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与奥德赛：从考古现场到文本深处

海伦从未到过特洛伊——至少，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是这么认为的。

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在埃及向祭司求证特洛伊战争的真假。祭司们告诉他另一种说法：帕里斯的船队被大风吹到了埃及，海伦一直被扣在那里，从未踏上特洛伊的土地。当希腊大军兵临城下时，特洛伊人一脸茫然，因为他们手里根本没有海伦，自然也交不出人来。叙述完这一切，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至于我本人，我是相信他们关于海伦的说法的……我是按照我相信的来讲的。”（见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修昔底德的态度更为冷峻。他根据《伊利亚特》中的船只目录表推算希腊远征军的规模，认为那场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给养不足，联军甚至不得不分兵耕种乃至劫掠。他淡淡地写道：“他（荷马）作为诗人，难免有所修饰和夸大。”（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这是西方思想史上对荷马展开的最早的理性审视。从此以后，关于荷马史诗的追问从未停止：特洛伊战争真的发生了吗？史诗描述的究竟是哪个时代？荷马是谁？史诗是如何创作并流传下来的？奥德修斯的归乡之路为何至今仍牵动着西方文化的想象，成为一个不断被重复的经典？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来到考古的现场。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4日专题《奥德赛：现代人如何走进史诗》的B06-B07版。

B01「主题」奥德赛：现代人如何走进史诗

B02-B03「主题」胡泳：我们现代人能承受史诗的复杂性吗？

「主题」 对话陈斯一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不同追问

B06-B07「主题」荷马与奥德赛：从考古现场到文本深处

撰文｜王可雅

电影《奥德赛》（2026）剧照。

追寻特洛伊

1870年，一个德国商人带着《伊利亚特》，来到了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希沙立克（Hisarlik）山丘，并坚信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就在这片山丘之下。

这个人叫海因里希·施里曼。他的举动在当时的学界看来近乎是一个笑话。因为学者们认为，特洛伊战争不过是神话传说，荷马笔下的那座城池即便存在过，也早已湮灭无痕。但施里曼并不在意这些，他执意对山丘进行挖掘。

他真的挖到了。1873年5月，在深达数米的地层中，施里曼发现了大量金器、银器和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由16000多颗小金粒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冠状头饰，后来被命名为“海伦的珠宝”。他兴奋地宣称他找到的是“普里阿摩斯的宝藏”。（见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但是他错了。后来的考古学证实，他挖到的宝藏属于“特洛伊Ⅱ”地层，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比荷马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早了近千年。他挖得太深了，在不知不觉中挖穿了荷马的特洛伊。施里曼与他毕生追寻的特洛伊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错过了。

《追寻特洛伊》，作者：[英]迈克尔·伍德，译者：沈毅，版本：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

突破来自施里曼的合作者威廉·德普菲尔德。1893至1894年间，德普菲尔德在希沙立克的南边进行挖掘，在“特洛伊VI”地层中发现了一座拥有宏伟城墙的城市，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年－前1300年。他认为这正是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因为发掘出的诸多细节与《伊利亚特》的记载惊人的一致。（《追寻特洛伊》第175-178页）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根据后来的考古研究，“特洛伊VI”毁于地震而不是大火。而荷马史诗讲述的是一座被攻陷并被焚毁的城市。

特洛伊似乎找到了，特洛伊战争仍然下落不明。

20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布雷根率领辛辛那提大学考察队来到希沙立克，划分了地层序列，并提出，在“特洛伊VI”之上的“特洛伊VIIa”就是特洛伊，因为它被一场大火所摧毁。根据考古发现，布雷根描述了令人心悸的景象：街道上满是灰烬和烧焦的碎片，到处是被砸碎的巨大储物罐，还有尚未被掩埋的人体遗骸和箭头。（《追寻特洛伊》第248-249页）

但是，与荷马笔下的“黄金特洛伊”相比，“特洛伊VI⁃Ia”要寒酸得多。没有巍峨的王城，没有闪耀的金器，只有拥挤的堡垒和相互隔离、单间式的简陋小屋。还存在多户人家拥挤在一起的情况。考古证据展示的是一座在长期围困中苦苦支撑的绝望之城。它更接近修昔底德对特洛伊战争的分析，而不是荷马史诗中英雄对决的壮丽舞台。

火找到了。但黄金之城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考古学家曼弗雷德·科夫曼接过了希沙立克的发掘工作。他的团队使用现代技术对遗址进行勘测与发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特洛伊VI”南面有一个一直延伸到高地边缘的外城，面积约为200公顷，有宽阔的街道、密集的居住区。科夫曼估算，这座城的居民可能多达五六千人。（《追寻特洛伊》第332—341页）特洛伊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被围攻的重要城市。

一百五十年的考古发掘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每一代考古学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荷马。结果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拼图碎片，而拼图的全貌始终藏在雾中。

诺兰《奥德赛》剧照。

赫梯泥版中的特洛伊战争

另外一条关于特洛伊的线索来自完全不同的方向。1906—1908年，在土耳其中部一个叫布加兹-科尔（Boghaz Köy）的小村庄里，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了10000余件赫梯泥版。在解读这些泥版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两个地名，塔鲁伊萨（Taruisa）和维鲁萨（Wilu⁃sa）。这两个地名曾同时出现在公元前1420年的一个文档中，大致是一个地方。“Taruisa”与荷马所说的“Troia”（特洛伊）惊人相似，但是缺乏确切的语言学证明。“Wilusa”则不同，语言学家认为，它就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别称“伊利奥斯（Ilios）”。因为“Ilios”的原形是“Wilios”，后者在字母“w”脱落后，变成了“Ili⁃os”。此外，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一封书信中，赫梯国王还提到一个叫作“阿希亚瓦”（Ahhiyawa）的强权在西部活动。这个名字被学者们和“阿该亚人”（Achaeans），也就是荷马口中的希腊人联系在了一起。更令人震惊的是，一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96－前1272年的赫梯条约中出现了维鲁萨国王的名字阿拉克桑德斯“Alaksan⁃dus”。这个名字与荷马史诗中的伊利奥斯王子“Alexan⁃dros”（亚历山大罗斯，也就是帕里斯）极为相似。

迈克尔·伍德在强调了上述四组名称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每一组对应　单独来看或有争议，但四组相似字眼同时出现，就不能认为是巧合。因此，他认为，荷马故事的基本描述，即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之畔的城邦、希腊人的远征、发生的战争是完全真实的。

海因里希·施里曼和他的团队挖掘出的“普里阿摩斯的宝藏”。

综合上述赫梯的文献材料与考古证据，伍德对特洛伊战争做出了一次历史的重建：公元前13世纪中期，迈锡尼希腊正值权力鼎盛，赫梯帝国却四面受敌，北方遭受卡斯卡民族的威胁，南面埃及控制着叙利亚商业城市，亚述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崛起。维鲁萨是赫梯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忠诚附属国，其领域可能涵盖特洛伊所在的地区。约公元前13世纪60年代后期，阿希亚瓦的国王（也就是荷马笔下阿伽门农的原型）对维鲁萨发动军事行动。伍德认为，这一事件就是荷马史诗的基础。在他的重建中，真实的帕里斯并非荷马笔下的花花公子，而可能是一位驰骋于从叙利亚到爱琴海战场的勇士，甚至可能就是维鲁萨国王阿拉克桑德斯本人。而《伊利亚特》正是将希腊人对小亚细亚的多次袭击混杂在一起，浓缩为一部作品。（《追寻特洛伊》第215-251页）

迈克尔·伍德用赫梯泥版和考古资料为我们重构了特洛伊战争。在他的叙事中，没有海伦，也没有众神，只有权力的此消彼长、战争的此起彼伏。他将特洛伊战争从神话世界拉入现实社会。那么，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所描述的社会又属于哪个时代？

黑暗时代？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学者们一度相信荷马史诗描写的就是青铜时代的迈锡尼世界。那些宫殿、宝藏、战车、城墙，不正是史诗中阿伽门农、阿喀琉斯生活的世界吗？

但是，英国古代史家摩西·芬利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芬利认为线形文字B泥版的破解使以前认为奥德修斯的时代就是迈锡尼时代的想法不再站得住脚。泥版揭示的是一个拥有庞大行政记录和清单管理体系的国家，与同时代的近东诸王国类似。泥版上还出现了约一百种不同的农业和手工行业。而这一切在荷马史诗中荡然无存，荷马的社会中没有文字，没有行政记录，社会体系简单到并不需要泥板中所记录的清单或管理能力。至于行业，荷马只提及十多种。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oikos），而不是国家。基于这些观察，芬利提出，荷马史诗反映的不是青铜时代的社会，而是公元前10－前9世纪的希腊社会，也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摩西·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167页）

伍德将特洛伊战争定位到公元前13世纪，芬利认为荷马史诗反映的是公元前10至前9世纪的希腊社会。二者之间横亘着数百年的鸿沟。如何理解这个时间差。这实际上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荷马史诗究竟是历史的记忆还是时代的镜像？

答案也许是兼而有之。史诗的核心叙事可能渊源于迈锡尼时代，但在随后数百年间被无数歌者反复传唱、演绎、改编。史诗不是单一时代的忠实记录，而是多个时代层叠文化积累的结果。正如芬利所说，史诗中保留了一些迈锡尼时代的碎片，但已脱离原有语境，被编织进黑暗时代的社会框架之中。正是这种多时代的叠加，赋予荷马史诗无与伦比的魅力。那么，荷马是谁？

诺兰电影《奥德赛》剧照。

《奥德赛》：归乡与成长

与《伊利亚特》不同，《奥德赛》是一部关于“生”的诗。它讲述的不是如何死去，而是如何活下去，如何穿过漫长的磨难，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重新成为自己。

《奥德赛》是双线叙事。一条是父亲奥德修斯的归乡。特洛伊战后，他在海上漂泊十年，历经磨难。他从独眼巨人的洞中死里逃生，在女巫喀耳刻（Circe）岛上滞留，在冥府边缘与亡魂对话，又在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的岛上被深情挽留长达七年。女神许诺他永生，他拒绝了，只要回家。

另一条是儿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的成长。史诗开篇，奥德修斯还没有出场。荷马把前四卷全部给了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此时的忒勒马科斯坐在父亲的大厅里，面对一百零八名求婚者日夜消耗着他家的财产，觊觎着他母亲的婚约，而他只能旁观，无能为力。

转折来自一场造访。女神雅典娜化作外乡人的模样，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不可再稚气十足，你已非那种年纪。”（见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她提到了奥瑞斯忒斯（Orestes）那个父亲被谋害后毅然复仇、杀死仇人的年轻英雄，以此激励忒勒马科斯。

由此，忒勒马科斯开始了寻父之路。他渡海前往皮洛斯（Pylos），在老国王涅斯托耳（Nestor）那里听到了父辈的荣光。在斯巴达，他从墨涅拉奥斯（Menelaus）和海伦口中听到了父亲在特洛伊最后的故事。这段寻父之旅不在于打听到实质的消息，而在于他走出了家门，走进了父辈的世界。

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忒勒马科斯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他从一个胆怯的、被保护的少年，通过离家、见陌生人、听父辈的故事、独自面对危险，最终成为一个能与父亲并肩站立的人。

历史学家芬利指出了忒勒马科斯故事的深层逻辑。在荷马社会中，一个贵族青年最核心的义务不是为父报仇，而是保全父辈留下的家业。忒勒马科斯面对的困境，表面是被求婚者欺负，实质是无力守护家业。他从一个被动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够谋划复仇的男人，本质上是在学习如何承担这个义务。（见摩西·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6页）

《奥德修斯的世界》，作者：[英] M.I.芬利，译者：刘淳　曾毅，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父与子的重逢发生在伊塔卡岛上一个牧猪人的茅屋里。这是整部史诗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奥德修斯被雅典娜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老乞丐，他坐在茅屋的火堆旁，看着自己的儿子走进来。忒勒马科斯不认识他。而奥德修斯看着这个已经不再是男孩的年轻人，也沉默着。然后雅典娜恢复了父亲的真容。在这里，荷马写道：“他们大声哭泣。”（见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这不是一个英雄胜利的时刻，而是两个男人历经千辛万苦的重逢。一个经历了十年战争和十年漂泊，终于回到了家，另一个经历了数月的寻找和等待，终于找到了父亲。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并肩作战。在史诗最后的场景中，父子两人站在大厅的一端，面对一百零八名求婚者。奥德修斯射出了第一支箭，忒勒马科斯站在他身旁，手持长矛。

这是《奥德赛》所蕴含的深层结构：归乡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代际的交接。父亲回到了家，儿子成为男人。

荷马是谁？

事实上，从“特洛伊是否真实存在”到“史诗反映哪个时代”，这些追问最终都会汇集到一个更大的学术问题上，也就是“荷马问题”（the Homeric Ques⁃tion）。

所谓“荷马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荷马是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一个天才诗人的创作，还是多人累积的产物？荷马史诗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个问题从18世纪的沃尔夫（F. A.Wolf）正式提出以来，不断有学者进行讨论，先后形成分析派（认为史诗是多人合成的）、统一派（认为史诗是一位天才诗人的统一创作）、口头诗学派（认为史诗是口头传统的产物）等多个研究流派。

其中，口头诗学派的研究基础来自田野调查。1933-1935年间，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带着录音机前往巴尔干半岛南部，记录下大约一万两千五百首民歌歌手所演唱的部分。他们注意到，这些目不识丁的歌手们可以背诵出数千乃至数万行的史诗，而这都是通过固定程式完成。洛德将研究整理出版为《故事的歌手》，证明了荷马史诗是口头传统的产物。帕里-洛德理论的出现使得一些人认为“荷马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998年，牛津大学古典学家马丁·里奇菲尔特·韦斯特主编的《伊利亚特》新的校勘本问世，将这场争论推向了新的高潮。韦斯特主张，历史上存在过一位“原初诗人”（primus poeta），《伊利亚特》是他一个人的作品。而他的编校目标，就是穿过后世的层层叠加，回溯并重构那位诗人的“原始文本”（ur⁃text）。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纳吉随即撰文反驳。他是口头诗学传统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纳吉认为荷马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神话式的建构”，史诗是在漫长的口头表演传统中逐步演化、分层固化的，不存在单一的“原始文本”，只存在“多元文本”（multi⁃text）。（见吕健：《“原始文本”抑或“多元文本”？——〈伊利亚特〉新校本争论回溯》，《文贝》，2014年第1辑，第85—127页）

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定论。这说明“荷马问题”远未终结，它仍然是古典学领域最具生命力的学术议题之一。不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荷马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传统，这个问题未必重要。毕竟，《奥德赛》不管由谁创作、经过多少岁月，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部结构完整、情感深沉的伟大诗作。更值得我们追问的或许是，这部史诗讲的是怎样的故事？它为什么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荷马的回声

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审视荷马，到19世纪考古学家对特洛伊的发掘，再到韦斯特和纳吉在世纪之交的论战。对荷马的追问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而且从未停止。但荷马史诗的意义从不在于这些追问是否有答案，而是在于它对人类反复经历的那些最古老经验的记录：战争与流亡，离别与等待，成长与归乡。

奥德修斯的归途成为所有旅行叙事的原型。从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渡海寻找新家园，到但丁在地狱、炼狱和天堂之间的穿行，再到乔伊斯的现代版《奥德赛》，“回归”这个母题被书写了千年。之所以会被反复模仿，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追问：离开之后，我们还能回去吗？回去之后，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吗？

忒勒马科斯提供了另一个叙事的原型：年轻一代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成长。每一代年轻人都必须战胜恐惧，渡海远行，去见自己的涅斯托耳和墨涅拉奥斯，然后在某个不起眼的小屋里认出自己的父亲。

在重重险阻面前，奥德修斯选择了漫长的归途和必死的凡人生活。这个选择，也许是荷马留给后世最根本的精神张力。它不是非此即彼的道德说教，而是一个永远悬置的叩问：你要怎样度过你的一生？

荷马的面容永远模糊。但他的声音一直在回响。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王可雅；编辑：罗东，申璐；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购买合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