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回到老家的。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连县里办公室那边也只说家里有点急事,请了两天假。车子下了高速,拐进那条通往村子的水泥路时,我心里突然有些发虚。这条路是前年修的,路面还算平整,只是两边的杂草长得有些疯,几乎要把路牙子吞掉。越往里走,心里越不踏实,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等着我。
我爹在电话里永远说“好着呢,好着呢”,可他那嗓子,我隔着屏幕都能听出沙哑和疲惫。上个月我托人给他带了些止咳的药,他让人回话说,别瞎花钱。这次要不是我堂妹偷偷发信息,说看到我爹在村东头的老井边咳嗽得直不起腰,我可能还下不了决心回来。
我把车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没直接开到家门口。怕太招摇,也怕我爹知道我回来,又得忙前忙后张罗。我换了双旧布鞋,从后备箱里拎出两盒点心,沿着小时候走惯的那条土路慢慢往家走。
七月的天,太阳毒得厉害,树叶都打着卷儿。村子里静悄悄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我路过三叔家门口,看见三婶正坐在门槛上择韭菜,见了我愣了一下,随后满脸堆笑地站起来:“哟,这不是咱大侄子吗?咋这时候回来了?”
我笑了笑,说回来看看我爹。三婶往我身后瞅了瞅,又朝我家方向努了努嘴,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没多问,只是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走了不到两百米,拐过村东头那排废弃的猪圈,我家那三间老瓦房就出现在了眼前。墙皮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屋檐下那窝燕子还在,叽叽喳喳的。可就在我准备开口喊一声“爹”的时候,我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动静。
不是说话声,而是一种推搡、压抑着的呵斥声。
我脚步一顿,下意识地往旁边那堵半塌的土墙后挪了挪。从我的位置,正好能看见我家院门大敞着,院子里站了四五个人。
领头的是村支书马老三,我认得他。五十出头,肥头大耳,脖子上挂着一串不知道什么材质的珠子,手里夹着半截烟。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剃着平头,一个染了黄毛,胳膊上都有纹身,不像是正经干部。还有一个瘦高个,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拿着个文件夹,应该是村里的会计。
而我对面,被他们围在中间的,是我爹。
我爹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像是要把自己缩成一小团。他穿着一件破了洞的旧汗衫,后背上全是汗,黏着灰土。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
马老三正弯着腰,用手指头戳着我爹的脑门,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老陈头,你别给脸不要脸。这字你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你儿子在县里当官怎么了?屁用!他管不着咱村这摊子事儿。你就是去告,告到天边儿去,这地也是村里的,你占着就是违法!”
我爹抬起头,花白的头发被汗水贴在额头上。他的嘴唇哆嗦着,声音沙哑得像磨刀石:“马书记,这房子我住了四十多年了,我爹我爷爷都住这,咋就成了违法的了?你让我签字,那上头写的是自愿放弃宅基地……我签了,我住哪儿去啊?”
马老三冷笑一声,直起身子,弹了弹烟灰:“住哪儿?你儿子不是有本事吗?让他接你去县城享福啊!怎么,不接你?那就怪不得别人了。我告诉你,今天这字,你必须签。不签,明天挖掘机就开到你家门口,把这破房子推了,看你咋办!”
旁边那个黄毛跟着起哄:“就是,老东西,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马书记跟你好好说,是给你面子。换了别人,早把你那点破家当扔出来了。”
蓝衬衫的会计推了推眼镜,小声说:“陈大爷,你就签了吧。村里的规划都定了,你一个人胳膊拧不过大腿。签了字,还能给你点补偿,不签,啥都没有……”
我爹没说话,只是又把头低了下去,两只手死死地攥着裤腿。他的裤腿上全是泥,膝盖处磨得发白。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他这辈子所有的憋屈和隐忍,都堆在了那两截枯瘦的腿上。
我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但我没有冲出去。我站在墙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当了快八年的县长,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可眼前这一幕,像一根生锈的铁钉,直直地扎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我爹被人围着,指着鼻子骂,像条老狗一样蹲在地上。而这一切,我竟然毫不知情。
马老三又往前凑了一步,一把抓住我爹的胳膊,想把他拽起来。我爹没防备,被他拉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上。旁边那个平头趁机踢了一下我爹脚边的水桶,“咣当”一声,半桶水泼了一地。
“签不签?你说话!”马老三的声音陡然拔高,唾沫星子溅到我爹脸上。
我爹没站稳,身子往后仰,后脑勺快要磕到身后的水缸沿上。
就在那一瞬间,我从墙后走了出来。
我没有跑,也没有喊。我就那么一步一步地走过去,脚步很稳,很沉。太阳晒得我后背发烫,但我的声音冷得像井水。
“都给我住手。”
就这四个字,不大,但是很沉,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怒意。
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
马老三的手还攥着我爹的胳膊,听见声音,猛地回头。他的表情从凶神恶煞变成错愕,再从错愕变成慌张。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卡了什么东西,半天没发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另外几个人也愣住了,黄毛的烟掉在了地上,平头往后退了一步,蓝衬衫的会计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掉在地上,纸片散了一地。
我爹也看见了我。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有惊讶,有难堪,还有一丝……躲闪。他想站起来,可腿使不上劲,在地上蹭了两下,没起来。
我走过去,蹲下身,伸手扶住我爹的胳膊。他的胳膊很细,皮包着骨头,烫得厉害。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爹,我回来了。”
我爹没说话,只是把脸扭到一边,用另一只手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我抬起头,看着马老三。他的脸上已经全是汗,脖子里那串珠子像是掐住了他的喉咙。他下意识地松开我爹,退后一步,嘴唇哆嗦着,好不容易挤出一句:“陈……陈县长,您……您怎么回来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扫了一眼旁边的黄毛和平头,又看了看地上的文件。那上面几个大字我认得,是“自愿放弃宅基地承诺书”,下面还有个指印,估计是想强按我爹的。
我把目光收回来,盯着马老三的眼睛。他的眼睛不敢看我,左躲右闪。
我沉声说:“马书记,你刚才说,我儿子在县里当官怎么了?管不着你们村这摊子事儿。是不是?”
马老三的脸一下子白了,额头上的汗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滚。他连连摆手,声音都变了调:“不……不是,陈县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是……这是跟陈大爷开玩笑呢……”
“开玩笑?”我慢慢站起来,声音依旧很沉,“开玩笑,用四个人围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开玩笑,逼他签放弃宅基地的字?开玩笑,踢他的水桶,拉他的胳膊,还要明天把挖掘机开到他家门口?”
我每说一句,马老三就往后退一步。他身后的黄毛和平头已经缩到了墙角,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
我往前走了一步,站在马老三面前。我比他高半个头,俯视着他。我爹还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后背上,滚烫滚烫的。
“马老三,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我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我爹住的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四十多年了,一砖一瓦都是他自己垒的。你们要搞开发,要规划,可以,按政策来,该补偿的补偿,该安置的安置。但谁要是敢动我爹一根手指头,我今天把话放这儿,我陈建国这个县长不当了,我也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院子里鸦雀无声。
只有知了在院墙外的槐树上拼命地叫。
马老三的腿开始打颤,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解释什么,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身后的蓝衬衫会计已经瘫坐在地上,眼镜歪在一边,脸色惨白。
我转身,扶起我爹。我爹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我把他胳膊搭在我肩上,慢慢地往屋里走。走到门口,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都给我滚。”
马老三如获大赦,连滚带爬地带着人往院门口跑。黄毛摔了一跤,爬起来的时候裤子都蹭破了。几个人灰溜溜地消失在巷子口,连头都不敢回。
我扶着我爹进了屋。
屋里光线很暗,散发着一股子陈旧的木头和草药混合的气味。地上坑坑洼洼,墙角堆着几个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不知道是粮食还是杂物。一张八仙桌,三条腿用砖头垫着,桌面上放着半碗凉粥,上面落了两只苍蝇。
我爹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我给他倒了碗水,他接过去,没喝,放在膝盖上,手指头在碗沿上来回摩挲。
我蹲下来,仰着脸看他。他的脸上全是皱纹,像老树皮一样。眼睛浑浊,眼窝深陷。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红印,是刚才被马老三推搡时留下的。
“爹,”我开口,嗓子有点发紧,“你咋不告诉我?”
我爹没看我,只是盯着碗里的水,过了好半天才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声音很低:“告诉你干啥?你在县里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回来一趟不容易。我……我能扛。”
“你能扛什么?他们要拆你的房子!要逼你签字!”我尽量压着声音,可还是没能压住那股子火,“今天我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瞒着?他们要是动手呢?你一个人,能打过他们四个?”
我爹突然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嘴唇抖着:“你以为我不想给你打电话?我打了!上个月我就打了!你接了吗?你秘书接的,说你开会,说你下基层,说有空再回……我等了一个月,你一个电话都没回!”
我愣住了。
我爹的声音越来越大,像是憋了很久的洪水终于决了堤:“我八十了,土埋到脖子了,我不怕死!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爷爷留下的房子被人抢了去!我不能……不能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你陈建国在县里当官,连自己家的房子都保不住!”
他说到这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顺着皱纹往下淌,淌进嘴里,淌进脖子里。他没有擦,就那么任由泪水流着,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攥了一把,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这才想起来,上个月我确实接到了一个未接来电,是家里的座机。可那时候我正在下乡调研,忙得脚不沾地,看了一眼就挂了,想着回头再打。可回头就忘了。我忘了我爹在村里,忘了他的电话,忘了他也会疼,也会怕,也会需要我。
我跪在地上,抓住我爹那双干裂的手,把脸埋进去。他的手掌又粗又硬,像砂纸一样,硌得我脸生疼。可那温度是真实的,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味道。
“爹,对不起。”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哭腔,“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你跟我去县里住,好不好?我照顾你……”
我爹抽回手,抹了把脸,别过头去:“我不去。我在城里住不惯。我就在这,哪也不去。这房子,我不能让。”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倔强,一种属于这片土地、属于他这一辈人的倔强。我突然觉得,我从来没真正懂过他。
我在家待了两天。
第一天,我谁也没见,就陪着我爹。给他把院子里的杂草拔了,把漏雨的屋顶补了补,把那张缺腿的桌子用木头重新楔紧了。我爹一开始还不让我干,说我当官了,手金贵。我没理他,挽起袖子就干。他拗不过我,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一边看我干活,一边跟我絮叨村里的那些事。
他说,马老三不是第一天欺负他了。去年村里搞什么“美丽乡村”建设,要把村东头那片宅基地统一规划,建什么民宿。我家的房子正好在规划范围内。马老三来找过他好几次,一开始说给五万块钱补偿,让他搬走。我爹没同意,说这是祖宅,给多少钱都不搬。马老三就翻脸了,三天两头带人来闹,不是断他的水,就是砸他的鸡笼。上个月还把他家那棵枣树给砍了,说是影响规划。
我听着,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在村里连只鸡都没杀过,跟人说话都带着笑。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被人骑在头上拉屎,却因为怕给我添麻烦,一个字都不肯说。
“你为啥不找镇里?不找县里?”我问他。
我爹叹了口气,摆摆手:“找过。我找过镇上的司法所,他们让我先交材料。我哪会写什么材料?我一个字都不认得。后来我找了个代写材料的,要五百块钱,我没舍得。再后来,我听说马老三跟镇上的某位领导是亲戚,我就知道,找谁都没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可我听得出那里面的绝望。
第二天,我开始处理这件事。
我没有直接去找马老三。我打了几个电话。一个打给县纪委,一个打给镇党委书记,一个打给县国土局。我把情况简明扼要地说了,就一句话:“我爹的房子,你们去查一查。如果手续不合法,按程序来。如果合法,谁也别想动。另外,马老三这个人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查清楚。”
打完电话,我又一个人去了村东头,去看了看那些被规划的地。那里已经拆了两户,剩下几户人家,房子上都被刷了白漆,写着“拆”字。有一个老太太坐在废墟边上,守着半扇门板,看见我,只是木然地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知道,我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像他一样,被欺负了不敢吱声,只能默默忍受。
下午,镇上的领导来了。一个姓刘的副镇长,带着几个人,点头哈腰地站在我家院子里。我没让他们进屋,就站在院子里跟他们说。
“我爹的房子,手续齐全吗?”我问。
刘副镇长赶紧让旁边的人查。查了半天,说这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当时村里统一分了宅基地,有记录,但后来宅基地证一直没发下来。现在正在补办中。
我点点头:“补办手续需要多久?”
“这个……按流程,快的话一两个月。”
“好。那在手续办下来之前,这房子就是合法的,对吧?”
刘副镇长头上冒汗:“对对对,合法,肯定合法。陈县长,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把那个‘拆’字擦掉……”
我摆摆手:“擦不擦无所谓。我就问一句,马老三凭什么带人来逼我爹签字?他那个放弃宅基地承诺书,是谁拟的?谁批准的?”
院子里没人说话。
我爹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颤巍巍地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丝丝的,带点甜味。
我把碗放下,看着刘副镇长:“我陈建国今天把话说明白。我爹这房子,一分钱补偿都不要,只要手续合法,谁也不能动。马老三的事,我已经跟县纪委和你们镇里都反映了。该查的查,该办的办。三天之内,我要看到结果。”
刘副镇长连连点头,带着人走了。
傍晚的时候,马老三的老婆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女人,提着一篮子鸡蛋,站在我家院门口,不敢进来。我爹心软,要让她进屋,我没让。我走出去,站在门口,对她说:“把鸡蛋拿回去。有什么事,让马老三自己来说。”
那女人眼圈一红,哭着走了。
第三天下午,消息传回来。马老三被免职了,涉嫌违规侵占集体土地、暴力胁迫村民签字,被镇纪委立案调查。跟他一起的几个手下也被处理了。那台停在村口的挖掘机,连夜开走了。
我爹听说这个消息,正坐在院子里剥花生。他愣了一下,然后继续剥,花生壳在他手里“啪”地裂开,发出清脆的响声。过了很久,他才说了一句:“早该这样了。”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回县里的那天早上,我爹送我到村口。他还是穿那件破了洞的汗衫,只是洗得更干净了些。他的背比我来时挺直了一些,走路也稳当了些。
他站在老槐树下,没跟我说话,只是朝我摆了摆手。
我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可那个黑点,在我心里,却比什么都重。
车子驶出村子,上了水泥路。我打开车窗,七月的风灌进来,热烘烘的,带着庄稼和泥土的味道。我深吸一口气,突然觉得,自己做县长八年,一直忙着开会、调研、招商、扶贫,却忘了回头看看,看看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看看那些像我爹一样的人。
他们不会写材料,不会打官司,不会上访。他们只会蹲在地上,抱着头,等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人。
而我,就是那个人。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秘书的电话:“帮我查一下,全县还有多少像我爹这种情况的宅基地纠纷。对,全部。十天之内,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挂了电话,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了根烟。烟燃到一半,我把它掐灭,扔进路边的草丛里。
远处,夕阳西下,把半边天染得通红。
我发动车子,继续往前走。路还长,但我知道,有些事,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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