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在北京捡垃圾，一个老人给了我一个四合院，让我给他养老。

78年我在北京捡垃圾，一个老人给了我一个四合院，让我给他养老

一九七八年冬天，北京冷得邪乎。

我从河北老家扒火车来的，兜里揣着七块钱和一张高中毕业证。那年我十九，在村里挨了三年批斗，爹说走吧，城里兴许能活。我就走了。

北京真大，大得让人心慌。前门楼子底下拉粪车的骡子都比我们村的驴高半头。我在火车站睡了三天，有个扫大街的大爷给我指了条路——永定门外有个垃圾场，那儿能捡着东西换钱。

我就去了。

那是个露天的垃圾堆放点，挨着护城河，冬天河面结着冰碴子，上面漂着白菜帮子。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有十几个人在那儿翻，我混在里面，学会了用钩子、认铁皮、分铜丝。捡一天能换个两三毛，够买两个窝头，咸菜都舍不得就。

就这么过了小半年。

记得是开春那天，四月初吧，柳树刚冒芽。我在垃圾堆里刨出一把断了腿的藤椅，正琢磨能不能修好换钱，就看见垃圾场最里面那棵枯槐树底下坐着个老头。

老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袖口磨出毛边了。他就那么坐着，腿边放了个布兜，眼睛望着护城河那边。

我这人嘴欠，隔着老远喊了一声：“大爷，您坐那儿干嘛呢？那底下有碎玻璃。”

老头转过头看我。他长得瘦，颧骨高，眼窝深，但眼睛挺亮。他冲我招招手：“小伙子，过来。”

我拎着那把破藤椅走过去。老头指了指旁边的石头：“坐。”

我就坐了，屁股底下那块石头还带着冰碴子。老头从布兜里掏出一个铝饭盒，打开，是俩白面馒头，还冒着热气。

我咽了口唾沫。那年月白面馒头是个稀罕物。

“吃。”老头递给我一个。

“大爷，我……”

“吃吧，我牙口不好，啃不动。”

我接过来就咬，馒头发得暄乎，麦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我吃得急，噎得直翻白眼，老头把另一个也推过来：“慢点，急什么。”

那天下午我就没再翻垃圾，坐在枯槐树底下跟老头唠了一下午。他说他姓沈，以前在北大教历史，五七年打成右派，老婆带着孩子跟他划清界限，后来老婆死了，孩子去了美国，再没回来。他现在一个人住在东四附近一个四合院里，拿点退休金，日子能将就。

“你怎么跑北京来捡垃圾？”他问我。

我说老家待不下去，成分不好，爹妈都挨过斗，想出来闯闯。

他沉默了半天，忽然说了句：“咱俩都是天涯沦落人。”

我当时不太明白这句话，就觉得这老头说话文绉绉的，像书上写的。

从那天起，我每天去垃圾场都能看见沈大爷。他有时候带馒头，有时候带包子，偶尔还带一碟咸菜。我不好意思白吃，就帮他把捡的那些废纸板捆好，送到收购站去。他那点退休金够花，捡垃圾就是打发时间。

就这么处了俩多月。天热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搬出了火车站，在垃圾场边上搭了个塑料棚子住。有天傍晚沈大爷跟我说：“别住这儿了，上我那儿去吧。”

“啊？”

“我那院子大，就我一个人，空着七八间屋子。你来了给我搭个伴，平时帮我买买菜、生个炉子就成。”

我犹豫了。那年月城乡隔着一道墙，农村人进北京城都得办暂住证，我这种黑户住到人家院子里，万一被查着……

“怕什么，”沈大爷摆摆手，“我这院子是私产，我说了算。谁敢来查，让他找我。”

我就去了。

那院子在东四四条，从大街上拐进一条窄胡同，走到头推开一扇朱漆剥落的木门，里面豁然开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子里有棵大枣树，树底下压着一口井。虽然到处都破败得很，窗户纸漏风，房梁上结着蜘蛛网，但那个敞亮劲儿，我一辈子忘不了。

沈大爷指了西厢房给我：“你住那间，有炕，自己收拾收拾。”

我住了下来。白天还去捡垃圾，晚上回来给沈大爷做饭、烧炕、劈柴。他教我认字，给我讲历史，讲他年轻时候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有时候讲着讲着就不说话了，盯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发呆。

一九八零年夏天，沈大爷病了一场。肺炎，烧到四十度，我背着他跑了两里地去协和挂急诊。大夫说再晚来半天人就没了。我在医院守了七天七夜，他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建国啊，你是个好人。”

我叫刘建国。这个名字是沈大爷给我起的，说建国好，朴实。

那年秋天，他把房本子拿出来，带我去办了过户手续。

“这院子给你了。”他在街道办事处摁手印的时候，手有点抖，“我这辈子没什么能报答你的，就剩这么个院子。你收着，以后我不在了，你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

“大爷，您别这么说……”

“听我把话说完。”他看了我一眼，“我把院子给你，有个条件——你得给我养老送终。不是说要你端屎端尿伺候我，就是……让我最后几年，身边有个人。”

我答应了。

那时候四合院不值钱。东四一套小院子，私对私过户，连税带手续费花了不到两百块。街坊邻居还议论，说老沈头疯了，把祖产给个捡破烂的外地人。沈大爷听了只是笑笑。

八三年我结了婚，媳妇是胡同口炸油条大姐介绍的，河北老乡，在服装厂当临时工。我们就在西厢房成的亲，沈大爷坐主桌，喝了两盅二锅头，脸通红。他偷偷塞给我媳妇一个红包，里面是五十块钱，还念叨：“委屈你了，也没个像样的婚礼。”

九零年我闺女出生的时候，沈大爷已经下不了炕了。肺癌晚期，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我媳妇白天上班，夜里我守着他，给他捶背、喂水、擦身子。有一回他迷迷糊糊抓住我的手：“建国……我那儿子，这辈子没音信了。你……你就是我儿子。”

他走的时候是九一年腊月二十八，大雪封门。那天夜里他忽然清醒过来，跟我说抽屉里有个信封，里面是他整理了一辈子的历史笔记，让我留着，“说不定哪天能出版”。

信封底下压着一张全家福，黑白的，上面年轻的他抱着个四五岁的男孩，旁边站个穿旗袍的女人。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六二，于未名湖。

我把照片翻过来，他已闭上眼睛。

送走沈大爷之后，我在院子里又住了十几年。枣树越长越粗，每年秋天打下来的枣子吃不完，街坊邻居都来摘。胡同里慢慢热闹起来，酒吧、咖啡馆一家接一家开，房价一年一个样。

二零零二年有人出三百万买这个院子，我没卖。二零一零年有人出一千两百万，我还是没卖。媳妇有时候念叨，说卖了咱们换个楼房住多好。我说不行，大爷给的，是情分，不是买卖。

如今我快七十了，闺女在国外读博士，跟当年沈大爷的儿子一样飞远了。我每天还在那个院子里住着，春天给枣树修枝，夏天在井边乘凉，秋天打枣分给邻居，冬天烧炕过冬。

前阵子街道办来人，说要给这院子挂牌“历史建筑”，问我知道不知道这院子的来历。我说知道，沈大爷讲过，这院子是他祖父留下的，光绪年间修的。

工作人员在本子上记完，又问：“那您现在住这儿，跟沈老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想了想，说：“他是我爹。”

那人愣了一下，看我一眼，没再问。

院子里那棵枣树今年结得特别好，满树的青红果子，风一吹哗啦啦响。我摘了一筐，拿报纸包好，骑电动车给几个老街坊送去。

路过东四那条胡同口，看见那儿新开了家房产中介，玻璃门上贴着广告：“四合院急售，三进三出，报价两亿。”

我瞅了一眼，把电动车拐进窄巷。

朱漆剥落的木门推开，吱呀一声，阳光把院子照得透亮。我把枣子搁在井台上，搬了把藤椅放在枣树底下，坐下来。

槐树没了，枯槐树早砍了。但我老觉得沈大爷还在，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坐在旁边跟我说：“小伙子，过来。”

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闭上眼睛，枣子落下来一颗，砸在藤椅扶手上，啪嗒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