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朱令铊毒案】第七篇：20年的申诉（下）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一、2023年12月22日之后

2023年12月22日，朱令去世。

女儿去世之后，吴承之和朱明新的申诉没有停止，在许多人看来，女儿已经不在了，申诉也就没有了意义.但是对两位老人来说，意义却更加明确：女儿走了，但当年的事情还没有答案，他们想要的不是可以照顾的人，而是可以交代的结果。

朱令去世的第一个春节，两位老人是在整理材料中度过的，家里的茶几上散落着三十年来的申诉材料，朱明新一张一张地翻看，吴承之在一旁标注，这个画面和他们照顾女儿那几年一模一样：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两个人、同样的材料，只是床上没有人了，他们在整理材料时偶尔抬头看看空床，然后再低头工作。

2023年底到2024年初，两位老人整理了新的材料，这一次他们采取了以往没有走过的道路，向最高检提出侦查监督申请。

朱令死后，公众的关注度达到三十年来最高点，社交媒体上悼念、追问、反思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两位老人申诉的行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他们本人对此的态度是平和的。据公开报道，他们认为申诉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做给自己和女儿看的。这与三十余年来的一贯做法相符：不因外界变化而改变，也不因外界冷落而停止。

二、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属于检C机关法定的职责。

根据刑讼法规定，检院对公A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侦查监督的内容有三类：应当立案不立案，在侦查中出现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情况，应当移送起诉而不移送，受害人家属认为侦查存在问题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

根据公开报道可知，朱令父母此次申请的核心内容有两点：请求对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请求督促公安机关继续侦查。

两个请求，分别对应着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前者是侦查的合法性，后者是侦查的持续性，前者要求审查过去，后者要求推动未来。

三、2024年4月15日

2024年4月15日，朱令父母给最高检提交了侦查监督申请。

这一天距离1995年4月28日确诊已经过去10565天，距离1998年8月25日结办已经过去9330天，距离2007年发现复函已经过去约6200天。精确的数字计算没有意义，但是数字的存在提醒人们：这家人等待的时间之长已经可以用万作为单位来计算了。

递交申请那天吴承之穿了一件干净整洁的外套。朱明新后来很少穿那件外套，只有在重要的日子里才穿。那一天是重要的一天，对别人来说只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而对两位老人来说，那是三十年的一个句读。句读之后是等待的下一段。等待下一段的是那份书面答复，答复之后等待并没有结束。等待成了家庭和案件关系的一种常态。常态就是没有终点的意思。但他们在常态里生活了三十年。三十一年常态本身就属于奇迹，坚持铸就的奇迹。坚持从来不需要理由，理由是给旁观者准备的。当事人只需要行动，行动是他们写给女儿的信。永远寄不出去的信，但是寄信的人不会停止写。

递交申请的具体方式，公开报道没有详细说明，可以确定的是申请材料已经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包括案件完整的时间线、历次官方回应复印件、女儿病情及治疗记录、家属诉求说明等，这份材料是三十年申诉材料的延续。吴承之家中的申诉材料已经堆满多箱，每一箱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每一页都做了编号，该套材料整理工作是从2007年发现复函后开始的，到现在还在进行。

递交的过程，公开报道没有详细描写，可以确定的是两位老人年事已高，吴承之当时已经八十有余，朱明新也已逾古稀之年，从1995年第一次走进职业病防治所，到2024年提交申请，将近三十年来一直从事同一件事。

申请递交之后，最高检启动了受理程序，检察机关接到侦查监督申请以后要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在受理之后开展相应的活动。

2024年5月1日，申请被受理。

四、5月1日

2024年5月1日，朱令的父母接到申请已受理的通知。

5月1日是劳动节，为公共假日，朱令的父母在假期里接到了受理通知，时间点巧合让两位老人一时恍惚，吴承之在采访中提到，五一那天他在整理材料的时候电话响了，对方自称是最高检的，通知说已经受理了。他挂断电话后坐了一段时间，然后对朱明新说：已受理。朱明新问：“真的？”他说是真的，那天阳光很好，两位老人坐在阳台上，一整天都没有说话。

受理，即检察机关认为申请具有审查价值，决定开始监督程序，这是朱令案家属申诉过程中，第一次得到检察机关正式受理。

受理的含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案件将被重新审理，受理只是程序的开始，检察机关需要对申请内容进行审查，需要调取相关材料，需要对侦查过程进行核查，最后形成审查结论，结论可以是支持申请，也可以是不支持。

但是对吴承之、朱明新来说，受理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他们的申请被看见了，他们的请求进入了正式的审查程序，三十年来，这是离官方回应最近的一次。

五、审查的开始

受理之后，检察机关开展审查工作。

审查的对象是1995年至1998年公A机关的侦查活动，审查的内容有立案是否及时、侦查措施是否合法、证据收集是否规范、结办是否符合程序、是否存在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违法情形。

审查的时间跨度有三十年，三十年前侦查活动所留下的证据、记录和人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办案人员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调离，当年的卷宗经过了档案管理多次的变化，其难易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从法律技术角度看，对三十年前的侦查活动进行合法性审查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证据保存状况、人员记忆状况、法律适用时代差异等都会影响到审查的结果。1990年代的侦查程序同今天的标准不同，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三十年前的行为，还是用当时的法律来衡量，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检察机关的审查，需要找到历史语境和现行标准之间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选择，直接决定着审查最终结论。

公开报道没有对审查的具体过程进行披露，外界能看到的是2024年5月1日受理，之后几个月无音讯，直到2024年11月书面答复。

六、等待

2024年5月到11月是朱令父母申诉的又一段等待。

这一段等待和1998年至2007年那一段不同，那一段等待的是一个模糊的未来，这段等待是明确的程序节点：检察机关审查结论。

吴承之在采访中说，他们不指望奇迹，只求一个正式的答复，这句话是三十年申诉生涯最简练的总结：由期望奇迹变成只求答复。

在等待的六个月里，两位老人的生活没有改变：早上看新闻、下午整理材料、晚上看法律书，新闻中偶尔出现其他案件的报道，他们看得非常仔细，仿佛在寻找某种参照，朱明新认为她看这些报道，是为了知道别人是怎样解决自己的案子的，看完后再回头看看自己，别人的案子已经解决了，但是他们的还没解决，对照所造成的失落感，他们从不对外说。

七、2024年11月11日

2024年11月11日，朱令的父母收到北京市检院的书面答复。

11月11日距离朱令的忌日还有41天，朱令出生于11月24日，去世于12月22日，11月11日正好位于她的生日与忌日之间，吴承之收到答复后就将日期记在台历上，他说道：女儿生日前十三天，得到最后的答复，时间上的巧合没有意义，但是当事人会在痛苦的时候寻找一切可以依附的标记，最简单找到的是日期。

该答复是对2024年4月15日提出的侦查监督申请，所做出的正式回应，答复的核心结论只有句话，即：经过审查未发现公A机关存在侦查违法情形。

这句话是朱令案官方记录中最新的，也是本系列写作时案件在司法程序中得到的最后一个结论，从1998年结办到2024年的答复，二十六年来官方对案件做出的每一次回应都是重复一个事情：侦查没有违法，案件不能继续。

二十六年过去，还有一件事情：这份答复的作出者，已经不是当初立案的办案人员，1995年的大部分民J已退休，参加三长会议的负责人已经调离了原岗位，2007年做出复函的工作人也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案件的接力棒传给下一个人，就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每代人都对同一卷宗做结论。结论的一致性，一方面说明案件证据情况不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后代办案人员认可前人的工作。

八、答复的内容

答复的内容，公开报道披露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审查结论，说明检察机关对1995年至1998年间的侦查活动进行了审查，没有发现违反法律的行为，这个结论是对侦查程序合法性的肯定。

第二个层次就是案件状态的说明，检察院当面答复时又做了补充：案件没有被撤销，"结办"不是刑讼法中的程序，实际上是无法侦破而挂案，现有的证据达不到将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

这两方面内容一起对家属申请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关于侦查违法：没有发现，关于继续侦查：证据达不到起诉标准，不能推进。

答复的送达方式，公开报道没有详细说明，可以确定吴承之、朱明新收到书面文本并当面进行了说明，在检察机关的信访处理中，面对面答复并不常见，它一般意味着答复方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交流，形式上的细节表明，检察机关对这份申请的重视程度比一般的信访事项要高。

九、答复与复函

将2024年答复与2007年的复函放在一起，可以发现官方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

2007年复函认定系人为投毒，证据已经灭失，案件没有侦破，案件在1998年8月25日结办。

2024年答复确认：未发现侦查违法情形，结办是由于不能侦破而挂案，证据达不到移送起诉的标准。

两份文件相隔17年，表述框架基本一致，官方对于每一个案件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对已有的结论的一种再次确定。

十、家属的回应

公开报道中，吴承之收到答复之后表示，这个结果在他的预料之中，三十年来，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意料之中的回复，正在调查、证据不足、不予公开、没有发现违法，每一次答复都不一样，又都相同。

意料之中，并不等于没有波动，朱明新在收到答复的当天把女儿的照片擦了一遍，后来她对媒体说，在擦照片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妈妈已经尽力了。这是她三十年申诉生涯的自我总结，尽力是给她自己以及女儿所能给予的唯一交代，至于结果，是否属于尽力范围之外？

朱明新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会继续反映情况，这句话和三十年前第一次报警时的心境一脉相承：知道结果不变，但不会停止。

“继续反映情况”的具体方式，2024年以后发生了改变。两位老人行动能力明显下降，吴承之听力减退、朱明新腿脚不便，对外提交材料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困难，开始更多的依靠邮寄、电话。材料仍然是自己整理的，信也是亲手写的，只是寄出频率减少了，频率变低并不意味着停止。只要还能写字、寄信，申诉就不会停止。这封信也许永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回答，但是寄信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答案不在回信里，在寄信里。寄信的人知道这点，回信的人也清楚这一点，双方都明白，信的内容并不是重要的。重点就是信还在寄，而寄信的人还在等，等待成了他们余生最熟练的动作，熟练到无需思考、也不需要勇气的程度，因为思考和勇气早在三十年前就被用尽了，剩下的就是习惯。而习惯是难以改变的东西。最不需要改变的。由于没有出现过要改变它的理由。

两位老人的年纪已经不允许他们像年轻时那样奔波，但申诉形式可以简化，申诉本身不会停止，坚持成为了他们与女儿最后的联系方式。

两位老人的年龄，就是这份答复背后最让人无法忽视的数字。1995年吴承之大概五十六岁左右，朱明新约五十岁左右正值壮年。2024年时吴承之在85岁上下、朱明新在79岁左右，三十年申诉伴随他们走完了余生，用三十年时间做一件事，就是为女儿要一个答案，虽然答案没有到来，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已经成为了这个案件公共记录中最长的一段文字。

十一、答复的意义

2024年的答复是朱令案司法程序的最新节点，也是本系列所能呈现的最后一个官方结论。

它确立了侦查程序的合法性，这就表示家属用法律途径改变案件状态的可能性在程序上已经穷尽，不是没有努力、没有渠道，而是渠道的尽头就是结论本身。

也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确认人为投毒，确认证据不足，确认程序合法，三个确认加在一起就指向一个没有出路的结果，法律程序能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法律程序不能做的事，没有人能够替它完成。

这个困境不是2024年才有的，它自1998年结办之日开始就存在，之后每次的回应也只是在确认它的存在。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份答复是家属经过法律程序获得的最后一份文件。它表明了通过侦查监督途径改变案件状态的可能性在程序上已经用尽。之后的任何申诉，都只能回到信访渠道，信访渠道的回应不会超过这份答复的范围，程序穷尽的状态与案件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该答复中一同呈现，这个定格是朱令案在2024年时全部情况的真实写照。

十二、三十年的回答

从1995年4月28日报案到2024年11月11日答复，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来，朱令案走过了报案、立案、侦查、讯问、结办、申诉、复议、监督申请、书面答复等一系列程序，每个环节都有记录，每一个环节都作出回应，没有一个环节会改变案件的结果。

这条路径的完整性同结局的空缺性构成朱令案特有的结构，即一切程序都已走完，而所有问题都没有答案。

2024年11月11日之后，朱令父母没有再公开新的申诉行动，这个答复，不一定是案件的终局，但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后一个句号。

本系列第七篇到这里结束，第八章，将用三十年的时间讲述，公众一次次想起这个案件，又一次次在回忆和遗忘之间徘徊。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本章涉及的时间线与事件经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朱令我们在一起"、北京市检察院2024年书面答复及公开媒体报道。侦查监督的法律依据为公开法律文本。读者可自行检索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