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官考核中的“四格八法”

清代文官的常规考核制度中，京官有“京察”，地方官有“大计”，考核标准统称为“四格八法”，“以四格叙其功劳，以八法行其处分”。四格包括操守、才具、政事、年力四方面。八法一般包括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项。嘉庆朝《大清会典》将八法中的贪、酷两项去除，八法遂为六法所取代。

一 京察四格

清代对京官定期考核的制度称为京察，其时限原为六年一次，雍正元年（1723）改为三年一次。清前期京察的范围有所变化，最终基本固定为在京各衙门官员、有品级的笔帖式、在外督抚、盛京五部官员、奉天府、顺天府各官等。负责京察的机构包括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乾隆以后改为京畿道）。对于品级不同的官员，其考察方法是不同的。乾隆、嘉庆年间，京察之法逐渐明确，分为列题、引见、会核三种程序。

京察“考以四格”，四格包含四个方面。顺治三年（1646），定才、守、政、年四格，即才具、操守、政事、年力。此后，京察四格的排序有所变化。根据清代五部《大清会典》的记载，雍正朝以后，四格的顺序是守、政、才、年，到光绪年间又变为守、才、政、年。

不同时期京察四格顺序的变化与时局息息相关。入关之初，百废待兴，朝廷当务之急是招揽人才，最需要的是熟悉部院事务、有工作经验和能力的官员，使中央部院衙门早日走入正轨，因此顺治、康熙年间的京察，首重才能，其次是操守，再是政事，最后是年力。雍正朝以后，国家政权基本稳定，官僚机构已能有效运转，提升京官整体素质，遏制贪污腐败就显得更为重要，此时考察京官首重“守”，在保证操守清廉的基础上，再考察其他方面。与前期相比，清中期更重视对官员政事的考核，重视官员在实际行政工作中的表现，将“政”由四格中第三位提升为第二位。清末，国力衰颓，亟需非常之才，故又将“才”上升到第二位。

据《大清会典》记载，考察京官时，四格有固定的表述词汇。但在实际注考过程中，表述更为多样。

守：即官员的操守。 顺治、康熙年间，对官员操守的注考表述有清、平、浊三等，前两种针对应留官员，后一种针对应去官员。雍正朝以后的《大清会典》明确规定，应留官员的“守”只注清、谨、平，而“才浊”官员，直接被归入八法处分。在考察实践中，四格的注考表述并不固定，包括慎、好、固、中、中等、廉、正、洁等。如雍正四年，宗人府八品笔帖式海明“守慎”；乾隆六年（1741），侍卫府笔帖式常亮“守廉”等。乾隆十八年以后，操守一项的注考表述固定化，基本统一为清、谨、平。

政：即官员的政事。 顺治、康熙时期，有勤、平、怠三等，“政怠”是应去官员的注考表述。雍正朝以后，规定应留官员注勤、平。但雍正、乾隆时期京察册中，“政”的注考表述有练、能、熟练、谨、慎、优、敏、去得、尽力、勤慎、明白谙练、平常等。如雍正七年，户部八品笔帖式修善“政慎”；乾隆十二年，盛京兵部员外郎凌泰“政练”。自乾隆年间开始，逐步统一使用勤、平等表述，并沿用到清末。

才：即官员的才具。 顺治、康熙时期有长、平、短三等，雍正朝以后，《大清会典》规定注长、平。实际注考中，才具一项的注考表述很多，如达、能、优、敏、明、中、常、端、正、裕、通、去得、堪用，还有直接注明官员特长的情况。如雍正四年，礼部汉档房八品笔帖式马尔赛“才常”，刑部满档房八品笔帖式永善“清字去得”；雍正七年，兵部武选司七品笔帖式佟泰“能翻译”。才具注考表述的多样化一直延续到嘉庆年间。例如乾隆三十年，内阁典籍鞠光“才优”；嘉庆二十四年（1819），宗人府所有官员的注考皆为“才能”。

年：即官员的年力。 顺治、康熙时期，分青、中、老三等，雍正朝以后，《大清会典》规定对年力一项注考使用青、壮、健来表述。在实际考察中，还使用了中、强、尚健、年虽老尚健、老健等表述。如雍正四年，工部屯田司八品笔帖式阿昌阿“年强”；乾隆十二年，盛京工部堂主事七十四“年中”。

负责京察的官员在填注四格之后，还需要对官员做一个整体评价，即考语。乾隆十八年之前，考语并没有固定的表述模式。乾隆十八年以后，部院衙门与盛京衙门官员的考语统一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种，考语多样化的情形逐渐消失。

根据四格、考语等，官员被列入三个考等：“守清才长政勤而年或青或壮或健、称职者，为第一等；守谨而或政平或才平、年或青或壮或健、勤职者，为第二等；守谨而才政平、或才长政勤而守平、年青及壮健、供职者，为第三等。皆照旧供职。”

二 大计四格

大计是清代对地方官的常规定期考核制度，三年一次，以省为单位层层考察官员，有相应的奖惩。随着清代地方行政规划的演变，大计的考察范围不断调整，涉及各省督抚之下的外官。大计采用逐级考察的方式，层层上达，由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会同造送文册，呈送吏部等衙门考察。

与京察类似，大计也有才、守、政、年四格。现存清代大计档册中，所列四格顺序不同。顺治、康熙年间则变为守、才、政、年，雍正年间调整为守、政、才、年，而乾隆至光绪年间是守、才、年、政。不同时期的大计册，都将操守一项放在首位。顺治、康熙年间，在操守之后，先是才具，后是政事，而雍正年间先列政事，后是才具。乾隆朝以前，年力一项都是列在最后，而乾隆年间将之提升到第三位，这反映出重视官员年力、及时裁汰老弱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不同时期对地方官要求的差异。

雍正朝以后的《大清会典》明确规定，大计注考时，操守有清、谨、平，政事有勤、平，才具有长、平，年力有青、壮、健等表述。在实际考察中，大计四格的注考表述亦呈现多样化。

守： 在清、谨、平三字之外，还使用慎、中、洁、廉、清谨、谨饬、正、廉谨、清廉、廉洁、端、可等表述。例如雍正十二年，贵州省青溪县知县钟兆熊“守慎”；乾隆十三年，云南省施东道宋寿图“守端”；光绪九年（1883），署茂晖场大使俞锡祥“守可”。

才： 除长、平之外，还使用中、妥、练、有、裕、可、敏、优、明、称、奋、确、稳、好、达、历练、尚优、练达、中平、明妥、干、明达、安、朴、展、正等表述。例如雍正十二年，贵州省永从县知县詹彬“才中”；乾隆九年，直隶省顺天府昌平州知州胡大化“才明”；光绪九年，署电茂场大使傅燮和“才朴”。

年： 在青、壮、健三字之外，有强、富、中、盛、强壮、壮盛、尚壮、颇健、健壮等表述。例如雍正十二年，贵州省安西县知县陈以明“年强”；乾隆十五年，甘肃省按察使调任福建按察使顾济美“年健壮”。

政： 在勤、平两字之外，使用慎、中、敏、练、明、优、勤干、勤敏、勤慎、黾勉、尚勤、裕、老练、敏练、优裕、勉、理、达、干、实、安、能、举、治、详、协等表述。如雍正十二年，广西省隆安县知县刘观栋“政慎”；乾隆十五年，陕西省鄠（hù）县知县李文汉“政实”；光绪十八年，河南省宜阳县县丞赵季枚“政协”。

大计考察后，分为卓异官、平等应留官、八法应去官三个考等，其中平等应留官依据其四格、考语，又细分为一、二、三等。

三 八法与六法

文官考核，纠以八法，给予相应的处分。清初沿用明朝的八法条目。明朝八法：“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了顺治年间的八法，有贪、酷、罢软无为、素行不谨、年老、有病、才力不及、浮躁八项，另有在逃一项，归并于贪、酷内。雍正朝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在逃一项被去掉，八法被概括为：“曰贪，曰酷，曰罢软无为，曰不谨，曰年老，曰有疾，曰浮躁，曰才力不及。”

清代官方所列八法，在实际的考核中，都有对应的事实表述。下文以地方官大计为例，对相关条目进行说明。

贪、酷： 官员有贪污、严酷的行径，即可列入，多用杀掳及贪残不职、贪婪不法、贪婪酷虐等表述。

年老、有疾：通过考察官员的年力、身体健康等情况，斟酌列入。如顺治十六年，歙县在任县丞金起元被开列年老，“查履历年开六十二岁，而朽迈不堪任事”；乾隆二年，浙江温州府乐清县学教谕朱锦被开列有疾，“病患风瘫，半身不遂”。

罢软无为： 指官员性格软弱、不果断，以致政务废弛。如乾隆十三年，直隶省临城县知县张光华“性本迂拘，人复软弱，生监胥吏不能弹压，难胜民社之任”；光绪十八年，河南省新蔡县教谕曾之棨“柔懦反复，不堪司铎”。

才力不及： 指官员才能不足，不能胜任所授职位。如乾隆十三年，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才识钝拙，不谙吏治，难司民牧”；咸丰六年（1856），直隶省大兴县采育司巡检段桂森“才具中平，修防不力”；光绪十八年，河南省阳武县知县宋安书“识见迂滞，难膺民社”。

浮躁： 指官员性格粗率、擅意妄为。如乾隆二年，浙江省严州府经历周鹏“躁妄轻浮，嗜酒狂悖”；同年，山东省济南府德平县教谕王御日“躁妄暴戾，动辄辱詈士子，有忝秉铎之任”。再如光绪十八年，河南省夏邑县县丞周镇西“办事任性，不洽舆情”。

不谨： 指官员不守官箴、不注意个人形象、不能约束属吏等。如乾隆九年，湖南省善化县教谕毛大鹤“不守官箴，全无师范，难居司铎之职”；乾隆十三年，直隶省邢台县西黄村巡检王紫垣“不守官箴，时与村民往来，笑谈狎玩，全无体统”。

可见，八法各条目在考察实践中有不同的含义，与官员的日常表现息息相关。

八法中的贪、酷两项，在后来的文官考核中逐渐被废除。乾隆二十四年奏准：“各省犯贪酷官员，该督抚随时题参（不入计典），革职提问，永不叙用。其年老、有疾、罢软无为、才力不及、不谨、浮躁六法等官，仍照原例议处。”嘉庆朝《大清会典》首次不提八法，而只列六法。所谓六法：“一曰不谨，二曰罢软无为，三曰浮躁，四曰才力不及，五曰年老，六曰有疾。”其处分办法是：不谨、疲软无为者，革职；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年老、有疾者，休致。“凡官贪者、酷者，则特参，不入于六法。”至此，八法被六法所取代，贪、酷两项，归平日随时参劾，不必等三年一次的京察或大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廷对惩治贪、酷的重视。

四 结 语

清代的四格八法，是在借鉴前代制度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简练、明确、易行。四格明确规定了考核官员的四个方面，使得考察有针对性、有依据。同时，按照贪、酷、不谨、疲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八项裁汰不合格的官员。清人称赞考核标准“四格八法，至精且备”。四格八法主要针对文官，而武官亦有四格的考核标准，如八旗武官的考核有操守、才能、骑射、年力四项，绿营武官的考核有才技、年力、驭兵、给饷四项，体现了清代考核制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四格八法的制度设计有其合理性，但在考核实践中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光绪年间，冯应寿在奏折中提到，四格中的操守、年力、才具三项，考察起来较为容易，而如何评价政事一项，则有困难。他认为，当时考察官员的政事，更多的是征收钱粮、办案等内容，而对为民解难、兴利除弊等方面的政事关注较少，这使得考核失之偏颇。

关于八法，制度上的规定是纠以八法，但在实际考核中，也没有达到预期要求。在京察、大计这种三年一次的定期考核中，查出贪、酷两类官员的情况较少。最终，将这两项去除，归于日常参核，仅余六法。从考察结果来看，受到八法（六法）处分的官员，以年老、有疾两项比例最高，而被列入其他条目者极少。这也表明，常规考核的作用主要是裁汰老弱病残。

另外，对不同机构的官员执行同一种标准，也使得注考缺乏灵活性。考语过于空泛，且千篇一律。对此，清朝统治者强调，除标注四格、八法（六法）及对应的考语之外，负责考核的官员还需开列属员的“事实”。综合这些要素之后，再将被考核的官员列入相应考等。例如，地方官的大计，被列入最高考等的卓异官，通常要有以下事实：操守清廉、兴行教化、无未完钱粮盗案、无加派火耗、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用法平允、劝谕有法、讲解御制训饬士子文、不亏空仓库钱粮、地方无盗贼、省刑罚数等，涉及教化、钱粮、词讼、保甲等方面的政事。

整体而言，四格八法是对被考核官员的总括性评价，而“事实”则是对官员日常行政表现的细化描述，须与四格或八法对应起来。如此，清代考核文官的标准，既有总括的条目——四格八法，简明清晰；又有对实绩的强调——官员需根据任内的要求履职尽责，其具体政绩则体现在上级官员出具的考核事实中。

清朝统治者强调对照四格八法，详开事实，考察官员的实政情况，对其进行奖惩。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甚至受到人为干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制度立意自有其进步性。

（本文原载《清史参考》2026年第13期，注释从略，内容有改动。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清史纂修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常越男，1979年生，山东荣成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满族史。著有《清代考课制度研究》《家国之间：清初满洲八“著姓”研究》《中国满学论著目录（1949-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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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昉、魏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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