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话说乾隆爷刚坐上龙椅那会儿，手头正紧巴着呢——不是没钱，是没铜！老百姓买个馒头都找不开零，急得火上房。原本指望从日本进口铜料，没成想人家在康熙五十四年就掐了脖子，搞了个出口管制。到了乾隆四年，皇帝一拍大腿：得嘞，甭指望外人了，咱云南自个儿产铜顶上去！每年光往京城就得运四百万斤，加上各省采购，愣是超过一千二百万斤。可问题是，云南那地界儿，山连着山，沟套着沟，运铜全靠牛马人挑，全省牲口加一块儿都不够使唤，累死牲口累死人，铜还窝在山里出不去。更要命的是，矿区不产粮，米价飞涨，矿工饿着肚子哪有力气敲石头？这时候，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盯上了一条江——金沙江。
要是能把这条水路捣鼓通了，铜就能顺流而下，到四川转长江，一路漂到江南，再搭运河进京，这算盘打得噼啪响。可四川那边的官老爷不干了，川陕总督尹继善脖子一梗：江边全是蛮夷地盘，地形险得要命，修个锤子！其实心里的小九九谁不知道？怕抢了自家地盘上的税收油水呗。两边扯皮了整整五年，乾隆一开始也被“爹死娘病”的孝道大帽子压着，不好硬来。但到了乾隆五年，铜运的压力实在兜不住了，皇帝脸一沉，云南派立马撸袖子开干。
说来有趣，这顶梁柱的活儿，竟落到了一帮官场失意的人头上——革职的、待岗的、犯事等赎罪的。这些人搁哪儿都是边缘人，可搁金沙江边，那是如鱼得水！他们熟悉每一处险滩、每一块礁石，跟当地匠人同吃同住同流汗，日头底下跑断腿，夜里就蜷在水边打个盹。工钱口粮从不克扣，这在当时的河工史上，算是个小小的奇迹。
施工那叫一个玩命！旱季水落石出，工匠腰缠藤条，把自己悬在万丈绝壁上，抡锤打钎凿石头；遇上硬茬子，就砍柴烧石再泼水，热胀冷缩让它自己炸裂。有人还发明了“圆坝法”，筑坝拦水，把石头连根拔掉。就这么蚂蚁啃骨头，从乾隆五年到十年，整整五个春秋，疏凿了一百三十四处险滩，硬是在一千三百多里的悬崖峭壁上抠出了一条水路。
活儿一完，好处立竿见影。四川的米跟下饺子似的涌进来，米价直接砍掉一半还多，矿工碗里终于见了油星。运费也从每斤四厘多银子跌到一厘二，光乾隆十二年一年就运出四百三十万斤铜。更绝的是，原本汉夷隔绝的江边，因为商船往来，苗倮兄弟学会了汉话，换了汉物，服了汉制，比官府教化十几年还管用。张允随美滋滋上奏：只要善待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十四年，皇帝派人一查账，鼻子都气歪了——下游五百多里确实敞亮，可上游四十多处险滩，尤其是那蜈蚣岭十五处，船还是过不去，铜还得上岸人背马驮。总共花了十七万两银子，朝廷认了十九万多的账，可活儿干得半拉子。皇帝秋后算账：张允随降级，销了八个嘉奖，但官保住了；仨布政使革职，巡抚降两级，亏空的两万八大伙儿分摊，老张一个人扛了四成。这结局，搁清代算格外开恩了。
说也奇怪，这么个大工程，此后两百年竟没人再敢碰。直到抗战那会儿，荷兰工程师来了瞅一眼，直摇头：修不了！真正动工得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您说，这究竟是时代的局限，还是人心里那条坎儿比金沙江的礁石还难凿？一条江，照出的不光是大清国的钱袋子，更是咱老祖宗那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只是不知道，当乾隆爷数着水运来的铜钱时，心里头那笔账——十七万两银子，五年光景，外加那些悬在绝壁上没留下姓名的性命——他到底觉着值也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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