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文/刘棠希
直隶（今河北北京一带）民妇杨氏的人生大为不幸。
她早年嫁给丈夫李文贤，也不知是男方还是自己的问题，二人婚后一直无子。既生不出来，夫妻俩只好领养了一个孩子，取名李柱儿。
因为无出，婆婆李何氏一直不喜欢杨氏，平日里对她颐指气使，根本没把她当自家人。
杨氏一直在隐忍。
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杨氏的隐忍给自己换来无妄之灾。
这年七月初二，丈夫李文贤有事去了趟母舅家，一连多日未回。婆媳俩带着李柱儿在家过活。
一连五六天，家里平安无事。奈何婆婆实在不是省油的灯，七月初八日晚，双方爆发矛盾。
这天晚上，李何氏感觉口中干渴，就让养孙李柱儿取水来喝。李柱儿不敢违拗祖母意思，赶紧从命。
水取来了，李何氏尝了一口，不愿再喝——当时正值酷暑，她嫌水温，不解渴。于是，又让儿媳妇杨氏去舀点凉水来。
杨氏也不敢不从，口头答应了。但她不知出于何因，耽误了一会，没有立刻取来。
婆婆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她“气愤嚷骂”，把媳妇骂得狗血淋头。
杨氏“未敢言语”，毕竟是婆婆，自己做媳妇儿的哪里敢说半句不是。李何氏那口水也不知喝上没有。
当晚，双方各自憋着一口气，上床就寝。
这事儿太不起眼了，婆婆骂自己，自己又没还嘴，杨氏怎会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人命大案。
当天晚上，婆婆李何氏气愤不过，不知道这老太太搭错了哪根筋，竟然服毒自尽。
孙子李柱儿最早发现奶奶身死，他赶紧唤来养母。杨氏一个女人家，见到口角流涎的婆婆吓破了胆，也不敢对外声张，竟然自己做主将婆婆未用完的毒药藏弃，还用棉花将婆婆口角的白沫擦去。
做完这些，杨氏命李柱儿喊丈夫回家，对外不说婆婆服毒自尽，只说患了痰火病，夜发急症身死。
李文贤跟舅舅何三听闻消息当即赶回家中。
舅舅何三并未起疑，人已经死了，入土为安要紧，就忙前忙后给姐姐张罗后事。
但是，丈夫李文贤却心生疑惑。
棺木封好之后，李文贤独自守灵，夜里越想越不对劲。母亲素日虽有小恙，却从未有过痰火发作之状，况且走得如此突然。他反复盘问杨氏，杨氏起初咬定是痰火，被逼得紧了，终于支撑不住，将实情和盘托出。
李文贤大惊，次日即赴县衙报案。知县闻听是人命重案，不敢怠慢，亲往验尸，确有中毒征象。
随即审讯杨氏，杨氏低头认罪，将初八日不肯取水、何氏气忿自尽、自己擦口灭迹等情一一供认不讳。又问李柱儿，所言与杨氏无二。
知县按律拟判，认为杨氏不遵长辈之命，以致婆婆抱忿轻生，照“子孙违犯教令，致父母自尽”之例，拟绞监候。
李文贤虽非凶手，但身为儿子，未能察觉预防，拟枷号杖责。
也就是说，婆婆自杀，媳妇儿也要偿命。
对杨氏来说，这可不就是无妄之灾。婆婆向来凶恶，忍气吞声伺候多年，如今就因为没及时给婆婆取水，导致她怀恨自尽，自己竟被官府判处死刑。
今天看来，官府的判罚匪夷所思。婆婆李何氏系自己愤愤不平而自杀，杨氏没有打骂，更无逼迫，怎么就要偿命？
但在当时，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儒家以孝治天下，晚辈不肖导致父母自尽，等同于亲手杀人，处以死刑合乎律法。
不出意外，杨氏要给婆婆垫背。
本案系人命大案，照例要上呈刑部复核，直隶总督梁肯堂将本案案情及判决结果具题上报刑部。
刑部查阅案卷之后给出意见，结果对杨氏更为不利。
刑部认为，此案关键在于杨氏有没有取水给婆婆喝。
若她取了水给婆婆，只是因为婆婆还是嫌弃水不够凉，夜晚怀恨自尽，那杨氏便属于无心违犯，拟绞候还说得过去，不算轻纵；
但若杨氏并无任何原因，只是纯粹不愿伺候婆婆，故意不取水且径自去睡，那便是置姑（婆婆）命于不顾，属于有心触忤，应按“触忤干犯致父母忿激自尽”之例，拟斩立决。
刑部遂将此案发回直隶，令衙门查问杨氏“何以不往取水”，是不是家里没有更凉的水？抑或杨氏本身也有病，不能去别的地方取水？再根据实情决定要不要改判。
也就是说，不管杨氏有什么理由，最后等待她的最低都得是绞刑，运气不好还会摊上斩立决！
本文资料来源：《刑事判例》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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