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24年前，法国选民走向投票站，为的是阻止让-马里·勒庞成为共和国总统。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第二轮中，雅克·希拉克以压倒性的82.21%得票率击败了勒庞的17.79%。当时，勒庞进入第二轮被视作一场政治紧急状态，几乎需要全国总动员来应对。
三年后，在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仅获1.6%的选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与社会民主党合计掌握了近70%的德国选票，这类边缘政党距离对联邦政府产生实质影响还相去甚远。
到了2026年夏天，那样的欧洲只存在于政治记忆中。根据法国民调机构Ifop于7月进行的调查，玛丽娜·勒庞在2027年总统选举首轮的支持率达到36%。在德国，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选举中获得20.8%的选票，到2026年夏天民调支持率最高已达27%，足以位居第一。
在意大利，焦尔吉娅·梅洛尼已经实现了勒庞和德国选择党仍在努力争取的目标：右翼赢得了政权，保住了政权，并在下一次重要选举中进一步扩大了支持。最简单的解释是，欧洲变得更激进了。但这也是最肤浅的解释。
2005年的欧洲。本世纪初，欧洲的政治秩序建立在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之间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它们在税收、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和欧洲一体化的推进速度上存在分歧，但基本判断一致：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大于代价，欧洲一体化扩大了繁荣与稳定的空间，移民问题是国家可以管理的事务，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被视为一种持久优势。
那也是欧洲选民最后一个还能相信的时期：即便建制政党在具体政策上可能出错，但整个制度本身大体上仍然有效。然而，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信念开始瓦解。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制度出错时，代价由谁承担？银行用公共资金获救，政府推行财政紧缩，而工业地区则眼看着生产格局变化、就业安全感减弱。
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城市群体而言，开放、流动和一体化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和更多机会。但对许多欧洲中产和工薪阶层来说，这些变化越来越意味着工作不稳定、经济安全感下降，以及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他们正在为几乎无法控制的决策后果买单。
2015年改变了政治算术。移民危机并没有创造欧洲右翼。右翼在危机到来前就已拥有稳定的支持基础。玛丽娜·勒庞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获得17.90%的选票，两年后，国民阵线在法国欧洲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一。在德国，德国选择党成立仅数月后，就在2013年几乎进入联邦议院。
2015年，欧盟登记的首次申请庇护人数超过125万，是前一年的两倍多。到当年秋天，移民已成为欧洲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移民议题与边界、国家主权、社会融合、公共服务、安全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
右翼政党因此获得了一个机会，去证明它们多年来一直强调的观点：国家已经无法对边界实施足够控制，也无法有效掌控那些直接影响公民生活的决策。那场危机之后，它们的扩张明显加速。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同年，德国选择党首次进入联邦议院，成为德国第三大政治力量。
欧洲政治中间派多年来一直误读这种上升。新右翼政党的得票，常被解释为激进化、民粹主义、排外情绪或虚假信息传播的结果。这些现象都确实存在。
但仅凭这些，并不能解释为何这场政治转向持续多年、扩展到不同社会群体，并在领导人更替、丑闻和个别危机之后依然延续。选民开始用一个更简单的标准来评判政府：国家是否还能控制那些本应由它负责的事务？
作者：奥尔汉·德拉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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