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想用他11岁幼子逼降！他绝食八日殉国，用生命诠释民族脊梁

1941年9月14日凌晨，江苏句容的日伪宪兵队牢房里，死寂得让人发慌。空气里除了伤口腐烂的腥臭味，还弥漫着一股绝望与坚定交织的气息。

牢房阴暗潮湿，巫恒通躺在薄草席上，双眼深陷，嘴唇干裂。他已经整整八天没有进食了。在日伪军眼中，这个新四军的高级干部不仅是个“硬骨头”，更是个不要命的“疯子”。

巫恒通

在这八天里，敌人变换了无数种手段，包括鲜美的饭菜、高官厚禄的许诺、昔日同僚的游说，甚至将他年仅十一岁的幼子推到他面前。然而，巫恒通用沉默，用决绝，用最后仅存的一丝气力，把敌人的所有阴谋都粉碎在了这间阴暗的囚室里。

这位曾执教鞭、掌教育，后扛枪杆、打鬼子，最终将生命定格在三十八岁的硬汉，就这样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了中国人的气节。

若要追溯他这种近乎刻入骨髓的倔强，还得从他出生那天讲起。

1903年，巫恒通出生在江苏句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那个人吃人的旧社会，底层的农民不仅要被地主盘剥，还要受官府的无理敲诈。巫恒通自幼聪慧，却因家境赤贫，只能跟着兄长巫全仁在田里摸爬滚打。

家中一次因屋基与邻里发生纠纷，父亲告到了官府，结果非但没能讨回公道，反而遭到土豪劣绅和刀笔吏的双重勒索。老父亲倾家荡产，到头来却是有理无处诉，有冤无法伸。

这件事像钉子一样，深深扎进了年幼巫恒通的心底。父母痛下决心，哪怕砸锅卖铁，也要让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读书。

巫恒通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私塾到小学，再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他一路上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备受师长青睐。

师范求学时期，正是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滚滚而来。巫恒通那颗渴望改变命运、改变国家积弱局面的心，在时代的感召下开始苏醒。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帝浪潮席卷全国，无锡城里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巫恒通没有躲在教室里死读书，他高举标语，奔赴街头巷尾，登台演讲，振臂高呼。他第一次感受到，个人的力量可以汇入民族的洪流。

五卅运动

毕业后，他怀揣“教育救国”的梦想，踏上了三尺讲台，先后在无锡、南通、句容等地任教。因为才华出众、为人正直，他很快被提拔为句容县督学、泰兴县教育局局长。那时的巫恒通，被苏南教育界公认为德才兼备的干才。

然而，枪炮声打破了宁静的校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踏遍华东大地。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军溃败，就连巫恒通任职的泰兴县县长，在日寇尚未兵临城下之时，便已惊慌失措，带着家眷弃城而逃。

巫恒通站在凄惶的县城，看着昔日威风八面的国民政府官员只顾逃亡，看着街头被战火驱赶的流民，内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角。他扪心自问：教育，真的能救国吗？给孩子们讲再多的爱国故事，倘若无人拿起枪杆抵御外辱，那这一方土地终究会沦为异族之地。

他不再彷徨，下定了决心：弃教从戎，用枪杆子救国！

他迅速联络了县警察局长张恨愚，集中了二百多人枪，准备奔赴洪泽湖打游击。但在转移途中，他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泰兴县长单成义的陷害和逮捕。蒙冤入狱，让巫恒通彻底看透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颟顸。获释后，他毫不停歇，直奔丹阳，投奔老同学管文蔚。

管文蔚的部队，当时已由新四军收编，称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正是这次奔赴，让他见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那个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

那是1938年底，岁末寒冬。

在一个荒村的寒夜里，一灯如豆，陈毅与管文蔚、巫恒通促膝长谈。屋外是凛冽的北风，屋内却是热烈的抗战话题。陈毅胸襟开阔，谈吐不凡，给巫恒通详细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指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路线。

陈毅

那一夜，巫恒通彻底折服。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找到了报国的正途。陈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们句容出人才，你回去就把抗日武装拉起来，有困难新四军全力支持。”

巫恒通重返句容家乡，犹如一把火种落到了干柴上。

他立刻召集胞兄巫全仁，联络亲友，在1939年3月，正式拉起了一支拥有二十多人枪的队伍：“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陈毅说到做到，不仅派了得力干部曾绍墟来当参谋长，还亲率部队替他撑腰。

凭借巫恒通在苏南教育界的人脉和威望，以及他那种“宁折不弯”的干练作风，他很快就收编了周围几支杂牌武装。队伍迅速壮大，扩编到五个大队。

1939年夏天，对于巫恒通来说是人生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他在战火的洗礼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着党旗，这位曾立志“教育救国”的旧知识分子，终于完成了灵魂的升华。他感慨地说：

“书生从军，要努力学会带兵打仗。我早年梦想教育救国，逐步改良，但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使我完全失望。我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如今我找到了共产党，要重新开始生活，弥补过去虚度之年华。”

这番话，没有半点矫饰，全是肺腑之言。

当年11月，这支队伍被正式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成为新三团，巫恒通任团长。从此，茅山抗日根据地多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新四军

巫恒通是个读书人出身，但他打仗不仅不怕死，还极有策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读书人的细腻用在了带兵爱民上。

新三团里，都流传着“团长让马”的故事。

他配备了一匹战马，但自己几乎从不骑，行军途中只要发现有战士生病掉队，他便不容分说地把战马牵过去，让病号骑上。

有一次，部队行军抄近路，无意中踩坏了几株老百姓的庄稼，巫恒通发现后，当场下达命令：

“部队停止前进。”

他站在田埂上，对全团进行了严肃的纪律教育，反复强调“爱国必先爱民”的道理。

还有一回，部队驻扎在句容何庄，他无意间走进一户贫苦老大娘家，看到老人家无儿无女，冬天盖着一条破烂不堪的旧棉被，巫恒通鼻子一酸，二话不说，就把自己行军床上的黄色军毯送给了老人御寒。

新三团能在茅山扎根，靠的就是这种军民鱼水情。

然而，斗争是残酷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配合日寇疯狂围剿新四军。茅山根据地遭遇前所未有的磨难。日伪军反复“扫荡”，新三团孤军奋战，战事极为险恶。

巫恒通出生入死，身先士卒，但这期间，噩耗接踵而至。他的弟弟巫恒达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兄嫂也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那一年，他的家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可这远没有结束。狠毒的敌人知道巫恒通爱子情深，竟将他年仅十一岁的幼子巫健柏抓进了句容城里作人质。消息传来，新三团的将士们都替团长攥着一把汗。

谁知巫恒通听完这个消息，沉默良久，却昂然挺胸，对着众人慷慨陈词：

“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有的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职。”

这番话字字千钧，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这年春天，江南新四军改编，巫恒通被调到地方，担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他明知茅山地区的环境已极其恶劣，敌伪日夜包抄，随时可能丢命，但他依然无所畏惧地潜回茅山，一边恢复根据地，一边开展民主政权活动。他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

今日江苏句容

但厄运终究还是降临了。

1941年9月6日，巫恒通带着县机关的少数随行人员，在句容二区中心乡大坝上驻扎。因为一名通信员被敌人抓获后叛变，供出了他的行踪。日伪军如狼似虎般包围了驻地。巫恒通在指挥突围时，不幸被日军开枪击中，受伤被俘。

抓到新四军的高级干部，日寇宪兵队如获至宝。他们知道巫恒通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过，只要把他劝降，对新四军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起初，敌人在牢房里摆下丰盛的宴席，企图用美食和美色软化他。巫恒通看也不看，扭头去面向墙角。敌人开始威胁他，要让他担任汪伪政府的“清乡”专员。

巫恒通猛然回头，厉声斥骂：

“你们这些无人性的野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今天到此只有一死以赴之，我生得光荣，死得光荣，想让我卖国求荣那是妄想！”

敌人黔驴技穷，派出了伪句容县长陈希周。陈希周刚踏进牢房，巫恒通躺在地上，一听见脚步声，凭着声音认出是谁，立刻将身体转过去面朝墙壁。

陈希周还在自报家门：

“我是陈希周呀！”

巫恒通猛然怒目而视，用尽全身力气回怼：

“不，你不是陈希周！陈希周是中国人，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我不认得你这个民族败类，你赶快滚开！”

陈希周被骂得面红耳赤，灰溜溜地滚出了牢房。

大汉奸周佛海在南京听说后，也派人来劝说。周佛海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算是巫恒通名义上的“老上司”。他以为凭这层关系，巫恒通会就范。结果巫恒通依旧是嗤之以鼻，连送来的东西都一并摔在地上。

周佛海

敌人彻底绝望了，他们决定用最后一张牌：被关押在城里的幼子巫健柏。

当儿子被带到牢房，看到遍体鳞伤、面容清瘦的父亲时，年仅十一岁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抱着铁栅栏喊爸爸。

巫恒通看到儿子的那一刻，眼神终于有了波澜。他强撑着扎挣坐起，凭窗举目，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见到儿子了。他收起悲痛，手抚幼子，平静而严肃地嘱咐道：

“你要记住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记住你爸爸是怎样宁死不屈的。如今你哥哥在苏北抗日，是死是活还不知道。你要继承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

看到这一幕，敌人绝望了。

1941年9月14日凌晨，巫恒通在绝食八天以后，壮烈殉国，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