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媒人介绍个大我3岁的姑娘，我嫌大没去，她第二天找上门

楔子

那年我二十二，媒人给说个大三岁的姑娘，我嫌大，没去。第二天她找上门，往堂屋一站，手里拎着个布包。我娘慌得打翻茶碗。我蹲在门槛上，头也没抬。后来我才明白，有些缘分，是你躲不掉的。

第一章 说亲

事情得从1985年春天说起。

那时候我在乡农技站做临时工，一个月工资二十七块五。家里四口人，爹娘、我，还有弟弟妹妹。爹在村东头地里刨食，娘在家喂猪种菜，弟弟长福在乡中学念高中，妹妹长红念初二。日子紧巴，但也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

那是个礼拜天，我正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链子，王婶踩着碎步进了门。她是我们赵庄有名的媒人，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她一进门就拉着我娘的胳膊往堂屋走，嘴里嚷嚷：“桂香啊，我给你家长喜寻了门好亲事！”

我娘眼睛一亮，忙不迭去倒水。我爹从屋里出来，披着件洗旧的蓝布褂子，脸上带着笑。只有我没当回事，继续摆弄手里的车链子，耳朵却竖得老长。

王婶坐在堂屋正中的方凳上，先灌了半碗水，才慢悠悠开口：“周庄的周家，姑娘叫秋菊，今年二十五，在镇上裁缝铺帮工，那手艺，县里都有人专门跑来请她做衣裳。人呢，我见过，眉眼周正，身板结实，一看就是能过日子的人。”

我娘问：“多大了？”

“二十五。”

“二十五？”我娘声音抬了半分，“那比咱长喜大……”

“大三岁。”王婶接得利索，眼睛扫了我一眼，“女大三，抱金砖嘛，这有啥？人家姑娘不嫌咱家穷，我还怕你家长喜配不上呢。”

我听见“大三岁”三个字，手上劲儿一偏，车链子“啪”地弹在手指上，疼得我吸了口凉气。我娘朝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表态。我低头吹了吹手指，装作没看见。

我爹咳嗽一声：“王婶，这大三岁……长喜才二十二，会不会……不太般配？”

“啥般配不般配的？”王婶拍着大腿，“人家周家说了，看重长喜老实本分，有文化，农技站的工作也体面。再说了，二十五的姑娘嫁二十二的小伙，古来有之，有啥不行？你们可别端着架子，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

我娘还在犹豫，我忽然冒出一句：“王婶，谢谢您费心。我……我不太想找个比我大的。”

说完，我起身拍拍手上的油污，往灶房走去。背后静了几秒，接着是王婶不可思议的声音：“长喜，你这话说的，大点怎么了？大点会疼人。你当找媳妇是买菜，专挑嫩的？你呀，还是年轻，不知道好歹！”

我没回头，只是从灶房水缸里舀了瓢凉水灌下去。水顺着喉咙下去，心里却窝着一股说不上来的火。凭什么我要找个大我三岁的？村里同龄的年轻人，谁家媳妇不是小两三岁？大媳妇，说出去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王婶又劝了半晌，见我铁了心不松口，最后叹着气走了。走之前撂下一句：“长喜，你可别后悔。那姑娘我见着都喜欢，要不是我儿子太小，我都想给我家留着。”

这话说得我娘脸色讪讪的。王婶走后，我爹把烟锅子在鞋底磕了磕，闷声道：“长喜，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拿主意。不过我看王婶那样子，不像是说假话。”

我娘也凑过来：“要不……见一面？就见一面，看不上再说不迟。”

“不去。”我斩钉截铁，“娘，我才二十二，急什么？等我再干两年，说不定能转正，到时候还怕找不到媳妇？”

我娘叹口气，没再言语。可我那天晚上躺在西屋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总晃着一个模糊的影子：二十五岁，会做衣裳，比我大。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没错，这亲事不能应。可心里又有一个声音说，见一面能咋地？

第二天一早，我被院里的鸡叫吵醒。太阳刚爬上东墙，露水还没干。我趿拉着鞋出门，准备去井台边洗漱。刚走到院子中央，就看见我娘站在大门口，身子僵着，手里的茶碗“啪”一声掉在地上，碎成几片。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门口站着一个姑娘。

短发齐耳，穿着件浅蓝色碎花褂子，下面是条深色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鞋边沾着些泥。她手里拎着个灰布包，人站得笔直，脸膛被晨光晒得发红，一双眼睛清亮亮地往院子里看。

“这是赵长喜家吧？”她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楚。

我娘嘴唇哆嗦了一下：“你……你是……”

“我叫周秋菊，周庄的。”她抿了抿嘴，目光越过我娘，落在我身上，“王婶昨儿说的亲。我听说赵长喜嫌我大，没见面就回了。今儿我不请自来，就想当面问问，我周秋菊哪点显老，让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愣在院子中央，满嘴的牙膏沫子差点咽下去。手里的搪瓷缸子“咣当”掉在地上，砸了脚趾头，疼得我龇牙咧嘴。

第二章 不速之客

周秋菊没等招呼，自己迈进了院子。她脚步很稳，踩在院子里的碎碗片上，一点都没乱。我娘这才回过神来，慌忙用扫帚把碎渣扫到一边，又去屋里搬凳子。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活了二十二年，头一回被一个大姑娘堵在家门口，还是被我拒绝的相亲对象。那种滋味，像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凉水，又像偷东西被当场抓住。

周秋菊走到离我三步远的地方站定，上下打量我一眼。我那时才看清她的长相：脸不算白，但五官耐看，眉毛浓黑，鼻梁挺直，嘴角微微抿着，透着一股倔劲儿。她身材中等，不胖不瘦，站在那儿就像一棵田埂上的杨树，直溜溜的。

“我就是周秋菊。”她把手里的灰布包递过来，“这双鞋，是我按王婶给的尺码做的。你要看不上，我拿回去给我弟穿。”

我这才注意到她手里的布包。鬼使神差地，我伸手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双千层底黑布鞋，针脚细密匀称，鞋帮上的黑布纳得平平整整，鞋底厚实，用麻线一针一针纳过。那手艺，比我娘做的还要精细。

“这……你做的？”我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蠢。

“裁缝不会做鞋，白吃这碗饭了。”周秋菊嘴角动了动，似笑非笑，“你试试，合脚不合脚。”

我娘已经从屋里搬了凳子出来，一边擦汗一边招呼：“姑娘，快坐快坐，屋里喝茶。这大老远过来，累了吧？还没吃早饭吧？我这就去做。”

“婶子别忙，我吃了才出门的。”周秋菊对我娘笑了一下，那笑容忽然让她显得柔和不少，“我来得冒昧，您别见怪。就是我这人认死理，什么话得当面说清楚，不想让人在背后传闲话。”

我娘一个劲儿摇头：“不怪不怪，姑娘你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扭头瞪我一眼，“长喜，杵着干啥？还不快搬凳子！”

我闷头搬了把椅子放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周秋菊坐下，把布包放在膝盖上，眼睛不看我，也不看别处，就看着院子东墙角那棵正开花的枣树。几只蜜蜂在淡黄色的小花间嗡嗡地飞。

我爹从地里回来，见家里来了个陌生姑娘，先是一愣，随后我娘凑过去小声说了几句。我爹“哦”了一声，朝周秋菊点点头，又对我使了个“好好招待”的眼色，便钻进灶房帮忙烧火。

院子里只剩我和周秋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马扎上，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只能搓膝盖。沉默了好一阵子，我实在憋不住：“你……你真二十……二十五？”

“腊月生人，虚岁二十六了。”她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十六岁去镇上裁缝铺当学徒，今年整十年。这些年媒人也给说过几门亲，不是男方嫌我家里穷，就是我嫌男方不正干。王婶昨儿去你家，说你们回了，连面都不愿见。我娘在家里抹眼泪，说我又白等一年。我一听，心里憋得慌，就来了。”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接。她停了一下，又说：“赵长喜，我今儿来不是非逼你娶我。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秋菊不偷不抢，凭手艺吃饭，二十五六怎么了？我一没病二没残，手脚不比谁慢。你嫌我大，我不怪你，可你连个照面都不打，是不是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她这话说得不重，可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颗接一颗砸进我心里。我脸上一阵发烫，头越来越低。是啊，我凭什么连面都不见就拒绝？还不是那点可怜的自尊和面子。

“我……”我喉咙发干，“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啥意思？”她抬起眼，直视着我。

我被她看得发毛，脱口而出：“我就是……就是觉得女的比男的大，怕人说闲话。”

周秋菊听了，轻轻“哦”了一声，没有发火，反而笑了笑。那笑里带着点失望，也带着点释然。

“行，你这人至少说实话。”她站起来，把布包重新拎在手里，“既然你怕闲话，那这双鞋我拿走。今儿算我来过了，回去也好跟我娘交代。你家的门，我也认了。”

她转身就要走。我娘端着两碗荷包蛋从灶房出来，一看人要走，急了：“姑娘，这都到饭点儿了，哪能走？快坐下，吃了晌午饭再走！”

周秋菊没停步，只回头说：“婶子，不吃了。我铺子里还有活儿，耽误不得。”

我看着她往大门口走，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慌。那慌跟昨晚的睡不着不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像有只手在胸口攥了一把。我猛地从马扎上站起来，喊了一声：“周秋菊！”

她站住，没回头。

我追了两步，又停下来，憋了半天说：“鞋……鞋既然做了，就留下吧。我试试。”

周秋菊回过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她没说话，把布包往我怀里一塞。

“试试就试试。”她走到枣树旁，背靠着树干，抱着胳膊看我。

我把鞋往脚上套。大小正合适，脚底板踩在千层底上，又软又稳。我走了两步，抬头看她。她也看着我，眼里慢慢浮起一点笑意，像春天河面上的冰，悄悄地化了。

第三章 留饭与条件

那双鞋最终没拿走。周秋菊被我娘拽住胳膊，半推半就地留了下来吃晌午饭。我爹把灶房里的腊肉切了一小块，又炒了盘鸡蛋，配上自家腌的萝卜条，在当年的农村算得上一桌子好菜。我娘不停地给周秋菊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姑娘家别学人家节食”。

周秋菊吃饭很利索，一口粥一口饼，不扭捏也不端着。她跟我爹聊地里的墒情，跟我娘聊裁剪的料子，话不多，但句句落到实处。我坐在她对面，碗里的饭半天扒拉不下去一口，总觉得自己像个被审问的犯人，而审问的人却大方坦荡。

“长喜，你去年为啥没考上大学？”周秋菊忽然把话题转向我。

我愣了一下：“差二十分。家里条件就那样，复读一年花钱不少，我就去农技站了。”

“在农技站干啥？”

“防治病虫害，推广种子，也管些账。”我答得老实。

周秋菊点点头：“那也不错，好歹是门技术。在乡下，有技术就饿不着。”

我爹插嘴：“是啊，俺家长喜就是性子倔，人不坏。姑娘你多担待。”

“叔，我知道。”周秋菊抿了抿嘴，“我今儿也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就是……有些话得当面说清楚。我二十五了，在村里算老姑娘。可我没觉得自个儿低人一头。我家里姊妹四个，我是老大，爹娘身体不好，这些年我挣的钱一半都贴补了家里。那些媒人给我说亲，一听我要带着手艺过门，还要供妹妹读书，一个个就打了退堂鼓。”

她放下筷子，眼睛看着我：“赵长喜，你要是觉得我大你3岁接受不了，那咱以后就当不认识。可你要是愿意……我也不藏着掖着，我得先说好，我过门后要接着做裁缝，挣的钱得拿出一些供我小妹念完高中。你要觉得这是拖累，现在就可以回绝。”

饭桌上静了下来。我娘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我爹的烟锅子也没点着。我盯着碗里的一粒米，脑子里翻江倒海。

这姑娘可真敢说。那个年代，哪个姑娘敢在第一次见面就把条件摆到桌面上？可不知怎的，我心里反倒轻松了些。至少她没骗我，没把日子描绘得花团锦簇。

“我……”我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我得想想。”

“行。”周秋菊没逼我，反而又拿起筷子，“你慢慢想，我不急。不过别拖太久，我过了二十五，每一岁都金贵。”

我娘偷偷用脚踢了我一下，意思让我赶紧表态。我没理会，低头把碗里剩下的粥喝完。饭后，周秋菊要帮忙刷锅洗碗，我娘死活不让，说哪有让客人干活的。周秋菊也不坚持，只到院子里的压水井旁洗了把脸，又整了整衣裳。

她临走时，我送她到村口。阳春三月，路两边的杨树刚冒新叶，风一吹，嫩绿的叶子哗啦啦响。她推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她那个灰布包。

“赵长喜。”她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停住，一只脚踩在脚踏上，“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你要愿意，三天后去镇上裁缝铺找我。你要不愿意，也托王婶给我句话，别让我干等。”

我说：“行。”

她骑上车，下坡时车铃铛“丁零零”响了一路。我站在槐树下，看着她浅蓝色的褂子渐渐变成一个小点，直到消失在土路尽头。回到家，我娘一把把我拽进堂屋。

“长喜，这姑娘行！模样周正，手脚麻利，最主要是心正，不跟你来虚的。你听娘的，赶紧应下，过了这村真没这店了！”

我爹也点头：“是啊，大3岁怕啥？你娘就比我大两岁，日子不照样过了一辈子。女大三抱金砖，王婶这话不假。”

我坐在门墩上，脱下周秋菊做的那双布鞋，翻来覆去地看。鞋垫上还用彩线绣了朵小小的梅花，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排斥了。

“娘，我后天去镇上。”

我娘喜得连声应：“好好好，去去去！把家里攒的鸡蛋给她捎上二十个，别空着手。”

我没吭声，心里却盘算着，见她该说些什么。

第四章 相处

三天后，我骑着家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飞鸽，去了镇上。

裁缝铺在镇子北街，门面不大，青砖瓦房，门口挂着块木板做的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便民裁缝铺”五个字。我推车到门口，正犹豫要不要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嗒嗒嗒”的缝纫机声。那声音均匀、密实，像春夜里的雨点。

我探了探头。周秋菊坐在靠墙的一台老式缝纫机后面，低着头，脚尖踩着踏板，手上一块蓝布慢慢往前送。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得她侧脸轮廓分明。她没看见我，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轻轻晃。

我咳嗽一声。她抬起头，看见是我，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笑了：“来了？”

“嗯。”我把鸡蛋从车后座的筐里拎出来，有点局促，“我娘让拿的。”

“你娘太客气了。”她停下机器，起身接过鸡蛋，“进来坐，我给你倒水。”

铺子里堆着各种布料和半成品的衣裳，墙上挂着做好的褂子、裤子，还有几件小孩的兜兜。我找个地方坐下，眼睛不知道往哪儿放。周秋菊给我倒了杯茶，又坐回缝纫机前，继续干活。她一边踩踏板一边跟我说话：“我手头有件急活，后天人家要娶媳妇，让我给做四套新衣裳。你坐会儿，我赶完这个袖口就领你上街吃碗面。”

“不急，你忙你的。”我端着茶杯，看她的手指在布料上翻飞。那手指不算细嫩，指节上有长期做活磨出的薄茧，可动作灵巧得很，像在跳舞。

我在铺子里坐了一下午。看周秋菊干活，看她接待来拿衣服的客人，看她跟一个老太太讨价还价。她说话算话，不蒙人，量尺寸、选料子、算价钱，样样清楚。有个大婶拿了块绸料来，想做件对襟棉袄，周秋菊说这料子缩水厉害，得先下水，不然做成会短。那大婶起初不信，周秋菊就当面扯了块边角料拿水泡了，果然缩了半寸。大婶服气，连声夸她实在。

傍晚，她锁了铺门，带我去街角的面馆。两碗素面，各卧着一个荷包蛋。她吃得很香，我看着她，忽然问：“你这手艺，一月能挣多少钱？”

“好的时候七八十，差的时候三四十。”她抬头，“怎么了？怕我挣得比你多，伤你面子？”

我脸一热：“不是。就是随便问问。”

“赵长喜，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周秋菊放下筷子，认真道，“我要是想过清闲日子，随便找个人嫁了也行。可我不想将就。你能来找我，我很高兴。但有些事我得提前说清楚：我做裁缝，不是一天两天，是一辈子。我不会为了谁把铺子关了，也不会为了谁放下剪刀。你要能接受，咱就处。不能接受，趁早说明白。”

面馆里的人来来往往，有的好奇地往我们这桌看。我点点头：“我知道了。”

就这样，我们开始相处。周秋菊每三天来我家一趟，有时给我娘带块花布，有时给我爹纳双鞋垫。她来了也不闲着，抢着烧火、喂猪、扫院子。我娘欢喜得不行，逢人就夸她勤快。弟弟长福和妹妹长红也喜欢她，尤其长福，听说周秋菊会做衣裳，把自己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拿出来，央她改个时兴样子。周秋菊花了一晚上，把那件旧衬衫改成了短袖，领子翻了新，长福穿上后在学校还被同学追着问在哪儿买的。

我也常去镇上。有时候帮她搬布匹，有时候帮她给客人送做好的衣服。时间久了，镇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她对象。有些嘴碎的大娘见了我就打趣：“赵家小子，找秋菊算是捡着宝了，那姑娘手巧心善，就是比你大几岁。你可别犯浑。”

我嘴上应付着，心里却渐渐觉得，大3岁好像也没那么要紧。

可村里不这么看。

第五章 闲话风波

那年的农历三月末，村里逢集。我揣着几块钱去集上买化肥，路过牛市旁边的茶棚时，听见几个后生在那儿说笑。其中一个叫赵守业的，是我本家堂哥，声音最大。

“你们听说了没？赵长喜找了个大媳妇，周庄的裁缝，比他大三岁呢！”赵守业灌了口茶，笑得眼睛都眯成缝，“那女的我见过，长得也就那样，干巴巴的，哪配得上咱长喜？我猜是嫁不出去，倒贴。”

旁边一个接话：“女大三，抱金砖嘛。长喜这下可好，直接多了个妈，回家有人管吃管穿，连衣服都不用买。”

“哈哈哈哈——”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站在茶棚外面，血一下子往头上涌。手里的化肥袋子“啪”掉在地上，扬起来一片白灰。赵守业听见动静回头，看见是我，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厚着脸皮打招呼：“哟，长喜来了！哥几个正说你呢，你那个……”

我没等他说完，冲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旁边人赶紧拉架，我眼睛发红，吼道：“你再说一句试试！”

赵守业也火了：“咋了？我说错了？你那个媳妇就是比你大，全庄谁不知道？有本事别找大的啊！”

我挥拳就要砸下去，被赶集的人拉开。茶棚里乱作一团，我爹不知从哪儿跑过来，死死抱住我的腰：“长喜！你干啥！有话好好说！”

我被人拽到一边，胸口起伏得厉害，像拉满的风箱。赵守业整了整衣领，嘴里还在嘀咕：“开个玩笑都开不起，难怪找个老姑娘。”

我再次要冲过去，被我爹一个耳光扇在脸上。

“长喜！回去！”

那一巴掌不重，却把我打醒了。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看着赵守业那帮人骂骂咧咧地走了。我爹蹲下身，捡起地上的化肥袋子，拍了拍上面的灰，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啥时候能沉住气。”

那天我回到家，把自行车往墙上一摔，钻进西屋关上门。我娘拍门叫我吃饭，我也不理。脑子里全是赵守业的话，还有茶棚里那些人的笑声。胸口像堵着一团棉花，上不来下不去。

天擦黑的时候，院门外响起自行车铃铛声。我知道是周秋菊来了。没等她进门，我在屋里喊了一声：“今儿别进来！”

院子里安静了一下。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长喜，你出来一下。”

我不动。

她又说：“我在门口等你。”

我挣扎了半天，还是出去了。周秋菊站在院门口的槐树下，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看着我，眼神像一潭深水。

“你今天在集上的事，我听说了。”她开口。

我别过头，不看她。

“赵长喜，你打人，是因为觉得丢脸，还是因为觉得我让你丢脸？”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砸在我心上。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不到一尺：“你嫌我大，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原以为你去找我，是真的想通了。现在看来，你只是暂时把闲话咽下去了。”

“我……”我终于开口，嗓子哑得厉害，“我不在乎你大我多少，可他们……”

“他们说什么，能替你过日子吗？”周秋菊打断我，“你跟我处了快一个月，我对你咋样，你心里清楚。你要是因为几句闲话就动摇，那我也不怪你。但我周秋菊不会受这个气。你今儿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这就走，以后绝不再登你家的门。”

她说这话时，眼眶红了，但硬是一滴泪没掉。月光下，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像要咬出血来。

我忽然慌了。那种慌比上次她来家门口还要猛，像眼看着什么东西要从指缝里流走。

“我、我没说让你走。”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的手冰凉，在夜风里微微发抖。

“那你到底想咋样？”她仰起脸，看着我，眼里的倔强碎成了委屈。

我嘴唇哆嗦着，眼泪不争气地涌了上来。我松开她的胳膊，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

“我怕……我怕别人戳脊梁骨，怕我爹娘在村里抬不起头。我是不是挺没出息的？”

周秋菊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她蹲下来，手轻轻按在我的肩上。

“长喜，你听我说。我二十五了，不是小姑娘，我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你怕闲话，我不怕。可你要是连这点风雨都扛不住，以后咱俩遇到更大的坎，你还得跑。你要想好，到底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过。”

我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她。月光下的周秋菊，脸上没有责怪，只有一种让人心疼的认真。

“我能。”我听见自己说。

她笑了，眼里也有了光。那晚的春风很凉，可我心里却慢慢热起来。

第六章 分开

从那天起，我不再回避村里人的目光。谁再提“大3岁”的话，我就回一句：“我乐意，跟你有啥关系？”起初还有人起哄，后来见我不恼了，便觉得没趣，慢慢也就没人提了。

我和周秋菊的婚事，算是订了口头约定。我爹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开始张罗着请木匠打家具。周秋菊那边，她爹娘也没意见，说只要两个年轻人愿意，他们就不插手。

可谁也没想到，变故来得那么突然。

那是五月的一天，我去镇上给农技站送报表，顺道拐到裁缝铺找周秋菊。还没到门口，就看见铺子的门板半掩着，里面没了往常的缝纫机声。我心里一沉，推门进去，周秋菊正背对着我收拾东西。铺子里的布料被卷成一捆一捆，墙上的衣服也取了下来。她听见脚步声，回头看我一眼，眼眶红红的。

“咋了？”我走过去。

“我把铺子辞了。”她声音很低。

“辞了？为啥？”

她把手里的包袱扎紧，坐到缝纫机前的凳子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姑从省城来信，说她那儿缺人手，让我去学服装裁剪，顺便帮管店面。我也想出去看看。”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去省城？那咱俩的事……”

“我还会回来。”她抬起头，看着我，“最迟年底。长喜，我在镇上做了十年，手艺到头了。我想学点新样子，往后开个自己的铺子。你能等我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能”，可喉咙里像被什么卡住了。省城多远啊，坐长途车得一天一夜。她一个姑娘家，去了能不能回来？会不会被外面的世界迷了眼？

“你……是不是觉得我拖累你了？”我脱口而出。

周秋菊愣了一下，随即苦笑：“赵长喜，你咋会这么想？我要是嫌你拖累，当初就不会去找你。我出去，是为了咱俩以后能更好。”

我没说话。心里乱成一团麻。理智上我知道她做得对，可感情上，我害怕失去她。村里出去打工的姑娘，不少都再没回来。万一她在省城遇见更好的人……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突然说。

周秋菊摇摇头：“你农技站的工作好不容易找的，别丢。再说，我姑那儿只够安排我一个。你先在家，等我安顿好了，再给你捎信。”

我转身走出铺子，站在街边，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太阳白花花的，晃得人眼睛疼。周秋菊跟出来，站在我身后。

“长喜，你别这样。我不是不回来了。”

“你啥时候走？”我问。

“后天一早的车。”

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那天回家的路，我觉得特别长，自行车蹬得格外沉。到家后，我娘看出我不对劲，问了一句，我没理，把自己关在屋里。第二天，我去镇上给周秋菊买了两斤红糖、一包饼干，又找熟人换了二十斤粮票，送到她住处。她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眼泪一下子掉了出来。

“赵长喜，你钱攒着娶我，别乱花。”

“路上吃。”我把东西塞进她怀里，转身就走。我怕再多待一秒，自己会不争气地哭出来。

第三天一早，我请了假去车站送她。长途车是那种老解放改装的大巴，车顶绑着行李，车厢里挤满了人。周秋菊背着个蛇皮口袋，手里拎着包袱，站在车门口回头看我。她穿了一件月白色的衬衣，头发比上次见时长了些，用黑发夹别在耳后。

“等我。”她说。

我用力点头。

车门关上，车缓缓启动，喷出一股黑烟。周秋菊的脸贴在车窗上，朝我摆手。我跟着车跑了几步，直到那车拐上柏油路，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我站在尘土里，嗓子眼像吞了把沙子。

周秋菊走了。

第七章 去城里

周秋菊走后，我的日子像被抽掉了一根弦。农技站的工作还是老样子，每天骑着车下村发药、查苗情，可心里空落落的。回到家，我娘做的饭不香了，院子里的枣花开了又谢，我都没正眼瞧过。

一开始，周秋菊每隔半月来一封信。信里说省城很大，楼房高，街上汽车多，她姑的裁缝铺在城西服装市场旁边，生意很好。她说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晚上十点才收工，累是累，但能学到新样子。每封信结尾都写着：“长喜，你好生照顾自己，等我回来。”

我给她回信，写来写去都是那几句：家里好，别太累，早点回来。我爹笑我信写得像发电报。

可到了七月底，信忽然断了。我按着旧地址去了两封，都石沉大海。我娘开始还安慰我“城里寄信慢”，后来也不吭声了。我天天去镇上邮局问，邮递员老刘见到我就摆手：“没你的信，回去吧。”

八月的一天，王婶来我家串门，拐弯抹角地说：“长喜，周秋菊去省城都三个月了吧？我听人说，她在省城跟她姑学裁剪，干得可红火了。你说这姑娘，心气高，怕是看不上咱这穷地方了。”

我娘沉了脸：“王婶，话不能乱说。秋菊不是那样的人。”

“我可没乱说。”王婶撇撇嘴，“这城里的日子，谁过谁知道。大姑娘家的，一去不回头，啧啧。”

我原本蹲在井台边洗菜，听到这话，把手里的菜往盆里一摔，站起身：“王婶，您要是没事，就请回吧。秋菊回不回来，那是我们赵家的事。”

王婶讨了个没趣，讪讪地走了。我娘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把周秋菊的信一封一封拿出来看。她最后一封信是在七月中旬，说天气热，铺子里布料多，怕起火，晚上得有人守着。信的末尾有一行字：“长喜，我有点想家了。”

我盯着那行字，胸口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要去找她。

第二天，我跟农技站请了长假，说家里有事。我爹知道拦不住我，从箱子底翻出五十块钱，塞进我手里：“路上小心。到了给家里拍个电报。”

我揣上钱和地址，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那是我头一回出远门。车出了县城，路边的庄稼地慢慢变成丘陵，又变成光秃秃的石山。我在车上晕得七荤八素，吐了三次。邻座的大嫂给我递了块薄荷糖，说：“小兄弟，头回出门吧？看你这脸，白得像纸。”

我苦笑。心里却一遍遍念着那个地址：省城城西区服装市场后街，周秋菊她姑的裁缝铺。

车到省城时，天已经黑了。我背着个黄书包，站在长途汽车站门口，举目四望，满眼都是灯。那些灯比我们县城的月亮还亮，照得我头晕。我攥着地址，问了七八个人，才找到去城西的公交车。上车后，我数了数兜里的零钱，心凉了半截。刚才在车站门口，有个男的拦住我，说能帮我找地方，我稀里糊涂给了他五块钱“带路费”，结果人一转眼就不见了。

公交车上人挤人，我被挤得贴在车门上，书包带子差点崩断。一个多小时后，我在服装市场站下了车。市场早关了门，卷帘门一排排落下，只有几盏路灯亮着，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空荡荡的街头，肚子饿得咕咕叫，兜里只剩十几块钱，住不起旅社。

我按地址找到后街，一条窄巷子，两旁都是两三层的小楼，有的门口挂着裁缝铺的牌子。我来回走了三趟，终于看见一家门楣上写着“丽华裁缝铺”的小店。门关着，里面黑漆漆的。

我抬手敲门，没人应。又敲，手都敲疼了。隔壁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你找谁？”

“我找周秋菊，她在这儿吗？”

老太太摇头：“不知道，你明儿再来吧。”

我只好退到巷子口，靠着一根电线杆坐下。省城的夜，没有村里的虫鸣，只有远处汽车偶尔驶过的声音。我抱着书包，又累又饿，迷迷糊糊打起了盹。

天快亮的时候，我被一阵脚步声吵醒。睁开眼，模模糊糊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巷口走来。她穿着浅蓝色工作服，头发盘在脑后，手里提着个饭盒。晨光微亮，她的影子投在地上，又长又瘦。

“秋菊！”我喊了一声。

她猛地站住，抬头朝我这边看来。那一瞬间，她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难以置信，又从难以置信变成一种复杂的欢喜。

“赵长喜？你怎么来了？”

我站起来，腿蹲麻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周秋菊几步跑过来，扶住我的胳膊。她的手还是那么有力，掌心温热。

“我……”我喉咙发堵，看着她消瘦的脸，“你不回信，我怕你出啥事。”

周秋菊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低下头，半天没说话。然后她抬起头，吸了吸鼻子：“我没事。就是……太忙了。你几时到的？”

“昨晚。”

“你在这儿睡了一夜？”她声音提高，眼里全是心疼和责怪。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找着地儿，就眯了会儿。”

周秋菊没再说话，拉着我往铺子里走。她的手劲很大，像要把我攥进骨子里。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路的苦，值了。

第八章 城里立足

周秋菊她姑叫陈玉梅，五十来岁，是城西这一带颇有名气的裁缝。铺子分上下两层，楼下是门面，楼上住人。周秋菊把我领进门时，陈玉梅正从楼上下来，见状先是一愣，随后沉下脸：“秋菊，这是谁？”

“我对象。”周秋菊答得干脆。

陈玉梅上下打量我，眉头皱起来：“你就是那个比她小3岁的？大老远跑省城来干啥？不知道她这儿忙得很？”

我不知该怎么接话。周秋菊挡在我前面：“姑，他叫赵长喜，是来看我的。他没地方住，先在铺子里待几天，行不？”

陈玉梅脸色不大好，但也没再说什么，只哼了一声，转身去灶房做饭。周秋菊领我到楼上，找了件她姑父的旧衣裳给我换。我闻着她房间里淡淡的皂角味，几天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吃完早饭，陈玉梅开始盘问我。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我干什么工作，一月挣多少钱，为啥跑省城来。我像被审的犯人，老老实实一一回答。陈玉梅听完，半晌才说：“秋菊比你大3岁，你家里愿意？你爹娘没意见？”

“没意见。”我挺直腰板，“我这次来，就是要带她回去的。”

陈玉梅冷笑一声：“带回去？带回去住你那个农村土坯房？秋菊跟着你能有啥出息？”

周秋菊“腾”地站起来：“姑，他是我自己选的，你别说那么难听。”

陈玉梅没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转身收拾布料去了。

那天下午，我跟着周秋菊在铺子里干活。她踩缝纫机，我帮她裁剪、熨烫。手生，烫坏了一块料子。陈玉梅瞧见了，脸色更难看了。我心里不服气，晚上跟周秋菊说：“我想在城里找活干，不走。”

周秋菊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省城不好混。你农技站的工作丢了，以后回去咋办？”

“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我倔劲儿上来，谁也拉不住。

周秋菊拗不过我，第二天托人帮我在服装市场找了个搬运工的活。一天工钱四块，管中午一顿饭。我白天在市场上搬布匹、卸货，晚上回裁缝铺睡在楼下的库房里。库房堆满布料，我找了块旧门板铺上，再垫条褥子。夜里老鼠乱窜，我起初睡不着，后来累极了，倒头就睡。

那段时间，周秋菊每天都给我留饭。有时候晚上她赶工，我就坐在旁边帮她绕线、打扣子。市场里的人都认识了她，也认识了我。有几个摊主看出我和周秋菊的关系，打趣道：“小赵，你可看好你对象，她可是咱们市场一支花，想追她的人排到巷子口了。”

我表面笑，心里却发紧。城里的确比村里复杂，周秋菊学得快，人又干练，连陈玉梅都说她再学两年就能自己撑起一个店。我跟她一比，就是个扛大包的。

有天晚上收工，我累得直不起腰，坐在库房的旧门板上，望着屋顶的蜘蛛网发呆。周秋菊端着一碗面进来，坐在我旁边。

“长喜，你瘦了。”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凉凉的。

“瘦点好，精神。”我大口吃面。

“你姑今儿又劝我，说我不该让你留下。说你还年轻，在城里待不住，早晚得回村。”周秋菊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我放下碗，认真道：“秋菊，我留下不是赌气。我想过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农技站当临时工。省城机会多，我先干着，攒点钱，以后咱们开自己的铺子。你信不信我？”

周秋菊抬起头，眼里的光在昏暗的灯下亮晶晶的。她点点头：“信。”

那天之后，我干活更卖力了。搬运工的活虽然苦，但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还跟市场里的商贩学了些做生意的门道，知道哪种布好卖，哪种扣子时兴。晚上回到铺子，我也学着周秋菊的样子踩缝纫机，手笨，线走得歪歪扭扭，但我没放弃。

一个月后，我第一次拿到工资——一百二十块。我留下二十块零花，其余全交给周秋菊。

“你收着，算咱们以后的铺子本钱。”

周秋菊拿着那沓皱巴巴的票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没推辞，从里面抽出十块递给我：“去买双鞋。你那双鞋底都磨穿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脚上穿的还是临出门时那双旧解放鞋，脚趾头都快露出来了。我笑着接过钱，心里却暖得发烫。

第九章 表白与承诺

日子在汗水和针线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深秋，省城的梧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铺天盖地地往下落。我和周秋菊的关系，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深。每天收工，不管多晚，我都会去裁缝铺接她。有时候铺子活儿多，我就陪她熬到半夜，她踩缝纫机，我在旁边的小炭炉上热饭。那样的夜晚，屋外北风刮得紧，屋里却暖烘烘的。

我渐渐忘了年龄的事。周秋菊大我3岁，可她干起活来比谁都拼，学起新样式比谁都快。她姑姑陈玉梅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暗地里跟隔壁铺子的马姨说：“我这个侄女，找了个愣头青，人倒是实在，就是家里穷。要是能吃苦，将来兴许能成。”

真正让我看清自己心意的，是十月底的一个晚上。

那天周秋菊接了一批急活，一个批发商定了六十件女式呢子大衣，三天后交货。陈玉梅又去外地进料子，铺子里就剩周秋菊一个人。她白天晚上连轴转，第二天夜里，我收工回来，看见她趴在缝纫机上，脸色煞白，额角全是虚汗。

“秋菊？你咋了？”我冲过去扶她。她的身体软得像没骨头，人已经半晕了过去。

我背起她就往街上跑。深秋的夜风像刀子，割得人脸生疼。我跑了三条街才拦到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最近的诊所。医生说是劳累过度，加上低血糖，给挂了两瓶水。我守在她旁边，攥着她冰凉的手，一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天快亮时，周秋菊醒了。她睁开眼，看见我蓬头垢面地坐在床边，嘴唇干裂，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长喜，我做梦了。梦见你嫌我老，不要我了。”

我把她的手贴在脸上，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瞎说。我赵长喜这辈子就认准你了。以后我守着你，再不让你这么拼了。”

她含着眼泪笑：“你守着我？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我二十二了，不是孩子。”我直起腰，认真地看着她，“秋菊，等这批活儿干完，你就别那么拼命。我多扛几个月的包，也能挣钱。我想好了，年底咱们回趟家，把亲事定了。”

周秋菊没说话，只是把脸扭过去，肩膀轻轻颤抖。我知道她在哭。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从她第二天找上门，到我来省城，她一直那么要强，从没在我面前掉过泪。可那一刻，她哭了。

出院后，我不让她再熬夜。那批呢子大衣，我白天请了假，帮着她裁剪、锁边、钉扣子。手被针扎了好几个眼，但衣服按时交了货。批发商很满意，多给了二十块。周秋菊把多出的钱塞给我，让我去买双手套。

“冬天了，扛货不戴手套，手会裂的。”

我看着她因为熬夜而乌青的眼圈，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拉着她去吃了顿好的——其实也就是街边小馆子，两菜一汤。我壮着胆子，在饭桌上把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

“秋菊，咱结婚吧。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要你。你大我3岁，我小你3岁，可这不影响我疼你。等我以后有本事了，我让你天天坐在铺子里数钱，再也不让你受累。”

周秋菊的筷子停在半空，眼波流转，好半天才“扑哧”笑出来：“就你？还天天数钱，先把你自己收拾利索再说。”

我急了：“我说真的！”

“我知道。”她放下筷子，声音轻下来，“可我比你大，等我老了，你还年轻。你不怕？”

“不怕。我头发白了也追你。”我脱口而出。

周秋菊笑了，笑里带着泪花。她没说话，只是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

第十章 创业

1986年春节前，我和周秋菊一起回了赵庄。

我们没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镇上。周秋菊在她原来那个裁缝铺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拉着我的手说：“长喜，我想在省城开个自己的小铺子。不跟我姑干了，自己单干。”

我愣了一下：“本钱从哪来？”

“我攒了六百，再加上你给我的五百，有一千一了。够租个铁皮房。”

我算了算，一千一在省城租个铺面，确实只能租个最偏最小的地方。可周秋菊眼里有光，那光让我没法拒绝。

“行，咱干。”我咬牙道。

回村后，我娘见我和周秋菊一起进门，喜得眼泪都下来了。我爹忙着杀鸡，长福长红围着周秋菊叽叽喳喳问省城的事。王婶闻讯赶来，在门口探头探脑，脸上的表情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把要开铺子的事跟爹娘说了。我爹沉默半晌，从床底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多年的五百块钱。我娘又添了三百，说是她卖猪攒的。我把钱推回去，说不能用他们的养老钱。我爹瞪眼：“拿着！这钱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早给晚给都是给。”

周秋菊站在一旁，轻声说：“叔、婶，这钱算我们借的，以后挣了一分不少还你们。”

我爹摆摆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过了正月十五，我和周秋菊又回了省城。这回多了八百块钱本钱。我们在服装市场旁边的巷子里租了间铁皮房，只有十几平方，里面堆布，外面摆摊。周秋菊负责做衣服，我负责跑腿、摆摊、送货。铺子起名“秋菊服装店”，是我找块木板自己写的字。

开张头两个月，生意冷清得让人发慌。市面上流行什么，我们没摸准，进了一堆格子布，结果卖不动。铁皮房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我每天骑辆旧三轮车，拉着衣服去市场门口摆摊，跟城管打游击。有几次被逮住，货差点被扣。周秋菊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我心疼她，偷偷去码头给人扛大包，挣点零钱买鸡蛋。她发现后，把我骂了一顿，骂完又抱着我哭。

“长喜，咱不干了，回村吧。凭我的手艺，在镇上也能过。”

我摇头：“不回去。我就不信在省城立不住。”

周秋菊看我一眼，没再劝。她开始琢磨时兴的衣裳样子。那几年港台衣服开始流行，她托人从沿海带了几本服装杂志，白天做活，晚上就着煤油灯研究。她改了几款夹克和连衣裙的样式，在领口、袖口加些绣花，拿到市场一试，居然有姑娘抢着要。

我则改变策略，不再只守摊。我骑三轮车去大学城、工厂宿舍区叫卖。那些学生和女工手头有些零钱，又爱美，一件衣裳二十来块，我一天能卖出去七八件。渐渐地，回头客多了起来。有姑娘点名要“秋菊那款红裙子”。

到了1986年秋天，我们的铺子终于有了起色。铁皮房换成了市场旁边一间正经的砖房，虽然也不大，但下雨不漏了。周秋菊收了两个学徒，一个负责裁剪，一个负责锁边。我专门跑销售，还把弟弟长福叫来帮忙，一个月给他开三十块钱工资。

那一年，我们挣了六千多块。这在1986年的农村，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年底回村，我娘数着钱手都抖了：“长喜，这真是你们挣的？没干违法的事吧？”

周秋菊笑：“婶，违法的事我们可不敢。就是做衣裳卖，靠手艺吃饭。”

我爹抽着烟锅子，眼圈红了：“好，好。咱家长喜出息了。”

可树大招风。周秋菊挣钱的事在村里传开后，那些闲话又起来了。

第十一章 家里催婚与阻力

腊月里，村里几个长舌妇凑在一起，说赵长喜是靠着周秋菊吃软饭，说周秋菊年纪大，肯定是拿钱拴住了小女婿。话传到周秋菊耳朵里，她没吭声，只是晚上躺在炕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扳过她的身子，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心如刀割。

“秋菊，那些人都是眼红。咱过好自己的日子，别理他们。”

“我知道。”她吸了吸鼻子，“可我不想让村里人戳你脊梁骨，说你靠媳妇养。”

“那你把我赶走，自己干？”我故意逗她。

她破涕为笑，捶了我一拳：“你敢走试试。”

那年春节，我正式向周秋菊家提亲。周秋菊她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几个姐妹已经嫁了三个，就剩秋菊这个老大。她爹周世成，跟她姑一样，是个倔脾气，开口就要一千块彩礼。

我爹吓了一跳：“一千块？这也太多了吧。咱赵庄娶亲，最多也就五百。”

周世成沉着脸：“我闺女是裁缝，这些年给家里挣了多少？一千块算少的。再说了，赵长喜比她小3岁，我要不把彩礼要高点，以后他欺负我闺女，我上哪儿说理去？”

我听了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可周秋菊在桌子下面踢了我一脚，示意我别发火。她站起来，走到她爹面前：“爹，彩礼要给，但一千块太多了。我们自己出的本钱开店，手头不宽裕。要不这样，先给五百，剩下五百等明年铺子赚了再补。”

周世成看着女儿，沉默半晌，叹了口气：“女大不中留啊。行，五百就五百。可有一条，赵长喜得对我闺女好，不能因为她大几岁就嫌弃她。要是我听到半点风言风语，我饶不了他。”

我赶紧站起来：“周叔放心，我一定对秋菊好。”

就这样，婚事定了下来。正月初八，我们办了订婚酒。周秋菊家来了七八个亲戚，我家这边请了本家的叔叔大爷。王婶也来了，坐在角落里，时不时瞟周秋菊一眼。席上有人问：“长喜，你对象比你大3岁，你当初不是死活不愿意吗？咋又愿意了？”

我端着酒杯，看了周秋菊一眼，大声说：“那时候我混，不懂事。现在知道了，秋菊大我3岁，是老天爷派她来管我的。我赵长喜这一辈子，就认她。”

满桌人哄笑。周秋菊红着脸低下头，嘴角却翘起来。我娘在旁边擦眼泪，我爹一个劲儿抽旱烟，烟雾后面，他的眼睛也湿了。

订婚后，我们在村里过了个团圆年。正月十五一过，我和周秋菊又回了省城。这次还带上了弟弟长福。长福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正愁没事干，周秋菊说让他来铺子里学裁剪，总比在家闲逛强。我爹我娘一百个愿意，把家里的三只老母鸡都杀了给我们路上吃。

回到省城，我们重新把铺子收拾了一番。周秋菊设计了新的招牌，让长福去定做。我联系了几个县城的服装摊贩，跟他们谈好，以后由我们直接供货。这样就不用天天上街摆摊，也能多铺点货。

那段日子，忙是真忙，可心里有奔头。每天天不亮起床，晚上十一点才收工。周秋菊的手艺越来越好，连她姑陈玉梅都来铺子里看过两次，嘴上说“也就那样”，脸上却藏不住满意。我知道，她其实替侄女高兴。

可就在生意刚有起色的时候，我和周秋菊却爆发了最厉害的一次争吵。

第十二章 冲突再起

那是1987年夏天，市场上忽然流行起一种真丝印花衬衫，从南方过来，一件能卖到六七十。我看准了势头，跟周秋菊商量，想把铺子里所有周转资金拿出来，再借一千块，进一大批真丝料子，做衬衫。周秋菊不同意。

“真丝料子贵，咱们手头没那么多钱。再说，这种流行来得快去得也快，万一看走眼，就全砸手里了。”她坐在缝纫机后面，语气平静但坚定。

我急了：“就是来得快，咱才要抓住。等满市场都是真丝衬衫，咱再进就晚了。你手巧，做出来肯定比别人的好，到时候一件挣二十，一百件就是两千！”

“你光算挣，不算赔。”周秋菊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看着我，“长喜，我知道你想把生意做大。可饭要一口一口吃，咱去年才把本钱赚回来，经不起折腾。”

“你这是在怪我折腾？”我嗓门大起来，“去年要不是我跑大学城摆摊，咱能赚到钱？现在我想赌一把，你就拖后腿？”

“赵长喜！”周秋菊叫了我全名，脸色发白，“你讲不讲理？我做裁缝十年，布料行情我比你清楚。真丝衬衫流行是事实，可咱这铺子的客源主要是学生和工人，一件衬衫卖五六十，有多少人舍得买？你光看别人赚钱，没看见多少人压货压得连夜跑路！”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可心里那股气怎么也下不去。我摔门而出，跑到市场外面的小饭馆，要了一瓶啤酒。那是我头一回一个人喝闷酒。酒一下肚，委屈和愤怒全涌上来。我觉得周秋菊根本不信任我，总觉得我年轻没经验。她大我3岁，是比我有阅历，可这不能成为她事事压我的理由。

那晚我喝到半夜才回铺子。周秋菊没睡，坐在缝纫机前等我。见我满身酒气回来，她没发火，只倒了一杯热茶放在桌上。

“长喜，做生意不是赌气。你听我一句，真丝衫的事，咱再等等。等市场稳了，咱跟着做。”

我冷笑一声：“等？等黄花菜都凉了。周秋菊，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长不大，永远得听你的？”

周秋菊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仰头看着我：“我要是觉得你长不大，当初就不会跟你来省城。赵长喜，我大你3岁，不是拿来压你的，是多吃了三年饭，想让你少走些弯路。你不领情可以，别把话说得那么伤人。”

说完，她转身走进里间，轻轻关上门。我站在外屋，酒劲慢慢过去，悔意一点点爬上心头。

可第二天，我还是没听她的。我偷偷去找了市场里一个批发真丝料子的老板，赊了一批货，又跟朋友借了八百块钱。我瞒着周秋菊，白天在铺子外面支了个小摊，专卖真丝衬衫。头几天，确实有人来问，也卖出了几件。我更加得意，觉得周秋菊太保守。

可好景不长。半个月后，市场里的真丝衬衫多了起来，价格一路往下跌。更糟的是，我进的那批真丝料子有问题，洗过之后掉色起球，客人找上门退货。我赔了不少，还砸了自家招牌。

债主开始上门要钱。我拆东墙补西墙，焦头烂额。周秋菊看在眼里，没骂我。她只是默默地把铺子里的现金拿出来，又把自己积攒的一点私房钱全填进去，帮我还债。她还托她姑陈玉梅帮忙处理那批滞销的真丝衬衫，能卖一件是一件。

那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门口的石阶上，望着黑漆漆的街，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周秋菊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

“喝吧，去去火。”

我接过碗，没喝，声音沙哑：“秋菊，对不起。我错了。”

周秋菊看着前方，良久才说：“长喜，你错在不该瞒我。做生意有赚有赔，我从来不怪你赔钱。我气的是你不跟我商量。这铺子是咱俩的，不是一个人的。你今天能瞒着我进货，明天就能瞒着我做更大的决定。夫妻过日子，最怕心不往一处想。”

我低着头，眼泪滴进绿豆汤里，泛起小小的涟漪。

“我以后……啥都跟你商量。”

周秋菊侧过头，轻轻叹了口气：“行。那这次的事，咱一起扛。”

那一夜，我们坐在石阶上，从月亮升起到月亮落下。她没有再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靠着我的肩，睡着了。我看着她安静的侧脸，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能让她受这样的委屈。

第十三章 时代变迁与选择

1988年春天，我们终于还清了所有外债。铺子的生意慢慢恢复，但因为真丝衬衫的事，元气伤了不轻。周秋菊没有一句怨言，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设计上。她发现，市面上的衣服款式开始多变起来，姑娘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灰蓝黑，渐渐喜欢鲜艳的颜色和修身的剪裁。

“长喜，我有个想法。”一天晚上，周秋菊把几件她自己改过的衣服铺在桌上，“现在城里人开始讲究穿了。我想把铺子改成前店后厂，多接些批发的单子，卖给周边县城的服装摊。光靠零售，挣得有限。”

我仔细看着那几件衣服。的确漂亮，腰线收得恰到好处，袖口和领子做了别致的处理，比市场上卖的成衣精致得多。

“行，听你的。”我点头。

“你咋不反对了？”她笑。

“上次赔了钱，我现在知道谁说了算了。”我故意苦着脸。

周秋菊白我一眼：“别装。你有你的长处，跑市场、打交道，你比我在行。以后咱分工：我管做，你管卖。大事一起商量，小事各自做主。”

我笑着应下。

说干就干。我们把铺子隔壁的那间房子也租了下来，重新打通，前面摆样，后面做活。长福学了两年裁剪，手艺长进不少，成了秋菊的得力助手。我又招了两个帮工，一个专门锁边，一个专门钉扣。

周秋菊设计了几款春装，我带着样品跑了七八个县城的服装摊。头回打交道，那些摊主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嫌我年轻，怕货不稳。我不恼，把样品铺在他们面前，说：“先放你这里试卖，卖掉了再给钱，卖不掉我收回来，不让你亏一分。”

这招打动了几个胆大的摊主。他们把样品挂出去，没想到反响不错。第二周，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货。周秋菊带着长福他们日夜赶工，我负责送货。那几个月，我们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可身体上的累，总比心里空着强。日子虽然忙，但我和周秋菊的感情却越来越瓷实。我们不再为年龄的事争吵，也不再为生意上的分歧红脸。每天晚上收工，不管多晚，我都会去巷子口买两碗馄饨，跟她面对面吃完。她总把碗里的虾皮挑给我，说我不爱吃。其实我知道，是她自己舍不得吃。

秋天的时候，周秋菊怀孕了。

我娘得了信，专门从老家坐长途车来省城，带了一篮子鸡蛋和几尺她自己织的粗布。周秋菊要起身招呼，我娘忙按住她：“别动别动，头三个月最金贵。你想吃啥，跟娘说，娘给你做。”

周秋菊眼眶红了。她从小没过过多少被人疼的日子，娘走得早，爹又粗心，她一直把自己当家里的顶梁柱。我娘这一“娘”，叫得她眼泪直掉。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微微隆起的肚子，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欣喜、紧张、害怕，全搅在一起。我就要当爹了，我能当好一个爹吗？

第十四章 生产与家庭考验

周秋菊怀了孕，还是闲不住。头三个月反应大，吐得昏天黑地，可她照常去铺子里。我劝她休息，她总说“才多大点事，我们村的女人哪个不是挺着肚子下地干活”。我拗不过她，只能每天变着法给她买水果、排骨。

到了怀孕七个月，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可她仍要踩着缝纫机赶一批秋装。我实在看不下去，把她的缝纫机锁了，钥匙藏起来。

“赵长喜，你干啥？”周秋菊又好气又好笑，“这批货人家等着要呢，你耽误一天，咱就得赔违约金。”

“我替你干。”我坐到缝纫机前，拿起一块布，“不就踩踏板吗？我踩过。”

周秋菊没再坚持，只站在旁边看我。我的手又大又笨，针脚走得歪歪斜斜，一件衣服做出来像狗啃的。周秋菊笑得肚子疼，最后还是她手把手重新教我。那段时间，我白天跑市场，晚上回来学做衣服，手上被针扎得全是眼。周秋菊心疼，夜里给我用热毛巾敷手。

“你要是早几年这么学，现在都能出师了。”她笑。

“现在学也不晚。”我认真道，“等你生了，我还能帮你搭把手。”

她“嗯”了一声，把头靠在我肩上。那一刻，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腊月里的一天，周秋菊在铺子里弯腰捡掉在地上的线轴，起来时没站稳，滑了一跤。她当时没喊疼，只说腰有点酸。我坚持送她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动了胎气，得卧床保胎，不然有早产的风险。

我吓傻了。周秋菊也吓得不轻。从医院出来，我什么活都不让她干了，让她卧床休息。铺子那边，长福和两个帮工扛起了大梁。可长福毕竟年轻，没经过大事，进货的时候被人骗了三百块，一批料子也没挑好。我两头跑，白天在铺子盯着，晚上回家照顾周秋菊，整个人瘦了十几斤。

那段时间，我脾气变得很坏，动不动就跟长福发火。长福委屈，说要回老家。周秋菊躺在床上，听见我们争吵，费力地坐起来：“长喜，你进来一下。”

我走进房间，她伸手拉住我，手指冰凉：“别怪长福。他还小，出错正常。你以前不也出过错吗？钱没了咱再挣，你要是把身子熬垮了，我和孩子指望谁去？”

我跪在床前，把脸埋进她的掌心，喉咙堵得说不出话。周秋菊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哄一个孩子。

“长喜，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我比你大3岁，什么苦都吃过。只要咱一家人平平安安，比啥都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乱发脾气。铺子的事，我大事小事都跟长福商量，教他怎么看料子、怎么算账。长福学得很快，慢慢也能独当一面了。

腊月二十四，周秋菊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六斤八两。护士抱出来的时候，我腿一软，差点跪在产房门口。我娘在旁边抹眼泪，嘴里念叨：“好，好，母女平安。”

我走进病房，周秋菊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可眼里全是温柔。她朝我招招手，让我看襁褓里的孩子。小小的脸，皱巴巴的，眼睛半睁不睁。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脸颊，软得像棉花。

“像你。”周秋菊说。

“像你才好看。”我笑了，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第十五章 多年后回村

时光走得比针脚还快。

1995年春天，我三十三岁，周秋菊三十六岁。我们的女儿赵念秋上小学了，小名念念。我们在省城开了两家服装店，雇了七八个工人，生意不算大，但稳稳当当。弟弟长福成了家，在省城也开了自己的小裁缝铺。妹妹长红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校，后来回县里当了老师。

那些年，我们很少回赵庄。一来生意忙，二来周秋菊总说，等做出点样子再回去。其实我知道，她是怕村里那些闲话还没散。

可闲话这东西，像地里的稗草，你越在意，它长得越疯；你不管它，反倒慢慢枯了。

那年清明，我爹来信说，村里要修路，我家老房子墙根裂了，得回去看看。我带着周秋菊和女儿坐长途车回了赵庄。车子在村口新修的马路上停下，柏油路黑亮亮的，路两边还种了冬青。这跟我记忆里的黄土路完全不一样了。

村里人见我们一家三口下车，都围上来。赵守业也在人群里，他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爹，头发稀疏了不少。他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挤出一脸笑：“长喜回来了！这是你媳妇和闺女吧？哎呦，闺女真俊！”

周秋菊大大方方叫了声“守业哥”。赵守业搓着手，有些局促：“当年我嘴欠，说了不中听的话，长喜你没记恨我吧？”

我笑了：“都多少年了，早忘了。”

赵守业如释重负，扭头对旁边的人说：“看吧，长喜现在混得多好！我说啥来着，女大三抱金砖，还真抱着了！”

众人一阵哄笑。周秋菊也笑，笑得云淡风轻。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那些年的委屈和挣扎，都被这笑声冲淡了。

我娘站在老屋门口，朝我们招手。她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精神头还好。周秋菊上前搀住她，说：“娘，我们回来了。”

我娘拉着周秋菊的手，左看右看，嘴里不住地夸：“还是那么俊，比前几年还年轻。长喜没欺负你吧？他要是敢，你跟娘说，娘给你撑腰。”

周秋菊看了我一眼，故意告状：“他啊，有时候还犯倔，不过现在听劝了。”

我娘瞪我：“听见没？多听媳妇的话，少犯浑。”

我笑着应：“是是是，我这一辈子，就听她的。”

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老屋的院子里吃饭。我爹杀了鸡，我娘炒了一桌子菜。念念在院子里追萤火虫，欢笑声惊得枣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我爹抽着旱烟，忽然说：“长喜，当年王婶来说亲，你嫌人家大3岁，死活不见。结果人家第二天找上门。你说，这是不是命？”

我抬头看了看周秋菊。她正给念念擦汗，月光照在她脸上，比我二十二岁那年初见时，多了些岁月的痕迹，可那份倔强和温柔，一点没变。

“是命。”我端起酒杯，“也是我的福分。”

第十六章 再谈当年

那天夜里，念念睡在奶奶床上，我和周秋菊坐在老屋院子的枣树下。树已经很高了，枣花开得正香。月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碎银一样撒了一地。

周秋菊靠在我肩上，忽然开口：“长喜，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来你家那天？”

“咋不记得？你把我娘的茶碗都吓掉了。”我笑。

“那你还记得我当时咋想的吗？”

我摇头。

周秋菊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当时想，要是这后生连见都不敢见我，我就把鞋砸他脸上，转身就走，这辈子不见。”

“那后来为啥没砸？”

她笑了：“因为我看见你站在院子里，满嘴牙膏沫，鞋都没穿好，一副傻样。我当时就想，这人其实不坏，就是嘴硬。我要是不给你个台阶，你能把自己憋死。”

我握住她的手，认真道：“秋菊，我一直想问你，你当年咋有那么大勇气找上门？换了我，真拉不下那个脸。”

周秋菊望着远处黑黢黢的田野，声音轻得像风：

“我那时候二十五了，在村里算老姑娘。王婶去你家说亲，你们回了，我娘躲在屋里哭，说我又白等一年。我躺在自己屋里，一晚上没睡。天没亮我就起来了，包了双鞋出门。其实我也怕，怕路上人看见，怕你不给好脸。可我想，见一面又不少块肉，总比不明不白被人嫌强。再说，我打听到你人老实，就是嘴硬。我想，要是你见了我不敢吭声，那就算了；要是你敢跟我说话，说明还有救。”

“结果呢？”我问。

“结果你问‘这鞋你做的’，我当时就乐了。这人怎么这么傻。”她笑出声来，“不过傻点好，傻点实在。”

我也笑了，笑完之后又觉得心里发酸。如果那天她没来，如果我没有追出去，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就错过了？

“秋菊，谢谢你来找我。”我把她搂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发，“不然我赵长喜这辈子，不知道要错过多少。”

周秋菊没说话，只是反手抱住我的腰。枣花落在她发间，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那一刻，我觉得时间好像倒回了1985年的春天。她还是那个敢爱敢恨的姑娘，我还是那个嘴硬心软的傻小子。只不过，我们都学会了珍惜。

后来，我爹娘年纪大了。我劝他们去省城住，我爹住不惯，去了半个月就嚷嚷着要回村。我和周秋菊商量，不能丢下老人不管。最后决定，每年回村住两个月，其余时间接他们去城里。念念跟奶奶亲，每次回村都玩得不想走。周秋菊说，这样挺好，让孩子知道根在哪儿。

长福的铺子越开越大，还盘下了旁边一间门面。长红教书教出了名堂，调到镇上中学当了教导主任。村里人说，赵家祖坟冒青烟了，三个儿女都有了出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一个比谁都坚韧的女人。

第十七章 传承与思考

2003年秋天，我四十岁，周秋菊四十三岁。念念上了初中，个子快赶上她妈了。我们在省城买了套三居室的房子，把爹娘接来住。可爹还是住不惯，说城里憋得慌，每天就爱去楼下跟几个老头下棋。我娘倒是适应得快，每天去公园跳广场舞，还认识了一帮老姐妹。

周秋菊的两家服装店，已经交给长福的儿子和我们的一个老店员打理。她不再天天去铺子里，只在家做做针线，给念念改衣服，给我和爹娘做睡衣。她手艺还在，做出来的东西合身又舒服。念念的同学见了，还以为是在商场买的。

有一天，念念翻出一双旧布鞋，鞋底磨得薄薄的，鞋帮还是手工纳的千层底。她好奇地问：“妈，这鞋哪来的？好老啊。”

周秋菊看了一眼，笑了：“这双鞋，是我当年送给你爸的。他穿了五年，底子都快磨穿了也不肯扔。”

念念不信：“爸，你以前不是嫌我妈比你大吗？咋还这么稀罕她做的鞋？”

我老脸一红，挠了挠头：“那都是你爸年轻时犯的糊涂。你妈这双鞋，救了咱这个家。”

周秋菊瞪我一眼：“别教坏孩子。念念，你别听你爸瞎说。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很多坎。你爸当年那点别扭，其实不是嫌我大，是怕别人说闲话。后来他想明白了，才知道什么最要紧。”

念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趁机说：“闺女，你以后找对象，别光看外表年龄，得看心。心对了，什么都不是问题。”

念念撇撇嘴：“爸，我才多大，你就说这个。”

我和周秋菊都笑了。

那天晚上，周秋菊坐在阳台上，就着灯光给念念改一件校服。我端了杯热茶放在她旁边，坐在她身后看她。她的头发里已经混了几根白的，背影也不像当年那么挺拔，但手指还是那么灵巧，针线上下翻飞。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镇上裁缝铺第一次看见她踩缝纫机的情景。那时阳光斜照，她侧脸明净，我站在门口，挪不动步。

“秋菊。”

“嗯？”

“你说，如果当年王婶不说你大3岁，我是不是就没那么多别扭？”

她没回头，只是停下手里的针：“可能吧。但也有可能，我比你大3岁，恰恰是老天爷给咱俩的考验。你迈过去了，我也迈过去了，才有了后面这许多年。”

我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人这辈子，有些门槛，你迈过去之前，觉得它高得吓人。真迈过去了，回头看，也就是一道矮坎。”

周秋菊转过头，看着我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欣慰。

“长喜，你终于长大了。”

“都四十了，还能不大？”我故意逗她。

“可在我眼里，你永远是那个站在院子里，满嘴牙膏沫的傻小子。”

我鼻子一酸，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的手停在我手背上，温暖的，带着布料和阳光的味道。

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来。远处的服装市场早已拆了，变成了一排排高楼。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虚构创作，所有人物、情节、地点均为剧情需要，仅作情感娱乐阅读，勿模仿，请理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