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我们要用怎样的立场，去审视一段有争议的历史？

最近追了一部还没更完的电视剧，名字叫《重器》。

老实讲，作为一名刑事律师，我很少对国产行业剧有太高期待。因为绝大多数行业剧的本质都是"披着行业皮谈恋爱"，法律只是工具人，感情戏才是正餐。此外，太多所谓律政剧跟司法实践脱节，大家看过我写的文章《》就知道。

但《重器》却让我大有改观。它让我在看剧的过程中反复产生一种感觉：荧幕中发生在那个年代中的事情，难道我们此时此刻就没有面对吗？荧幕中那个年代的同学们、同志们遇到的问题，难道我们就没有面对吗？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重器》打动我，不是因为它拍得多完美，而是因为它做到了三件事：第一，用相对客观的视角，展现了特殊时期下的司法实践现状了；第二，它没有简单粗暴的用好人、坏人的二元分法，对主角团及主角团之外的人进行划分；第三，《重器》通过批判一些当年的操作，客观上也对当下的司法现状进行了暴露。而这三件事，恰恰是国产律政剧，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做不到的。

一、我们要用怎样的立场，去审视一段有争议的历史？

《重器》的叙事起点是1979年，延续到1997年刑法、刑诉法修订。这近二十年间，中国法治最大的背景之一就是1983年的"严打"。

大多数影视作品处理这个题材，一般有两种套路：要么完全回避，用模糊的时代背景替代具体的历史事件；要么简单定性，把严打拍成一场纯粹的灾难，所有人都被碾碎，没有人是正确的。

《重器》选择了最有风险，也是最难走的一条叙事道路，就是不回避，但也不简单定性。

比如在乔至良涉嫌强奸罪一案中，明明由大量证据证明乔至良与死者是通奸，但在"从重从快"的高压态势下，公诉机关领导为了政绩，硬要把道德问题拔高为重罪，辩护律师李乡因为在会见中透露“可能会被判死刑”，反而被以"包庇罪犯""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遭到逮捕。

比如在邱阿桂涉嫌故意杀人案中，邱阿桂作为长期遭受家暴、女儿被丈夫抵债强奸的一名妇女，在绝望中杀了丈夫，法庭却因为"怕判轻了引发效仿"，直接判处了死刑。

《重器》中的许多案件，并非以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结局”收场，甚至不乏我们视角下血淋淋的错案。但《重器》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把这些案件当作"严打就是错的"的证据来罗列，而是让观众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法治机制本身的不健全，诉讼程序和证据标准的不完善，法治理念被忽视，才是酿成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

片中，主角团曾经就严打的合理性进行过争论。余高远在面对被重判的普通人时，说了一句："法治进步总要有人付出代价。"陆则铭当场回怼："代价砸你脑袋上你再说？"

谁对？谁错？没有办法下定论。

这段对话之所以沉重而有力，就是因为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余高远说的有没有道理？从宏观制度演进的角度看，确实每一代法治进步都伴随着个体的牺牲，这是事实。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严打运动并非是拍脑袋决策，但凡了解过那段混乱的历史，都不会质疑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必要性（具体可以百度搜一下控江路事件）。

但陆则铭的反驳同样有力，当你站在代价之上的时候，当你成为了进步的代价，你还能如此坦然的接受吗？

《重器》就是这样，它把矛盾摆在你面前，不替你做判断。它让你自己去想：严打的功过是非，到底该怎么算？我们要用怎样的立场，去审视一段有有争议的历史？

二、真实的世界中，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圣人，没有谁生下就能预知胜利的结局。

《重器》的主角团是五个法学院毕业生：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陆则铭。他们毕业之后分赴法院、检察院、律所，在不同岗位上经历时代的冲刷。这五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正面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拧巴的地方，都有自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的痕迹。

陈一众（黄景瑜饰）是理想主义者。他少年时亲历了司法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遗憾，带着"完善司法、守护公正"的执念进入公诉机关。但理想主义不等于正确。在办理王有喜流氓罪一案时，陈一众过往的经历令其情绪盖过了理性。因为商铺邻里纠纷，王有喜在老婆逼迫下，当街扒掉邻店老板娘田淑珍的衣服，百来号围观者无人出手。已是检察官的陈一众想到了自己母亲的遭遇，愤怒之下，推动案件超越法定刑幅度进行控告，直接导致王有喜死刑，梁月敏死缓。（至于后面有无通过抗诉改判，因为电视剧还没有更新到那个剧情，拭目以待）。

理想主义者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太容易把"正义感"当成"正确的判断力"。网上有传说，在后面的剧情中陈一众最终选择辞职深造、参与刑法修改，不是因为愧疚，是因为他终于看清，许多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某一个法官身上，而在制度。

余高远（蒋奇明饰）在网络中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出身寒门，全村第一个大学生，靠成绩和篮球挣了一点尊严和机会，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内心的执念：他太怕输了。毕业前，他执着于留在北京，留在最高法（检），但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滨江后，他第一反应不是“我未来应该怎么干”，而是"是不是有关系户顶替我"？从上帝视角来看，这种被迫害妄想症或许是可笑的，但是对于一个输不起的人而言，这种反应又何尝不是最真实的，这个社会上，关系户顶替的事情，难道发生得还少吗？

在主角团争论严打的是非功过时，他说"这是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面对律师李乡被抓，别人焦急时，他却在盘算怎么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立功"，这些剧情显得他尤为“精致利己”。但在宋小光案中，他又确实冒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去暗访精神病院，最终发现了伪造精神鉴定的猫腻，在发现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方式进行正义的伸张，他又确实把线索递给了袁亦方和陆则铭。有人说他动机不纯粹，不是为了那几十个被害女性，而是为了自己，想靠案子出名，想调出自己嫌弃了三年的滨江，但从客观上来讲，他确实推动了正义的实现。这种自卑和野心缠在一起的挣扎，恰恰是余高远这个角色最真实的地方。

夏英杰的转变是三人中最完整的。最初，她怀着对真相和公平近乎执拗的赤诚。在邱阿桂案中，她想让受害的小女孩出庭作证，但后来却明白了，有的时候真相换不来救赎，反而会毁掉一个孩子的一辈子。这种醒悟不是退缩，是成熟。她依然在追索真相细节，但她学会了在法理之外看见活生生的人。在钱兴良杀人案（这个案子就是现实中的“亡者归来”案）中，她基于对证据标准的执着，与法院同事梅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法庭上，她诘问辩护律师，明明被告人在法庭上坚持做无罪陈述，且在案证据存在大量疑点，为什么仍然坚持做有罪辩护。只是，她最终仍然无力阻拦死刑判决。

张丽慧的蜕变同样值得关注。她是主角团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人，因为优秀，毕业后分配在了最高检，却执意来到基层西疆监狱，从一个普通法学生成长为驻监狱检察官，为平反冤案坚持不懈。她身上体现的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日复一日的耐心和韧劲，这种品质在现实中往往比一时的血气之勇更难得。

这五个人的彷徨和挣扎，让我觉得真实。没有谁天生正气凛然，也没有谁天生心肠歹毒，只有困于特定时代、过往经历和内心执念的每个人。《重器》没有把任何一个角色（尤其是没有把陈一众）塑造成"法治圣人"，它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毛病往前走，这比任何英雄叙事都更有力量。

三、《重器》中的某些现象，真的就只停留在荧幕中，停留在“那个年代”吗？

《重器》的故事背景是1979年到1997年，应属第一次、第二次严打时期。但它拍的很多问题，放到今天依然成立。

比如在宋小光案中。宋小光是滨江市副书记的儿子，连环强奸几十名女性。案发后，宋家一夜之间就帮儿子办好了五份精神科大夫签字、盖了公章的精神病鉴定报告，跟起诉书一起送到法院。一个明明精神正常的人，就这么被合法地绕过了审判。余高远暗访精神病院，发现宋小光住在豪华单间里，吃着水果、听着音乐，日子过得比正常人还潇洒。

这个案子在剧中最终通过袁亦方的介入和舆论推动得以重启鉴定、缉拿归案。但它揭示的问题至今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的公信力问题、权力对司法程序的渗透问题、地方保护主义对个案的干扰问题，这些事情，真的只在八十年代发生过吗？

在李乡案中，公诉机关领导苏国盛基于错误的政绩观，为了在严打期间捞取政治资本、树立典型，无视李乡正当履行辩护人职责的事实，强加指控严厉罪行。苏国盛的逻辑是什么？宁可被撤职也要办了李乡。因为一旦李乡被证明是对的，就意味着苏国盛的决策是错的，意味着他亲手打造的"铁案"是冤案，意味着他的仕途终结。

这个案子精准地揭示了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司法痼疾：当办案人员的政绩考核与案件的公正处理挂钩时，冤案的产生就不是意外。在"错案追责"和"政绩优先"的双重压力下，承认错误比犯错误更危险，承认了，会得罪人，会影响仕途，不承认，似乎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监狱里的人没有办法发声。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现象有没有好转？有。司法责任制改革、员额制、终身追责，这些制度设计都在试图解决"政绩驱动司法"的问题。但有没有完全解决？没有。我见过太多案件，办案人员明知证据有问题，但就是不愿意纠正，因为纠正的成本远高于维持的成本，以至于，甚至行业内对于二审、再审已经默认是“有限度纠错”，何为“有限度”？如果我们提前设定了“有限度”，那又谈何纠错？这何尝不是一种可悲？

《重器》拍的是历史剧，但是许多的剧情，并不仅仅发生在荧幕中的那个年代。。

四、结尾

值得肯定的是，《重器》没有陷入一种"今人比古人高明"的傲慢。它通过对案件办理过程的描述，不是想要告诉大家"过去的愚蠢荒唐"。而是在展现那个年代中的复杂的社会局势，以及存活于那个年代的人物的彷徨和挣扎。

严打确实制造了大量冤案，但它也确实遏制了当时恶性犯罪的高发态势，为国家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历史决策是复杂的，不能简单用好坏来定义。但是，我们也应当警惕“无视错案风险”“无视程序争议”以及“法治虚无主义”的思潮再次复苏。

当下，有人对司法活动动辄便主张“重现严打”“乱世用重典”，对于社会治理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视当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忽视了健全轻罪治理体系是社会综合治理的大势所趋，完全以非黑即白的思路、简单粗暴的“敌我矛盾定性”应对复杂的政法工作；忽视了当下暴力性治安案件相对减少，民刑交叉案件数量激增的态势，许多案件的发生有其制度背景和历史成因；忽视了“罪责刑不适应”也是错案的一种，甚至将“案件办理数量多所以无法保证质量”当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错误思想，在当下是否仅为个别存在？需要警惕。

这大概就是《重器》这个剧名的含义。法律是重器。重器之"重"，不在于它能砸出多大的声势，而在于它每一次落下，都关系到一个人的自由、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社会的底线。无论你是普通老百姓、商人、律师、学者、国家干部，都应该支持现代法治，都应该认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都应该认可“诉讼证据标准应当健全且合理”，因为每一次法治的失守，都是“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的灾难。

《重器》还未更新完结，据说陈一众最终离开了检察院，成为了一名法学学者（跟高育良正好反着来），余高远、夏英杰在滨江法院内默默耕耘，挣扎前行，张丽慧在监狱检察的岗位上默默坚守，陆则铭成了知名刑事辩护律师，继续为冤屈奔走发声，他们五个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那部“重器”往更好的方向走，而他们说要面临的困难，所要面对挣扎和彷徨，很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多。

而荧幕外的我们，2026年的法律人，也是如此，也将如此。

[完]

叶东杭

主要业务领域：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税费争议诉讼、税务合规专项、税务稽查应对、投融资涉税法律服务

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恒刑事中心数字经济与网络犯罪辩护部顾问，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主攻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撰写税务犯罪文章数十篇，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辩护经验，曾办理多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及建设工程、成品油、制造业、财务咨询、出口贸易、自媒体行业。同时曾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强制措施释放、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