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妻子跟我好兄弟跑了，他爱人找到我：咱们过吧，气死他们

我叫李建国，1982年，我二十六岁，在县城机械厂当技术员。那年深秋的一件事，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家，想给媳妇秀兰一个惊喜。她生日快到了，我攒了俩月的工资，托人从上海捎了条的确良裙子。推开院门，屋里传来动静，我以为她在家，喊了一声“秀兰”，没人应。我以为是老鼠，也没多想，推门进去，眼前的一幕让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我那拜把子兄弟陈大伟，正搂着我媳妇在炕上。

我手里的裙子掉在地上，他们俩也吓傻了。秀兰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陈大伟倒是先反应过来，一把推开她，连滚带爬地跪在我面前：“哥，我喝多了，我对不起你！”

我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想砸过去，手抖得厉害，缸子里的水全洒了。我指着门口，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滚。”

陈大伟连滚带爬地跑了。秀兰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我脑子里嗡嗡响，好像有几百只蜜蜂在飞。我问她多久了，她说是今年夏天开始的，陈大伟常来找我喝酒，有一回我加班，他喝多了没走，就……

“他对你好？”我哑着嗓子问。

她没说话，只是哭。我明白了。陈大伟是供销社的采购员，走南闯北，能说会道，兜里总有掏不完的零花钱。不像我，一个穷技术员，每月工资全交给她，连根冰棍都舍不得买。我转身出了门，在河边坐到半夜。

第二天，整个县城都知道了。八十年代的小县城，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我走在街上，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厂里的同事拍着我的肩膀叹气，邻居大妈拉着我的手抹眼泪：“建国啊，你可要挺住啊。”

我爹从乡下赶来，二话不说给了我一巴掌：“丢人现眼的东西，连个媳妇都看不住！”我娘在旁边哭，我妹抱着我胳膊说哥你别想不开。我谁都没理，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

秀兰回了娘家，陈大伟也躲起来了。我躺在炕上，眼睛瞪着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想这些年的事。我跟陈大伟从小一起长大，一块儿上树掏鸟窝，一块儿下河摸鱼，一块儿进的厂。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当伴郎，我结婚的时候，他给我张罗酒席。我把他当亲兄弟，他把我的家给拆了。

第三天晚上，我正对着墙发呆，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厂里同事来劝我，懒得开。门外的声音却让我愣住了：“建国，是我，你开开门。”

是陈大伟的媳妇，刘玉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门。刘玉兰站在门口，穿着件蓝布褂子，头发随便扎着，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她比秀兰大两岁，今年二十八，在纺织厂上班，干活利索，人也实在。以前逢年过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她还总帮我说话，说我老实，是靠得住的人。

“嫂子，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没进门，就站在门槛外，看着我，突然笑了，是那种特别苦的笑：“建国，咱俩都被耍了。”

我让她进来坐，她摇摇头：“不坐了，我说几句话就走。”她深吸一口气，直直地看着我，“建国，咱俩过吧。气死他们。”

我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刘玉兰平时话不多，从没说过这种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你说啥？”

“我说，咱俩过。”她提高了声音，像是怕我听不清，又像是给自己打气，“他们俩不是搞到一起了吗？咱俩就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看谁丢人。他们不是要脸吗？咱就让他们没脸！”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得吓人，不是疯狂，而是一种决绝。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比我更苦。女人被男人背叛，在这个年代，比男人被戴绿帽子还抬不起头。以后她走在街上，背后指指点点的声音只会更多。

“嫂子，你冷静点。”我说，“这事不能这么办。”

“我怎么不冷静？”她盯着我，“我冷静得很。李建国，我问你，你恨不恨他们？”

我点头。

“那你想不想让他们难受？”

我咬着牙，又点头。

“那就跟我过。”她说得斩钉截铁，“咱俩在一起，看他们还怎么得意。你想想，你一个人过，你丢人，我一个人过，我丢人。咱俩在一起，丢人的就是他们。”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提议带着一种让人心动的报复快感。但我还是摇了摇头：“嫂子，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是过日子。”

“我知道。”她说，“我什么都想好了。咱俩都是被背叛的人，谁也别说谁。搭伙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你要是不想跟我过真的，那就假的，住一个院里，各睡各的，让外人看着咱俩好就行。”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逼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好好想想，我等你三天。”

那三天，我几乎没睡觉。白天上班心不在焉，晚上一个人在屋里转圈。我爹又来了，说要给我张罗相亲，我娘说隔壁村的翠花还没嫁人，要不托人问问。我烦得要命，把他们全打发走了。

刘玉兰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承认，我很想报复。陈大伟和秀兰，他们让我成了全城的笑话，我也想让他们尝尝这滋味。更何况，刘玉兰这个人，我了解。她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女人，踏实、能干、会过日子。以前我总跟陈大伟说，你小子娶了个好媳妇。陈大伟还笑，说好啥好，木头疙瘩一个。

第三天的傍晚，我去了刘玉兰家。她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衣服收完，抱在怀里，看着我。

“我答应你。”我说。

她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点了点头：“那明天去领证。”

“这么急？”

“不急不行。”她说，“我听说秀兰要跟陈大伟去城里了，咱得赶在他们前面把事情办了。”

我这才知道，陈大伟托关系调到了市里的供销社，准备带秀兰走。他们这是要彻底离开这个县城，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想到这里，我心里的火又窜起来了。

“行，明天去。”

第二天，我和刘玉兰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办事员是个老大姐，认识我们俩，看我们的眼神那个复杂，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还是把证给我们盖了章。出了民政局的门，刘玉兰把结婚证收好，说：“走吧，回家。”

我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一路上，感觉整个县城的人都在看我们。有人指指点点，有人窃窃私语，也有人冲我们竖大拇指：“好样的！就该这样！”我低着头，刘玉兰却昂着头，走得理直气壮。

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快。下午，陈大伟就找上门来了。他站在院子门口，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吼：“李建国你什么意思？你娶我媳妇？”

我靠在门框上，学着他那天跪在我面前的样子，慢悠悠地说：“哥，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喝多了。”

他的脸更红了，像要滴出血来。刘玉兰从屋里走出来，端着碗水，递给陈大伟：“大伟，喝口水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跟我过，还是跟秀兰过，都行。”

陈大伟愣了一下，看看刘玉兰，又看看我，突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哭得像个孩子，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看着他，心里没有预想中的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恶心。

秀兰也来了，远远地站在巷子口，穿着一件红衣服，显得很刺眼。她看见我，张了张嘴，我转身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刘玉兰搭伙过起了日子。说是搭伙，其实就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她住东屋，我住西屋，吃饭在一张桌子上，但各睡各的。一开始很不习惯，两个人坐在饭桌上，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有时候抬头，目光撞在一起，又赶紧分开。

刘玉兰做饭的手艺比秀兰好，是真的。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她还会腌咸菜，萝卜条、雪里红，一坛一坛的，够吃一冬天。我下班回家，她总是把饭做好了，热在锅里。我洗衣服，她抢过去洗，说男人洗不干净。我修自行车，她给我递扳手，递螺丝，配合得恰到好处。

慢慢地，我发现刘玉兰这个人，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她不爱说话，但心细。我冬天老咳嗽，她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个偏方，用梨和冰糖蒸了给我吃，吃了一个冬天，咳嗽好了。我加班回来晚了，她就在门口留一盏灯，自己在屋里等我，听见我的脚步声，也不出来，只是把灯灭了，表示她睡了。

有一天晚上，我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浑身打摆子。她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跑。我一个大男人，她背不动，就半背半拖，一路跌跌撞撞。到了医院，她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医生给我打了针，烧退了，她坐在床边，一直守到天亮。我醒过来，看见她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汗渍和泪痕。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改变。

三个月后，有一天晚饭，刘玉兰突然说：“建国，你要是觉得委屈，咱们可以离婚。”

我愣了一下：“怎么突然说这个？”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秀兰。”她低着头，用筷子拨弄碗里的饭，“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她跟大伟走了，我跟她没关系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咱们俩。”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总不能这么过一辈子吧？假的，终究是假的。”

我没说话。她也没再追问，站起来收拾碗筷。我拉住她的手，她愣了一下，没挣开。

“玉兰，”我说，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哑，“要不，咱俩试试真的？”

她看着我，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她使劲点头，擦着眼泪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站起来，把她搂在怀里。她身上有洗衣粉的味道，还有葱花味，挺好闻的。

那天晚上，我搬到了东屋。

后来，陈大伟和秀兰到底还是去了市里。听说他们过得并不好，陈大伟的采购员干不下去了，秀兰在饭店打工，两个人天天吵架。偶尔有人从市里回来，会跟我讲他们的消息，我听了，心里没什么感觉，既不恨，也不痛快，就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

我跟刘玉兰一直过到今天。她给我生了个儿子，现在都四十了，在省城买了房子，娶了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玉兰退休后，整天忙着带孙子，我闲着没事，在院子里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平淡得很。

偶尔有人问起当年的事，我都摆摆手，说记不清了。是真的记不清了，还是不想记清，我分不清，也不想去分。反正都过去了，日子是自己的，过好当下比啥都强。

只是有时候，深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那个秋天的傍晚，想起刘玉兰站在门口，月光下亮得吓人的眼睛。她问我：“咱俩过吧，气死他们？”

那一刻，我如果说了不，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想了一会儿，我翻个身，看旁边玉兰睡得正香，一只胳膊搭在我身上，嘴里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我笑了笑，闭上眼睛，也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