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城遗址挖出“卫”字青铜器，颛顼帝丘从传说走向现实？

河南濮阳，高城村，地下埋着一座城。

考古队2005年把洛阳铲打下去的时候，没人预料到会碰到什么。结果挖出来的东西，让整个考古圈都坐不住了——一座面积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四面城墙保存完好，城墙基础宽70米，最高处埋在地下9米。更关键的是，出土的青铜器上赫然刻着“卫”字。

《左传》里那句“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突然就不只是文字了。

一个被很多人当成神话人物的五帝之一——颛顼，似乎正被考古铲从传说深处一点点拽回现实。如果连颛顼都能找到地理坐标，那“五帝”这个一直被疑古派当作虚构的概念，是不是也该重新被审视？

从地层到铭文，一座城如何锁定“帝丘”

高城遗址的发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就注意到了濮阳一带的异常，派人去勘探过，现场能看到四面城墙的痕迹，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大规模的发掘始终没跟上。线索摆在那儿，却一直停留在推测阶段。

直到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濮阳市文物部门，在高城村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和试掘。结果令人震惊：城墙走向清晰，夯土城垣保存完好，整个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北墙长约2420米，东墙长约3790米，西墙长约3986米，南墙虽遭破坏，仍探出2361米。城墙之外还有一周护城壕。

916万平方米。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在豫北地区已发现的春秋古城遗址里，这个体量是最大的。

更关键的是地层。考古学家往下挖，发现这不是一座“一次性”城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时期、东周时期乃至汉代的遗存，一层叠一层，清清楚楚。最早的居住痕迹可以回溯到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城墙基础，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卫国的统治者又在这片旧地上修筑了新的城垣。

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这个地方就一直有人聚居，城市一层建在一层之上。

而文物上的文字，给了最终的一锤定音。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陶器、青铜器，其中带“卫”字铭文的器物，直接把城的身份坐实了——这不是别的，正是卫国的都城。

《汉书·地理志》写得很明白：“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文献里说的帝丘、颛顼之墟，和考古挖出来的卫国都城，指向了同一个坐标。

疑古与信古的百年角力

一座城的发现，影响的远不止地理定位。它撬动的，是一整个关于古史可信度的老问题。

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他的核心逻辑很清晰：时代越往后，传说的古史期就越长；时代越往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就被放得越大。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三皇五帝”叙事，很可能是后代人一层层往上叠加附会的结果，越早的历史越不可信。

这套说法在当时影响极大。古史辨派把尧、舜、禹都当成了春秋以后才冒出来的传说人物，更不用说颛顼、黄帝这些更早的名字了。疑古思潮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认知——很多人一提起“五帝”，本能地就觉得是神话，是编出来的。

但考古学不像文献那样容易被人“层累”。

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挖出了十几万片甲骨文。1917年，王国维就用甲骨文上的商王世系和《史记·殷本纪》做了比对，发现司马迁记载的商王谱系基本可信。商代，就这样从“传说”变成了有同时代文字佐证的信史。

1959年，二里头遗址进入考古视野。宫殿区、道路、铸铜作坊、等级墓葬，层层叠压的遗迹表明，这里曾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虽然二里头至今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自证为“夏”的文字，但大量先秦文献——从《尚书》《左传》《国语》到《竹书纪年》和《史记·夏本纪》——都在反复讲述夏代的故事。西周青铜器遂公盨上铸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铭文，证明大禹治水的叙事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传，绝非战国人凭空捏造。

高城遗址的发现，则是在这条被考古不断验证的链条上，又加了一环。龙山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群、中心王城的出现、地名与氏族号的重合——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说明《史记·五帝本纪》里关于颛顼“都帝丘”的记载，很可能不是后人编出来的，而是基于某种真实的历史记忆。

当文献与考古高度重合，古史的可信度该怎么判断

高城遗址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孤证。

考古学家许顺湛在2000年前后发表过一篇《濮阳龙山聚集区的启示》，里面提到一个数字：濮阳周边发现了41座龙山时期的大型聚落，分布密集，呈现出明显的“众星拱月”格局。大量聚落围绕着一个更大的中心聚落存在，像一个早期的核心领地。

而高城遗址，恰恰就在这个“拱月”的中心位置。换句话说，考古学家在发掘之前，就已经从聚落分布的格局上，预判了这里一定会有一个中心王城。

这种预判和古史的对应，很难说是巧合。

还有一个细节：高城村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线索。旧地名记载里，这个地方原本叫“高阳城”。而颛顼在上古史里的号，正是“高阳氏”。“高阳氏”“高阳城”，加上《左传》里的“颛顼之墟”“帝丘”，以及高城遗址下面龙山时期的城墙——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确实很难用纯粹的偶然来解释。

当然，严谨地说，考古地层不会告诉你城主的名字，器物也不会给你讲故事。我们目前能确认的是：濮阳高城这一带，从仰韶到龙山，再到商周春秋，一直是一个重量级聚落区，在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墙，在春秋成为卫国都城。古书说颛顼居于帝丘、号高阳氏，濮阳一带又有高阳城的旧称。两条线互相咬合，至少可以支撑一个合理的判断——颛顼这个人物，大概率不是凭空捏造的神话角色，而是在这一带有真实统治基础的早期领袖。

那问题就来了：对于《史记》这类古史文献，我们到底该信多少？

答案可能不是“全信”或“全不信”。更合理的判断标准，可以归纳为三条：第一，地理坐标是否吻合；第二，文化特征是否有连续性，比如城址、礼器、葬俗是否能对应上；第三，年代序列是否合理，地层和文献记载的朝代之间有没有明显矛盾。

颛顼的案例，基本符合这三条。而其他“五帝”——比如黄帝、尧、舜——目前的考古证据还不够充分，就需要保持更谨慎的态度。

考古能最终证实“五帝”吗？

高城遗址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将来如果能在更深的地层里找到更多龙山时期的祭祀遗迹或者高等级墓葬，颛顼作为一个真实“王者”的形象，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

但“五帝”能不能被完全证实，目前还存在两种可能性。乐观一些看，随着石峁、陶寺这类大型遗址的持续发掘，未来或许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刻画文字或者王族墓葬，把“五帝”从传说进一步推到信史的范畴。谨慎一些说，五帝可能对应的是部落联盟首领或文化英雄的集体形象，而非确切的个人帝王，考古学恐怕很难完全证实某个具体个体的身份。

不过，即便在现阶段，濮阳高城的发现已经足够改变我们看待古书的方式。那些被疑古思潮推入“神话”范畴的记载，正在被考古铲一层层翻出来，露出它们底下可能存在的真实地基。

你如何看待“五帝”——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早期领袖，还是部族记忆的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