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曼施坦因麾下炮兵上将持98k为6万德军殿后，换来生路

引言

1944年2月17日夜，乌克兰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地区，德军被困部队趁着雪夜向西突围。冰冷的第聂伯河支流、泥泞的田野和苏军交叉火力，把这场撤退变成了近乎绝望的逃亡。

许多年后，一则颇具戏剧性的说法流传开来：曼施坦因麾下一名炮兵上将，手持98k步枪亲自为约6万德军殿后，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一条生路。

故事很有冲击力，但其中的人物身份并不准确。那位战死在突围行动中的高级将领，并不是炮兵上将，而是德国陆军步兵上将威廉·施特默尔曼。他究竟守住了什么，又有多少人真正逃出了包围圈？

01

一支被切断退路的军队

1943年年底，德军在东线的形势已经明显恶化。库尔斯克会战之后，苏军连续发动进攻，乌克兰大片地区相继易手。德军虽然仍保有较强的装甲和炮兵力量，却越来越难以依靠机动作战填补战线上的巨大缺口。

1944年1月，苏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和第二乌克兰方面军在科尔孙附近展开行动。两支部队从南北两面推进，目标不是单纯夺取一座城市，而是切断德军第八集团军与其他部队之间的联系。

科尔孙地区的德军主要包括第十一军和第四十二军所属部队，编成中有多个步兵师、装甲部队以及后勤和炮兵单位。由于前线指挥混乱、撤退命令迟缓，大量部队来不及后撤，逐渐被压缩在一个狭长区域内。

德军最初并没有把这个包围圈看成斯大林格勒式的灾难。当地指挥官认为，外围援军很快会抵达，包围圈仍有可能被从外部打开。

问题在于，苏军的推进速度比德军预想得更快。

1月下旬，德军包围圈内部约有数万兵力。不同资料对人数统计并不一致，德国方面通常估计约5万至6万人，苏军战后公布的数字则更高。人数差异，来自统计口径不同，也与后勤人员、伤员和临时编入战斗单位的人员是否计算在内有关。

但有一点相当明确：这不是一支完整的野战军，而是一支被切断补给、缺少燃料、缺少冬装，并且被迫在泥雪中作战的混合部队。

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希望从外部实施救援。可是，能够投入的装甲力量有限，苏军已经在包围圈外围构筑了纵深防御。德军装甲部队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代价。

有意思的是，包围圈内部的德军并非完全没有机会。2月初，外部救援部队曾一度推进到距离突围部队较近的位置。可是，双方之间仍隔着苏军炮兵阵地、反坦克火力和河流地带，所谓“只差最后几公里”，放在战场上，往往就是无法跨越的距离。

02

真正负责突围的人

包围圈内部的最高指挥官，是第十一军军长威廉·施特默尔曼。他出生于188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在德军中服役，后来长期担任参谋和部队指挥职务。1943年10月，他出任第十一军军长，军衔为步兵上将。

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关键细节。

施特默尔曼不是炮兵上将，也没有可靠史料证明他在突围时以“手持98k步枪”的姿态率领6万部队作战。98k步枪确实是德军广泛装备的制式步枪，但一名军长是否在某一时刻拿起步枪，更接近战地传闻，而不是能够独立确认的核心史实。

施特默尔曼真正承担的任务，远比一个传奇动作更沉重：他必须决定什么时候放弃阵地，什么时候集中力量突围，还要把大批伤员、炮兵和车辆纳入撤退计划。

2月中旬，德军高层终于承认，外部救援无法迅速打通道路，包围圈内部必须主动突围。命令传到施特默尔曼手中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很少。

据德军战后回忆，军部内部曾反复讨论两个问题：伤员怎么办，重武器怎么办。

舍弃伤员，意味着把无法行走的人交给苏军；带上伤员，则会严重拖慢行军速度。至于火炮和车辆，留下它们可以换取更快的机动，但也等于放弃部队最后的火力支撑。

施特默尔曼没有选择把所有人都简单地留在原地。许多伤员被安排在临时阵地或村庄中，并留下少量医护人员照料。这个决定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却说明德军突围并非一场整齐有序的撤离，而是战斗部队、伤员、后勤人员和零散车辆混杂在一起的仓促行动。

2月16日，德军开始集中兵力。部队计划向西南方向突击，试图与外部的装甲部队接触。选择夜间行动，是为了降低苏军炮兵和航空兵的优势。

夜色带来掩护，也带来混乱。

不同部队之间难以保持联系，很多士兵并不清楚前方究竟有没有友军。有人跟随坦克，有人沿着结冰的河谷前进，也有人在黑暗中误入苏军阵地。指挥系统一旦被打散，军衔和命令的作用就会迅速下降，能不能找到一条可通行的道路，反而成了决定生死的因素。

03

雪地上的突围与代价

2月17日夜，突围行动进入最激烈阶段。德军先头部队和部分装甲力量向西南方向冲击，苏军则利用炮火、机枪和坦克封锁道路。

科尔孙地区当时正处于冬季融雪前后，地面并不是坚硬平坦的冰原，而是积雪、冻土和泥泞交织。车辆在道路上还能勉强前进，一旦离开道路，重装备很容易陷入泥地。

不少德军士兵后来回忆，真正让部队崩溃的并不只是苏军火力，还有极端的疲劳。连续数日缺少睡眠，食物不足，弹药有限，许多人已经无法保持队形。

战斗中，德国士兵常把“前面有友军”当成支撑继续前进的理由。可是，当他们接近预定接触地点时，才发现外部装甲部队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通道。

这并不意味着救援完全没有作用。外部攻击牵制了一部分苏军，也使某些区域的防守出现松动。正因为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军成功穿出包围圈。

但“成功突围”不等于完整撤出。

大批重伤员无法行动，许多炮兵失去火炮，车辆和马匹散落在道路两侧。有人在冰冷河水中渡河，有人抓住坦克或卡车向前挤，有人穿过开阔地时被苏军机枪击倒。

德国方面战后常称约3万人突围成功，苏军资料则对德军伤亡和被俘人数给出不同统计。按照较为谨慎的说法，能够抵达德军控制区的人员大约在2万至3万人之间，另有大量人员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

这场突围并没有“换回”全部6万人的安全。

更准确的说法是，施特默尔曼和包围圈内的指挥系统，用一次高风险的集中突击，避免了整支部队像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那样全部被困在原地。代价仍然极其惨重。

2月18日凌晨，施特默尔曼在突围过程中死亡。关于他的具体死因，德军回忆材料存在细节差异，有资料认为他是在前往后卫部队途中遭到炮火袭击，也有记载称他在接近前线时被击中。

可以确认的是，他没有像传闻中那样带着一支完整部队从容撤走，而是在突围最混乱、最危险的阶段失去生命。

他留下的最后指挥任务，不是“亲自拿枪守住所有人”，而是尽可能让被包围的部队保持方向，避免突围变成各自逃散。

04

曼施坦因的判断，为何没有改变结局

曼施坦因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部救援和撤退决策上。他知道包围圈内部已经难以长期维持，也清楚苏军的装甲和炮兵力量正在不断增加。

德国指挥部最初仍希望通过救援实现“内外夹击”。这种设想在地图上并不复杂：包围圈内部向外突击，外围装甲部队向内推进，双方在某个地点会合。

战场却不是地图。

外围装甲部队要突破苏军防线，必须连续夺取村庄、道路和桥梁。苏军不会停在原地等待，随时可以调动预备队堵住突破口。更麻烦的是，德军装甲部队自身也缺少燃料和替换车辆，坦克数量不断下降。

曼施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强调，及时突围可以挽救更多人。这一判断有其军事依据。包围圈越缩越小，空投补给无法满足需要，野战机场又难以长期维持，继续等待只会让部队失去最后的机动能力。

但这也暴露出德军东线指挥体系的矛盾。

一方面，前线将领知道局势恶化，要求尽早后撤；另一方面，德国最高统帅部仍希望通过坚守来维持政治和军事上的“堡垒”。在这种压力下，撤退命令常常来得太晚，等到允许突围时，最有利的窗口已经消失。

科尔孙突围不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也不能简单归入失败。对德军而言，它避免了数万部队被原地歼灭；对苏军而言，包围圈被突破，未能实现全歼目标，却夺取了大片地区并重创德军有生力量。

施特默尔曼的死亡，也不应被包装成单一的英雄传奇。他确实承担了高级指挥官的责任，但突围能够出现缺口，依靠的是许多部队在道路、村庄和河谷中的连续作战。炮兵压制、装甲掩护、步兵冲击、工兵架桥以及后勤人员维持车辆运行，缺少任何一环，结果都可能完全不同。

至于“手持98k步枪为6万德军殿后”的说法，更像是把几段真实历史拼接在了一起：真实的包围、真实的突围、真实战死的将领，再加上一个便于传播的武器细节，最终形成了一个比史料更具画面感的故事。

在德国军队的传统叙事中，高级军官亲临前线、拿起步枪、带领士兵死战，往往能够强化“军人责任”的形象。可是，历史研究不能只看形象，还要看军衔、职务、时间和战果是否彼此对应。

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留下的核心事实很清楚：1944年1月至2月，苏军完成了对德军的深度包围；2月中旬，德军在外部救援有限的情况下实施突围；2月18日，步兵上将威廉·施特默尔曼在突围行动中死亡；约有数万名德军人员抵达西侧，但更多人被击毙、负伤、失踪或俘虏。

这条“生路”，从来不是一条完整而安全的道路。

参考文献：

《曼施坦因元帅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史》

《德国陆军在东线的作战记录》

《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研究》

《威廉·施特默尔曼与第十一军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