灾害应变以及军事动员等问题仍然存在。

因此，民主化之后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

“国防教育要不要存在？”

而是：

“国防教育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

台湾选择的答案是：

第一，把政治忠诚教育与国防教育分离。

学生可以学习国家安全，而不必接受政党忠诚教育。

第二，把军事知识与军事训练分离。

学生可以了解军事科技、国际安全与战争法，而不一定要接受军事操练。

第三，把国防教育与军人身份分离。

国防知识可以由教师、专家、专业人员承担，不必由现役军官直接管理学生。

第四，把威权时代的“服从教育”转变为民主时代的“公民教育”。

这是台湾军训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哲学变化。

十八、台湾军训改革最大的争议：校园安全怎么办？

军训教官退出校园以后，支持保留教官制度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教官离开校园，谁负责学生安全？

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军训教官长期承担：

·校园安全；

·緊急事故；

·学生輔導；

·防災；

·危機處理；

·校園秩序。

因此，废除军训制度不能只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还必须解决行政功能问题。

台湾立法院相关研究也特别讨论了“军训教官退出校园后的学生安全维护问题”，并指出教官退出涉及校园安全、人力配置以及国防教育等多个层面。(立法院⁠

这揭示了制度改革的一个普遍规律：

废除一个制度容易，替代它所承担的功能却更困难。

所以台湾最终采取的并不是简单的“撤走军人”，而是：

军训功能拆分。

原来由一个军训教官承担的多项任务，被逐渐拆解为：

·教师；

·辅导人员；

·校安人员；

·行政人员；

·国防教育教师；

·专业救護人员。

这种功能分化，实际上比单纯“废除军训”更加重要。

十九、反对废除军训的人提出了什么理由？

为了避免把历史写成单纯的“民主进步史”，必须认真讨论改革的反方观点。

支持军训制度者主要有五类理由。

第一，国防安全

台湾面对特殊的两岸军事环境，因此青年应该具备基本国防知识。

第二，危机应变

军训教官能够在灾害、重大事故和校园危机中发挥作用。

第三，纪律教育

部分支持者认为军訓能够培养学生的纪律、责任感与团队意识。

第四，兵役衔接

军训课程可以与兵役训练产生一定制度上的衔接，减少青年服役后的训练成本。

第五，现实功能

即使军训制度具有威权历史，也不能因此否认军训教官在民主化以后承担的校园安全、生活輔導等现实功能。

台湾关于1995—2007年军训改革的研究也特别强调，民主化以后军训教官的角色已经发生改变，因此不能简单以“历史原罪”否定其全部现实功能。(Airiti Library⁠

这一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

因为历史研究必须区分：

一个制度过去是什么

与：

一个制度后来变成了什么。

军训教官在戒严时期与民主化之后，确实不能完全等同。

二十、支持废除军训的人提出了什么理由？

反对者则从另一套逻辑出发。

第一，校园中不应该存在军人特权体系

大学是教育与学术机构，而不是军事单位。

第二，军人与教师的职业伦理不同

教师接受学术与教育训练；军人的首要职业义务则是服从指挥与完成军事任务。

二者不应混为一谈。

第三，威权遗产不能因为“有用”就继续存在

如果一个制度曾经承担政治监控功能，那么民主化以后必须重新审查其制度合法性。

第四，校园安全可以专业化

校园安全并不必然需要军人。

完全可以通过：

·校安人员；

·心理辅导；

·社工；

·教師；

·行政人员；

·警察；

·医疗体系

共同承担。

第五，国防教育不等于军事训练

这是改革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民主国家当然可以进行国防教育，但国防教育应该成为：

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军事组织进入校园的理由。

二十一、从“废除军训”到“去威权化”：台湾经验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如果仅仅把台湾军训史理解成：

“以前有军训，现在没有军训。”

那么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一个威权时代形成的制度，是如何在民主化以后逐渐被拆解的？

台湾的路径可以概括为：

第一阶段：军事化

学校是国家军事动员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政治化

军训不仅训练军事技能，还承担思想教育与政治秩序维护功能。

第三阶段：民主化

社会开始质疑军人进入校园的正当性。

第四阶段：功能分化

军训教官开始承担更多校园安全、生活辅导等非军事职能。

第五阶段：制度改革

军训课程逐渐改造为国防通识、全民国防教育。

第六阶段：教官退出

军训教官逐步回归国防体系。

第七阶段：法律废止

2020年正式废止传统《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这不是简单的“取消一门课程”。

它实际上是：

国家权力从校园中的重新定位。

二十二、台湾经验的一个核心命题：可以有国防，但不必有军事化校园

台湾军训改革最终产生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命题：

民主国家需要国防，但国防不必等于军事化教育。

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分。

国家完全可以告诉青年：

·战争是什么；

·国际人道法是什么；

·国家安全是什么；

·防卫动员是什么；

·灾害发生时怎么办；

·网络攻击是什么；

·国防科技如何发展；

·公民在战争中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

但这些知识并不要求：

·军人管理学生；

·学生接受军事纪律；

·学生进行传统军事操練；

·军队进入校园承担思想控制功能。

因此：

国防教育可以民主化。

甚至可以说：

真正成熟的国防教育，不应该要求学生放弃批判能力，而应该要求学生理解战争、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二十三、军训改革与台湾“转型正义”的关系

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台湾军训制度改革也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

转型正义并不只是处理：

·政治案件；

·白色恐怖；

·受难者赔偿；

·威权象征；

·历史档案。

它还涉及：

威权制度是否继续存在于民主社会的日常机构中。

如果学校仍然由军人管理学生，军训仍然承担政治忠诚教育，那么即使政治体制已经民主化，威权治理结构仍然可能以“日常制度”的形式保存下来。

因此，军训改革可以理解为：

从“威权国家的学校”走向“民主社会的学校”。

台湾促转会近年关于校园转型正义的研究，正是把军训教官与威权校园控制放在一起讨论。相关研究指出，戒严时期军训教官曾承担军事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管理与青年动员等功能，因此教官退出校园成为校园转型正义的重要议题之一。(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二十四、但必须避免另一个极端：把所有军训教官都定义为“政治警察”

历史研究同样需要避免简单化。

军训制度在威权时代具有政治控制功能，这是一个制度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军训教官个人都是政治迫害者。

许多军训教官后来承担了：

·学生辅导；

·急救；

·校園安全；

·防災；

·国防教学。

一些教官也可能真正把自己理解为教育工作者，而不是政治监控者。

因此，学术研究应该区分三个层次：

制度层面

制度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控制功能？

组织层面

军训系统是否与国家安全、党务和政治动员体系连接？

个人层面

具体教官是否实际实施过监控、压制或者政治活动？

这三个层次不能混为一谈。

只有这样，台湾军训史研究才能避免成为简单的政治宣传，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史研究。

二十五、台湾经验中的一个法律问题：废止法规并不意味着废除国家功能

2020年废止《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尤其值得法学研究者关注。

因为法律制度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有法—无法”。

传统军训法规被废止之后，国家仍然通过《全民國防教育法》等制度安排国防教育。2010年相关法规已经建立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大专的全民国防教育体系。(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因此，法律上的真实变化是：

旧的制度规范被取消，国家功能则被重新配置。

也就是说：

军训被废除 ≠ 国防被废除。

更准确地说：

传统军事训练制度被公民化、教育化和专业化。

这才是台湾改革的法律本质。

二十六、台湾军训制度改革的真正“胜负”不在于有没有课程

如果从制度史角度评价台湾军训改革，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最后到底有没有军训课”。

因为今天台湾仍然存在全民国防教育、军事训练课程以及与兵役相关的军事训练制度。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

国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戒严时代的逻辑是：

国家 → 学校 → 教官 → 学生

学生首先被视为国家需要管理、训练和动员的人口。

民主化后的逻辑则逐渐变为：

公民 → 学校 → 知识 → 国家安全

学生首先被视为具有权利、判断能力与政治主体性的公民。

两种制度表面上都可以讲“国防”，但政治哲学完全不同。

二十七、台湾军训制度改革的历史启示

台湾的经验至少可以总结出六条。

第一，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必须分离

国家可以教授军事知识，但不能借军事教育进行政治忠诚训练。

第二，国防教育与政党教育必须分离

国家安全属于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政党。

第三，军人进入校园必须有严格边界

如果军人承担校园安全，也应当明确其权限，不得因此恢复政治监控功能。

第四，制度改革应该先功能分解，再进行人员替代

不能简单撤走军训教官，却没有人接替校园安全与学生辅导工作。

第五，威权制度的改革需要法律化

仅靠行政政策是不够的。台湾最终通过法规废止完成制度清理。

第六，民主化不意味着取消国防

民主国家同样需要国防，只是国防教育必须建立在公民权利、法治和批判思维之上。

二十八、结语：真正应该被“废除”的，是军事化校园，而不是国防意识

回望台湾军训制度，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轨迹。

它最初来自战争与军事动员。

后来进入戒严体制，成为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

在相当长时间里，军训教官既是军事教育者，也是校园管理者；既承担学生辅导，又在特殊政治环境下成为国家权力进入校园的重要节点。

因此，台湾社会后来对军训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军事知识，而是反对：

军队是否应该成为学校内部的一种常设权力。

民主化以后，台湾没有选择彻底放弃国防教育，而是进行了制度分化：

军事训练可以保留在适当范围；

全民国防教育可以继续存在；

兵役训练仍然属于国家防卫体系；

但：

军人不再应当成为普通校园的日常管理者；

政党政治不应借国防教育进入学生思想领域；

校园安全也应逐渐专业化；

传统威权时期的军训法规则被最终废止。

2020年10月20日，台湾正式废止实施长达数十年的《高级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军训制度的终结并不是“台湾放弃国防”，而是完成了一次更深层的制度转换：

从军事化国民教育走向民主化公民教育。

而这或许正是台湾军训史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并不是没有军队，也不是没有国防教育，更不是拒绝让青年了解战争。

真正的区别在于：

国家是否能够把“国防”与“服从”分开，把“国家安全”与“政党忠诚”分开，把“军事知识”与“校园控制”分开，把“纪律”与“威权”分开。

台湾军训制度从1950年代重新建立，到民主化以后逐步改革，再到2020年传统军训法规正式废止，其历史实际上是一条非常清晰的制度曲线：

军事动员 → 政治社会化 → 威权校园控制 → 民主化质疑 → 军訓改革 → 教官退出 → 国防教育转型 → 传统军训制度废止。

这条曲线的意义已经超越台湾军训本身。

它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问题：

国家为了安全，可以进入学校多深？

以及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当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发生紧张时，学校究竟首先应该培养服从国家的人，还是首先培养能够判断国家权力边界的公民？

台湾军训改革所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不要国防”，而是：

国防需要公民支持，但公民不应因此失去自由。

这也正是民主国家处理军事教育与校园关系时，最值得借鉴的制度经验。

作者：庄玉武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