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嫌我家穷断交，小姨年年登门，我当县长，舅舅送礼我奔小姨家

舅舅嫌我家穷断交，小姨年年登门，我当县长，舅舅送礼我奔小姨家

1991年冬天，我七岁。我妈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蜷在堂屋的木床上，像一只被煮熟的虾。床单上印着褪了色的牡丹，她的汗把牡丹花都洇透了，变成一种旧旧的黄。乡卫生院的医生傍晚来过一次，简单看了看，留下一句“转县里，越快越好”就走了。我爸追到村口，在风里站了很久。回来时，他肩上落着霜，像从哪个雪堆里钻出来的。

他跟我妈说：“你等着。我出去弄钱。”我妈疼得说不出话，只从被子里伸出根指头，朝我指了指。我爸点点头。他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我困得直打晃。他给我套上棉袄。那棉袄袖子短了，手腕露在外头，风一吹，像被细绳子勒。他把他的灰围巾摘下来，缠在我脖子上。围巾上有一股旱烟味。我皱着鼻子，不敢说。

我们去了舅舅家。

舅舅家在村东头。那一片都是青砖大瓦房，门口栽着成排的杨树。舅舅家院门比我们家堂屋还高，门楣上嵌着“紫气东来”四个字。我爸站在门口，先跺了跺脚，又用手把头发扒拉了两下。他按了门铃。那时候村里没几户装门铃的。舅舅家有。门铃“叮咚”一响，像在唱戏。

开门的是舅妈。她看见我们，脸上那点笑还没来得及展开就收了。她说：“哟，姐夫。大冷天的，怎么过来了？”她没让我们进屋。她倚在门框上，像一扇没上闩的门。我爸叫了声“弟妹”，说：“卫东在家不？”舅妈朝里努了努嘴：“在听戏呢。”我爸就带着我往里走。院子很宽。地上铺着水泥，扫得一尘不染。墙根下停着一辆红色三轮车。车斗擦得发亮，像涂了一层油。我家还没用过三轮车。我妈说，那是“电驴子”，费油。

舅舅坐在正屋里。桌上摆着一个银灰色的收音机，里头传出“吱吱呀呀”的唱戏声。他靠在椅子里，闭着眼，手指头在扶手上轻轻敲。他听见动静，慢慢睁开眼。他的目光先落在我爸身上，又滑到我。他说：“来了。”像在说今天的风有点冷。我爸“嗯”了一声，在八仙桌旁边坐下。我站在他腿边，闻见舅舅家的炉子上炖着肉。是排骨。那味道像一根钩子，直直地往我鼻子里钻。我的胃咕噜一响。我赶紧用手按住。没人听见。

我爸把来意说了。他平时不跟人弯弯绕，这回更是直来直去。他说：“卫东，你姐要手术。三百块。我秋后卖粮还你。”舅舅没说话。他起身，从炉子边上提下水壶，给自己续了杯水。热水冲进搪瓷缸子里，“哗”地一声。他吹了吹，啜了一口。他说：“三百块。不是小数目。”我爸说：“知道。可你姐等不起。”舅舅把搪瓷缸子放下。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不重，像茶沫子。他说：“姐夫，你哪年秋后不是紧巴巴的。我姐嫁到你们赵家，也没享过什么福。你自己说说，这三百块，你拿什么还？”我爸说：“我砸锅卖铁也还。”舅舅说：“你家那锅，值几块？”他说完，又去听他的戏了。收音机里，一个女人拖着嗓子，唱得抑扬顿挫。

我抬头看我爸。他的脸灰扑扑的。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霜打透的玉米秆。他没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拽了拽我的胳膊。我们往门口走。我回头看。舅舅没动。他坐在椅子里，背对着我们。他的后颈折成一条硬邦邦的线。

走到院子里，舅妈正在收衣服。她看见我们出来，说：“这就走啊？”我爸说：“走了。”舅妈说：“那你们慢点。天冷。”我爸没应。他牵着我的手，迈出了舅舅家的院门。风从东边灌过来，打在我脸上，像一把小刀子。我脖子里的围巾松了。我爸蹲下来，重新给我系。他的手在抖。我七岁了，可我还是不太懂。我只觉得，我以后再也不想去那个有门铃的地方了。

回到家，我妈已经疼得迷糊了。她嘴里含含糊糊地喊“宝”。我爬到她床边，把脸贴到她额头上。她的额头滚烫，像刚出笼的馒头。我怕了。我“哇”地一声哭出来。我爸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突然抄起门后的扁担，要往外走。我喊他：“爸，你干啥！”他说：“我再去求他。”这时院门“吱呀”一响。小姨来了。

小姨是跑着来的。她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上全是汗。她怀里抱着一个灰扑扑的布包。她一进门，就朝我爸喊：“姐夫！你咋还磨蹭！快把姐抬出去！车在外面等着呢！”我爸愣了。他说：“哪来的车？”小姨说：“我找了三壮家的小四轮。快！”她弯腰去扶我妈。她力气真大。她和我爸一个人抱头，一个人抱脚，把我妈抬上了等在门口的拖拉机车斗里。我妈裹着被子。我挤在车斗最里头。拖拉机的铁皮又凉又硬。小姨搂着我。她的胳膊又热又紧。我抬头。她下巴上有颗小痣。她咬着牙，眼里的光，像两簇野火。

那夜，我妈做了手术。医生后来说，再晚一个钟头，人就没了。小姨坐在手术室外面的长条椅上，整夜没合眼。天快亮时，我爸出来，说：“秀兰，今天多亏了你。”小姨摆摆手。她站起来，从那个灰布包里掏出一个旧手绢。她打开手绢，里面裹着一卷钱。她全塞进我爸手里。我爸数了数。三百块。一张不多，一张不少。我爸的手又开始抖。他“扑通”一下，跪在小姨面前。小姨吓了一跳。她忙去扶。她说：“姐夫！你这是干啥！我姐是我亲姐！”我爸说：“秀兰，这钱，是哥借的。哥这辈子，当牛做马也还你。”小姨就骂他。她一边哭一边骂。那是我第一次见小姨哭。她哭起来，嘴里念叨个不停。说姐夫你混账。说姐命苦。说大宝还小。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半块凉馒头。那馒头是昨夜邻床的陪护给的。我把馒头咬了一口。咸。是眼泪流到嘴里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百块，是小姨夫在外头打了三个月工挣的。本来要盖东屋。小姨把它全拿了出来。她说，屋可以晚点盖，姐的命等不起。

我妈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小姨隔天来一趟。她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后座上捆着保温桶。桶里是热乎乎的萝卜炖肉。她说，妈动刀子，得补。其实她家也紧。她儿子比我小三岁，正长身体。可每次她来，总要把那点荤的，全倒进我妈碗里。她自己就着咸菜啃黄面馍。我妈不让她走。她就说：“姐，你赶紧把病养好。等你好了，给我纳双鞋垫。”我妈就笑。笑着笑着，又哭。

我那时就蹲在病房门口。我把一切都看进眼里。我不知道什么叫恩情。我就是觉得，小姨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她像我妈，又不像我妈。我妈爱哭。小姨不爱哭。我妈容易被压垮。小姨不。她总是风风火火的。可我知道，她也难。有一回，我去她家。她正躲在厨房里，就着冷水吞了两片黑乎乎的止疼片。我问她：“小姨，你咋了？”她说：“胃疼。老毛病。”我说：“那你吃药啊。”她说：“吃着呢。”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了给我妈治病，把自己买药的钱都省了。

我家慢慢缓了过来。可日子还是很穷。那几年，村里人都说，赵家的儿子，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其实不对。我是吃小姨家饭长大的。每到青黄不接，我家的米缸眼看就见底。小姨就来了。她背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装着半袋子玉米面。她说：“家里吃不完。再不吃，就生虫了。”我妈就红着眼睛，把袋子接过去。小姨又摸摸我的头，说：“大宝，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大学，吃公家饭。”我点点头。我那时已经上小学了。我学习好。全公社考第一。小姨逢人就夸。她说：“我外甥，是文曲星下凡。”人家笑她。她就昂着头，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

而舅舅，再也没进过我家门。他家的孩子，也不许跟我玩。有一回，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我看见舅舅的小女儿。她手里拿着一根糖葫芦。我站在远处看。她也看见了我。她对我做了个鬼脸，说：“赵大宝，你家穷。我不跟你玩。”我捡起一块土疙瘩，想扔过去。可我没扔。我捏着那块土，慢慢走回了家。那晚，我趴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我咬住嘴唇。我没哭。我对自己说，赵大宝，你要记住。记住这所有。记住这穷。记住这冷。记住那些看不起。不是为恨。是为争气。

后来，我考上了县一中。那一年，我十四岁。我爹把家里的老母猪卖了，凑了学费。还差八十。我爹这回没去找舅舅。他去了镇上的粮管所，给人家扛了一个暑期的粮包。回来时，他的两个肩膀全破了。我妈不让他扛。他说：“我还能扛。只要我儿子有学上。”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换下来的衣服。衣领上，结着一圈又一圈白花花的盐。我的眼睛又热了。我背过脸去。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爹干这活。

我在县一中，一读就是六年。那六年里，我每年寒暑假回不了几次家。可只要我回去，小姨准来。她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东西。有时候是二十个鸡蛋，有时候是一小罐猪油。她把东西往我家桌上一放，说：“大宝正长个。得吃。”我说：“小姨，你留着自己吃。”她就瞪我：“我吃够了。你少废话。”我笑着。我忽然发现，小姨的头发，也白了不少。她的背，也不像以前那么直了。可她一笑，还是那样。眼睛弯弯的，像水里的月亮。那月亮，一直照着我。照过了那些最黑最长的夜。

高考那年，我考了全县第三。我可以去省城的重点大学。可我没去。我报了省会的一所师范大学。原因很简单。师范不要学费，还有生活补贴。我要给我爹省点。通知书下来那天，小姨又来了。她给我买了一套新衣裳。藏蓝色的。我穿上。她说：“像干部。”我笑。她没笑。她看着我。她的眼睛，又湿了。她说：“大宝，你终于熬出来了。”我“嗯”了一声。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全是茧。像老树的皮。我忽然想，这双手，到底为我、为我妈、为我这个家，搬过多少东西，挡过多少风雨。可我从没听她叫过一声苦。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来。放假就去打工。我搬过货，送过水，在图书馆里擦过书架。我拼了命地念书。因为我知道，我的学费里，有家里的猪、我爹的汗、我妈的病，还有小姨那辆旧自行车碾过的，数也数不清的路。我毕业那年，成绩优异。学校要我留校。可我没留。我回了县里。我进了一个乡镇办公室。从最小的小事干起。我没日没夜地忙。我下村，我扫街，我给人写证明，我为了一个孤寡老人的补贴跑断了腿。我心里始终记着一句话。那是小姨说的。她说：“大宝，好好干。别让那些对你好的，白对你好。”

我一步一步往上走。从乡镇到县直，从副科到正科，再到副县长。最后，我成了县长。那年，我四十二岁。全县的人都叫我赵大宝。不是我不摆架子。是我觉得，这个名字，亲。是我娘给我起的。她生我那天，我爹在院里栽了一棵石榴树。他说，等石榴熟了，就给我儿子吃。后来那石榴树没结果。我爹说，它把劲都憋在根上了。像我们赵家的人。根上使劲。面上，苦巴巴的。可总有开花的时候。

我当上县长后，回家少了。我娘一个人住在村里。我让她进城。她不肯。她说：“我住不惯。你小姨也在镇上。我还能跟她说说话。”我小姨，那时候已经快七十了。她还在镇上住。她的小院不大。两间平房，一个灶房。院里有棵石榴树。比我家的那棵精神。每年五月，开一树火红的花。我每次去，她都高兴。可她也不留我。她说：“你忙你的。我这儿好着呢。”可我知道，她一个人。小姨夫早些年走了。她儿子在南方打工。她孙女，也跟着去了。她一个人，把那个小院，过得井井有条。她种菜、养鸡、还会用碎布头拼门帘。那门帘，我见她拼过。花花绿绿的，像小时候她给我做的那件书包。

我当县长后，很多人变着法子靠近我。特别是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他们开始频繁出现在我母亲家门口。提着奶、提着酒。一口一个“赵县长”。我母亲应付不了。我就让人把那些东西都挡回去。我母亲说：“都乡里乡亲的，别把话说绝了。”我说：“娘，您不懂。这些人，以前您在床上疼得打滚时，谁来看过您一眼？”我娘不说话了。她后来就不怎么开门了。

舅舅也来了。

不止一次。

先是托人。找到我办公室。又找到我秘书。说想请我吃饭。说想叙叙旧。我没松口。他就亲自来。第一次，是我母亲生日那天。我包了县城最大的一个厅。亲戚们来了不少。有些是真亲。有些，是冲着“县长舅舅”来的。舅舅也来了。他穿着件灰色的旧西装。手里提着两盒营养品。他站在门口，朝我笑。那笑里，有讨好，有巴结，也有一点藏不住的局促。他叫了一声“大宝”。我点点头，说：“您来了。”他没料到我这个反应。他走过来，把东西往我手里塞。我没接。我说：“您自己找地方坐吧。”说完，我转身去招呼小姨。

小姨那天穿了一件紫红色的棉袄。她坐在角落里，正跟我娘说话。我走过去。她看见我，说：“大宝，你别管我。去忙你的。”我笑着说：“我不忙。我今天就陪您。”我在她旁边坐下。她“哎呀”一声，说：“你这个县长，怎么还跟个毛头小子一样。”我笑。我给她剥了个橘子。她接过去，一瓣一瓣地吃。她吃得慢。人老了，牙口不好。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我就那么陪着她。陪这个曾经用一辆旧自行车，驮着我们全家过了最难的日子的女人。

舅舅也进来了。他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的嘴张了好几次，都没能说出话来。后来，是我表哥把他拉到一边，说：“爸，算了。”舅舅没动。他端着杯酒，想走过来。我正眼看着他。他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他说：“大宝，舅舅敬你一杯。”我站起来。我也端起杯子。可我没和他碰。我轻轻扬了扬，然后把酒倒在了地上。

满屋子人都静了。舅舅的脸，由白转红，由红转青。他怔在那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很稳。我说：“舅舅，这杯酒，敬您。也敬过去。我们家最难的时候，您关着门。现在好了，您开着门。可有些门，关了，就不好再开了。您说是不是？”舅舅张了张嘴。我娘从旁边拉我。她说：“大宝！你喝多了！”我摇头。我说：“娘，我没喝多。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然后我转过脸，看着舅舅。我说：“您的东西，带回去吧。心意我领了。可您的门，我不敢再进。”

舅舅走了。那晚，他没吃饭。他走时，背影苍老。他驼着背。他的步子，很慢。我站在门口。我心里也不好受。毕竟，他是我娘的亲弟弟。可我不能软。软了，那些苦就白受了。那些冷，就白冷了。小姨后来走到我身边。她轻轻拉了拉我的袖子。她说：“大宝，别这样。他到底是舅舅。”我转头。我看见小姨眼里有泪。她说：“你娘嘴上不说，心里疼。”我“嗯”了一声。我说：“小姨，我知道。可我过不去。”小姨叹了口气。她没再劝。她只是把我的手，轻轻握了握。

第二天，我谁也没带，自己去了小姨家。

那天天气很好。初春的太阳，落在人身上，温吞吞的。我开车到镇口。没开进去。我走着去。巷子很窄。两边的墙根下，长着些不知名的野草。有狗卧在门口。它看见我，摇了摇尾巴。它认得我。我推门。小姨正坐在院子里。她戴着老花镜，用针线补一件旧褂子。她看见我，笑了。她说：“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我搬了个小马扎，在她对面坐下。我说：“小姨，我给您带来点东西。”我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卡。我说：“这里头，有点钱。您收着。密码是我的生日。”小姨没接。她摇摇头。她说：“我要钱干啥。我够用。”我说：“小姨，您听我说。这钱，不是给您的。是给您孙女的。她念书，用得上。”小姨看着我。她的眼睛，已经很浑浊了。可那里头，还是有光。她慢慢放下针线。她接过了那个信封。她说：“大宝，你心好。”我摇头。我说：“小姨，我要是心好，那都是您教的。”她笑了。她笑得像三十年前。那样轻。那样亮。我坐在那儿。我忽然觉得，这世界上的功名利禄，都太轻了。真正重的，是我眼前的这个老人。是她在雪夜里，用三百块钱，给我家点起的那盏灯。那盏灯，照了我四十年。我如今，只是把它，再端回来。

那天，我在小姨家吃了午饭。她给我擀了面条。是手擀面。她说：“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有年你在我家住，一顿吃了三碗。撑得半夜打滚。”我笑。我说：“那我今天还吃三碗。”她乐了。她说：“行。管够。”我吃了两碗。第三碗，实在吃不动了。她就说：“你看，不行了吧。”我靠在椅背上。阳光从窗子里进来，把整间屋子都照得暖烘烘的。我听见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在风里沙沙地响。像在说，你终于来了。

后来，我只要得空，就往小姨家跑。有时候坐一会儿。有时候吃顿饭。我不带东西了。因为小姨说，人来了就行。我就空着手去。她也不恼。她说：“你这样，我倒踏实。”我笑着。我心想，小姨，您不知道。是您让我踏实。

有一年，县里搞“最美家乡人”评选。我让人把小姨的名字报了上去。不为别的。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在这个县的某个小镇上，有一个叫赵秀兰的女人。她年轻时，用三百块钱，救了一家人。她年年登门。她从没想过要回报。她只是做着她觉得该做的事。她让我相信，这世上的亲情，不一定非得血脉相连才滚烫。有时候，恰恰是最亲的人，伤你最重。而那个被你叫“姨”的人，反而把你当成了命。

小姨知道后，不同意。她说：“我算啥最美。我就是个普通婆子。”我说：“小姨，您不普通。您是这世上，最配得起这三个字的人。”她“哎呀”一声，转过身去。我听见她小声啜泣。我没动。我站在她身后。像她当年站在我家门口，为我们挡风一样。

如今，我娘已经走了。她走得很安详。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她说：“大宝，记着你小姨。”我哭着点头。我娘走后，我爹也垮了。没几个月，也跟着去了。我一下成了没爹没娘的人。可我不孤单。因为小姨还在。她就住在镇西头。她的门，永远朝我开着。我每次去，她都在。她不是我的亲妈。可她做的事，比亲妈还多。她是我在这世上，最后一道墙。最后一点光。

去年，小姨病了。不重。就是腿脚不太利索了。我把她接进城。她不肯。说住不惯。我就给她请了个护工。她嫌浪费钱，天天跟护工拌嘴。我就笑。我说：“小姨，您别闹。您得把身体养好。您还得看着我，把这条路走稳。”她就安静了。她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车流。她说：“大宝，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别丢了本心。”我蹲在她脚边。我说：“不丢。有您在，我丢不了。”

舅舅后来又找过我一次。他老了。走不动了。是他儿子开车送来的。他站在我家楼下。我下去。他见了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他说：“大宝，这是我当年欠你家的。你拿着。”我打开。里面是一卷钱。旧旧的。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像两口快干枯的井。他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娘。还有你。”我听着。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自己。那个站在他家院子里，冻得浑身发抖的小男孩。那个被表妹说“你家穷”的七岁孩子。那个在无数个黑夜里，咬着嘴唇不肯哭的少年。我忽然觉得，我早就不恨他了。不。不是不恨。是那种恨，已经变成了别的。一种很淡、很凉的东西。像河底的石头。它在那儿。可水已经漫过去了。

我把那包钱，推了回去。我说：“舅舅，这钱，您留着吧。我娘不要了。我也不要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看着我。他哭了。他哭起来，像孩子一样。我没有扶他。我只是站在那儿。我抬头。天上有一朵云，正慢慢地，飘过。我忽然想，这四十年，像一场很长的电影。我一直在往前走。也一直在回头。我记住了很多。也放下了一些。而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样。那就是小姨家那扇永远朝我开着的门。和门后，那个年年等我的人。

那天傍晚，我又去了小姨家。我搀着她，在院子里走了两圈。她走得很慢。我走得更慢。她说：“大宝，你以后，别老往我这儿跑了。你那么忙。”我说：“小姨，再忙，我也得来。您不知道，我每次到您这个院子，心里就特别静。比回自己家还静。”她笑了。她说：“那你就来。我给你留着门。”我“嗯”了一声。我扶她坐下。天渐渐暗了。她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挂满了青果子。我站在树下。我想，这树，真好。它年年结果。像小姨。年年登门。从未间断。

我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她给你的，不是钱，不是物。是一口气。是你快要倒下时，从背后顶你一把的那只巴掌。是你在黑夜里走不动时，前头忽然亮起的那盏灯。是你走遍天涯海角，一回头，还亮着的那扇门。小姨，就是那个人。

我赵大宝，这一生，不管走到哪儿，不管当多大官，不管别人怎么叫我。我永远都是那个七岁的小男孩。那个跟在父亲身后，被舅舅拒之门外的穷孩子。也是那个被小姨抱在怀里，在拖拉机车斗里，迎着风，哭着睡着的小外甥。她给过我命。也给过我活着的劲。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走。走稳。走得让她放心。

所以，每年正月初三，我还是会去小姨家。我不开车。我走着去。巷子里的狗，早认得我了。它们不叫。它们就卧在那儿，看我走过去。走到那扇半掩的门前。门里，小姨坐在那儿。她看见我。她就笑。她说：“来了？”我说：“来了。”

这就够了。人这一辈子，能有多少个这样的“来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一直来。来一次，少一次。可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要来。像她当年，骑着那辆旧自行车，驮着那些不值钱却要命的东西，穿过风，穿过雨，穿过这几十年的，数不清的，苦日子。年年登门。

小姨病倒，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

护工给我打电话，说小姨昨夜没睡好，早上起来上厕所时，在卫生间门口滑了一跤，摔得不重，可人坐在地上，自己起不来了。我当时正在开会。是全县经济工作调度会。我听完电话，没犹豫，跟旁边的副县长说了一声，起身就走了。出了门，我连办公室都没回，直接开车去了医院。

我到的时候，小姨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她躺在担架床上，脸色很白。她看见我，嘴巴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我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得厉害。她说：“我没事。就是腿不听话了。”我“嗯”了一声。我说：“小姨，您省点力气。我在呢。”她点点头。她闭上了眼睛。我知道她疼。她从来不喊。年轻时胃疼，就着凉水吞止疼片。后来膝盖疼，自己缝个盐袋子，在灶上烤热了敷。她这人，一辈子都在忍。忍到后来，连她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在忍病，还是在忍命。

检查结果出来，是髋部骨裂。医生说，老人骨质疏松严重，得卧床静养。做不做手术，得看身体指标。我听完，心里像被什么揪了一下。我把医生拉到一边，说：“用最好的方案。钱不是问题。”医生点点头。他看看我，又补了一句：“赵县长，老人年纪大了。手术有风险。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我站在那儿。医院走廊里的灯，白森森的。我忽然很怕。不是怕别的。是怕她像我妈一样，说没就没了。

小姨住院那些天，我几乎天天去。白天没空，就晚上去。我坐在她床边，给她削苹果。她总说：“你回去吧。我这儿有护工。”我就说：“护工是护工。我是我。”她就笑。她笑得很轻。她说：“你呀，跟你妈一个样。犟。”我笑。我心想，小姨，我要是不犟，我早就垮了。我要是不犟，我这辈子也走不到今天。

有天晚上，她忽然问我：“大宝，你恨你舅舅吗？”我愣了一下。我把削好的苹果递到她手里。她接过来，没吃。她就那么看着我。我想了想，说：“以前恨。现在，不恨了。”她问：“为啥？”我说：“我也说不清。就是觉得，恨一个人，太累。尤其到了这个年纪。再说，他那个人，一辈子也就那样了。我娘在的时候，不让我恨。我娘走了，我更没力气恨了。”小姨听了，点点头。她咬了一口苹果。她嚼得很慢。她说：“是啊。你舅舅，他其实也苦。年轻时候，穷怕了。后来手里有了两个钱，就六亲不认了。那不是坏，是怯。他怯。他怕一松手，那点好日子就没了。”我听着。我知道小姨是在替舅舅说话。她心里，还是认那个弟弟的。虽然那个弟弟，曾经连她这个姐姐，也看不起。可她就是那样的人。嘴上不饶人，心里比谁都软。

那一夜，我守到很晚。小姨睡着了。她睡着时，眉头是松的。我看着她。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像一层薄薄的雪。她的脸，很瘦。可轮廓还在。还是那个在拖拉机车斗里，把我搂在怀里的女人。还是那个在病房门口，从旧手绢里掏出三百块钱的女人。还是那个年年正月初三，骑着旧自行车，驮着一包鸡蛋来看我的女人。我看着她。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别过脸去。我对自己说，赵大宝，你欠她的，这辈子还不完。可你得还。能还多少还多少。

小姨出院后，我没让她回镇上。我在城里给她安排了房子。离我家近。她不干。她死活要回去。她说，那院子里的石榴树，不能没人管。我就跟她说：“小姨，您先在这里住。等您腿好了，我送您回去。石榴树，我让人去浇。不会死。”她还是不情愿。最后是我请了她年轻时的老姐妹来劝。那老姐妹说：“秀兰，你就听你外甥的。他一个县长，把你接城里，是福气。你享几天福怎么了？”小姨就说：“我这辈子，最不会享福。”我笑。我说：“那就学。”她瞪我。可最后，她还是留下了。

我给她请了一个阿姨。阿姨姓陈。人很和善。小姨一开始不习惯。她总抢着干活。后来陈阿姨说：“赵县长交代了，您再抢，他就把我辞了。”小姨这才消停。她每天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车。她说：“这城里，闹得很。”我就陪她。有时候，我们在阳台上坐一下午。也不说太多话。她眯着眼。我就在旁边看文件。阳光暖烘烘的。我偶尔抬头。她像睡着了一样。我便把外套给她披上。她睫毛动了动，没睁眼。我就知道，她是在假寐。她只是不想让我走。

那一阵子，我的应酬少了很多。能推的都推了。有些必须出席的，我也尽量提前走。圈子里的人说，赵县长最近变了，总往家里跑。我听了，不解释。我只知道，我娘走的时候，我没能好好陪她。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现在，我不能让自己再留一个。

舅舅来医院看过小姨一次。他站在病房门口，不敢进来。小姨看见他，招了招手。他才进来。他带了一箱奶。他把奶放在墙角。他站在床边。他也没坐。他看着小姨。小姨说：“站那么远干啥。坐。”他才坐下。他们姐弟俩，很多年没这么坐着了。我在旁边。我给他们倒了水。舅舅接过去。他喝了一口。他小声说：“姐，你好好养。别想多。”小姨“嗯”了一声。她说：“卫东，我不在，你要自己照顾自己。”舅舅就哭了。他低下头。他的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站在那儿。我忽然觉得，小姨这趟病，倒把一些旧东西，给病出来了。她把这些年，我和舅舅之间那层冷气，也一并熨了熨。我没说话。可我心里，到底松了一寸。

小姨的腿，慢慢能走了。她不愿在城里长住。我拗不过她。等她能活动了，我就每个周末，开车送她回镇上住两天。她回小院，第一件事就是看那棵石榴树。她在树下站了好一会儿。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说：“大宝，你瞧。这树又长粗了。”我点头。我站在她身后。我想起我七岁那年，我家院里的那棵石榴树。它没结果。可我小姨家这棵，年年都结。像老天爷也长眼。它知道，这家的女主人，得有点甜头。

去年，小姨走了。很突然。夜里睡着，就没再醒过来。是陈阿姨发现的。陈阿姨说，小姨那天晚上还看电视，看到十点多，说困了。第二天早上，陈阿姨去叫她吃早饭。她没应。陈阿姨推门。她躺在那儿。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我接到电话时，正要去省里开会。我当时就把车调了头。一路上，我的脑子很空。我没哭。我开得很快。快到镇口时，我忽然踩了刹车。我看见巷子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有个小孩，正在玩玻璃珠。我坐在车里。我的头，慢慢低下去。我趴在方向盘上。眼泪，就下来了。

小姨的丧事，办得简单。按她生前的意思，不吹打，不铺张。我让人找了一身干净的旧衣裳。是她在箱子里早备好的。那是一件月白色的褂子。她以前说，等她走了，就穿这个。不兴穿那些花花绿绿的。我给她穿上。我站在那儿。她的脸，还是那样。安静的。像一潭水。我给她盖好。我忽然想，我还没让她享够福呢。我还没让她看到我退休，看到我变成一个普通的老头子。我还没带她去省城看看。我还没……

我跪在她灵前，磕了三个头。那三个头，磕得很重。磕得地砖都响了。我听见我妈在我耳边说：“记着你小姨。”我磕完，直起身。我对着她的遗像。那是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她，三十来岁。扎着两条辫子。笑得正好。

后来，我整理小姨的遗物。在她那个旧柜子里，我看见了一个铁皮盒。我打开。里面有我小时候的作业本。有我的通知书。有我在报上发的文章。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小姨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着：“大宝，你是咱家的灯。小姨从来都信你。”我拿着那张纸条。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风从北边来。很凉。我望着那棵石榴树。它光秃秃的。像在等下一个春天。

我把那张纸条，折好。放进了我的西装内袋。那里，离心脏最近。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小姨了。可我身上，到处都是她。我的血里，有她从破自行车上跳下来的那股风。我的命里，有那三百块钱烧出来的热。我走路的姿态里，有她牵着我的手，穿过那些冷日子时，传给我的稳。

今年正月初三。我哪也没去。我一个人，回到了那个小院。巷子里的狗，少了一条。是那条黄的。它去年也走了。我推开院门。石榴树还在。院里的草，刚冒出点头。我提了一壶酒。我坐在树下。我把酒洒在地上。我说：“小姨，我来了。”风沙沙地响。那声音，像她的应。

我坐了一下午。天快黑时，我起身。我把院门轻轻带上。我没有锁。我怕她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

而我知道，我会来。年年都来。像她当年，年年登门。

从未失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