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宿松古十景之一的“秀河烟柳”，是秀河（又称秀水河）的旧日风貌。古代秀河经人工改道，使水系串联起文庙、文昌阁与奎星阁，实现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的和谐交融。明末古文家章世纯作《秀河记》，以亲身见闻，记录秀河烟柳如画风光，留存了古代县域山水与人文环境共建的治理经验。
章世纯，字大力，江西临川人，是明末江南一带颇具声望的学者，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并称为“临川四大才子”。章世纯与宿松深度结缘，始于其父章伯玉的讲学活动。万历初年，章伯玉赴宿松开设学馆，年少的章世纯随父亲侨居宿松，在此扎根二十余年。居留期间，他得到宿松乡贤的礼遇，诸多学子纷纷拜入其门下求学。章世纯“日则谈经，夜则观象”，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开馆授徒。章世纯父子长期的讲学经历，深刻改变了宿松本土文风，当地士子的制艺文章不再拘泥于辞藻雕琢，转而侧重义理阐释，形成重理解、重思辨的风气。也正是这段扎根宿松的经历，让章世纯见证了秀河几次疏浚前后县域学风的起落，真切体察到水系环境对文教风气的滋养，为他提炼出“河资学宫，胚胎文秀”的论断打下了基础。
通读《秀河记》，文章由景入理，层层递进，始终将自然山水与县域文脉融汇在一起。
宿松西南大河源自陈汉大山深处，蜿蜒百余里汇入龙湖，两岸桃柳成行，舟筏往来络绎，风光卓绝。可在章世纯看来，真正配得上“秀河”之名的，并非这条水势宽阔的自然大河，而是一条窄小的人工河道：“引东黎协桥之水，穿坂南折，绕玉皇、文昌诸阁，转入郭东，内注奎星阁，横过泮前者也。”这条人工河环绕县城文庙学宫，穿行于一众文教建筑之间，实现了自然与人文的交汇。
章世纯记述：“西南之水东注，而此独西流。东注漂而外去，西流引而内来，荡涤邪秽，濯耀文澜，故曰秀也。”在古代传统风水观念里，东流之水会裹挟文气向外消散，唯有向西回流方能聚拢灵气、滋养文脉。抛开此中的玄学说辞，不难发现，河道与学宫相依的空间布局，才是这条古河“文秀”特质的真正来源。章世纯登高远眺，写下“登阁遐瞩，水光树色，映澈天际，飘飘有凌云想”，滨河清幽的风光足以让人摒除杂念，生出潜心治学的高远志向。
在如画景致间，章世纯与友人留下了临水雅集的踪迹。“余与田子孙若、黄子瑞白、金子参两挽舟扳筱，溯回河浒，搴芳杜，濯皓手，沉朱樱，涤翠釜，放山阴之夕耀，拟南皮之游叟。”一行人效仿山阴兰亭雅集、南皮宴游的文人旧事，泛舟河上，采摘香草，临水宴饮。待到夕阳西沉，皓月升空之后，众人摇船向南停靠，经过荒台返回河道西侧，泊舟于桥下。登桥凭栏远望，耳闻山寺钟声悠远，眼见楼台灯火明灭，楼阁疏影横斜在浅滩之上，沙塘陂在荷塘边若隐若现，满城的秀色与清辉仿佛尽数汇聚在这条小河之中。这段夜游纪事，表明了山水对士人精神世界的滋养。对古代读书人而言，秀河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安放情志、切磋学问的文化家园。章世纯还郑重记录了秀河的营建史实。秀河最初由正统年间知县谢骥主持开凿，弘治年间知县施溥主持疏浚，万历初年知县万汝观再度修治。几番疏浚治理之后，宿松“人文蔚起，于学最有益”。当地百姓感念几位官吏的功绩，如同世人见河洛之水而追念大禹治水的恩德。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秀河记》里的“兴水兴文”理念，客观揭示了环境育人、文化与生态共生的深层逻辑，其朴素的治理智慧在当代仍有文化和生态价值。
水利工程可延伸为普惠性的公共文化空间。秀河从兼具灌溉功能的沟渠，升级为环绕学宫的滨水景观带，本质是基础设施功能的拓展与延伸。古代文庙周边缺少公共游赏场地，经河道改造后，沿河堤岸、亭阁、沙洲连缀成连片的开放空间，士子可漫步河畔、登临高阁，在山水间交流学问、吟咏诗文。这种户外文化场所，让文教场景从封闭的学堂延伸到了开阔的自然天地。优良生态能够潜移默化地涵养学风。“荡涤邪秽，濯耀文澜”的表述，道出了环境对人心的净化作用。
明代几位宿松知县从未将治水与兴学割裂对待。谢骥改河道以亲近学宫，施溥疏浚河道之余广植垂柳，万汝观复浚河道以稳固文教根基。他们打破了基建归水利、文教归学署的壁垒，将民生工程与文化建设统筹推进，实现了治水与兴文的双向协同。
三百余载光阴流转，山河几经变迁，秀河烟柳始终是宿松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秀河记》也超越了一篇普通山水游记，成为古代县域治理智慧的生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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