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朱令铊毒案】第五篇：立案与物证（下）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一、时间窗口

1995年4月28日到5月7日之间，114室发生了失窃案。

这个时间窗口是公开记录可以给出的最精确的时间段，起点是朱令父母提出查封物品要求的时间，终点是警方正式立案勘查现场的时间，在过去的10天内有人进入过114室，拿走了朱令的个人物品。

信息来源，是朱令父母事后的回忆和2006年媒体的报道，不属于J方官方通报，也不见于任何法律文书，本系列在陈述事件的时候严格按家属陈述与媒体报道的方式呈现，不把它当作已经认定的案件事实，但此陈述的内容应当被完整地记录下来。

二、失窃的发现

失窃,是朱令的父母在收拾女儿物品的时候发现。

1995年5月朱令确诊之后，她的父母可以到114室整理朱令的东西，在整理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异常，朱令的某些个人用品不见了。

根据2006年青岛新闻网、文摘报的报道，勘察现场民j事后告诉朱明新夫妇一个细节，就是钱散落在地上，宿舍里价值的东西如随身听、收音机、钱包等还都在，地上撒落的钱没有人去捡走，但是朱令的生活用品缺少了一批。

这个“钱没丢、生活用品丢了”的组合，是这起失窃案最特别的地方。一般情况下，盗窃的目标是贵重物品，而这次被盗的不是值钱的东西，反而是最便宜的生活用品，朱明新后来多次提到这个细节：什么样的小偷会放着钱不拿，去专门偷洗漱用品呢？

朱令的父母进入114室的过程，本身也值得记录，1995年5月，他们的女儿在协和医院ICU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去女儿宿舍收拾东西，那间宿舍住过两年多，有她贴琴谱墙、书架放课本的地方，是她女儿的住处。母亲朱明新一样一样的看，一样一样的收，收着收着发现有些对不上。这个“对不上”的感觉，后来在多次采访中被她反复提到，明明记得女儿有某样东西，翻遍了宿舍却找不到，起初以为自己记错了，但是异常的情况越来越多时，她意识到不是自己记错了。

三、丢失的物品

据朱令父母的回忆，丢失物品有水杯、中药瓶、化妆品、洗漱用品和隐形眼镜的小盒。

这些物品的共同点，它们都是朱令日常使用、直接接触她身体的东西，水杯是她喝水的容器，中药瓶装的是她正在服用的汤药，化妆品和洗漱用品直接接触到她的皮肤，隐形眼镜盒里的护理液，直接接触到她的眼睛。

根据朱明新夫妇的回忆，另一名宿舍成员的物品没有丢失，所有丢失的东西都集中在朱令身上。

这份清单在2006年的报道中被完整公开，报道发表以后引起广泛的讨论，讨论的重点不是清单本身，而是清单所反映的信息：丢失者对朱令的物品很熟悉，知道哪些是她的，哪些是别人的；丢失者清楚地选择了与毒物检测有关的物品，避开了所有值钱的财物。这些信息若为真，则丢失人至少满足两个条件，即了解114室内部情况、知道案件侦查方向。根据讨论者的分析，这两个条件本身就已经大大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丢失是有选择的”这个前提上，而这个前提又来自于家属回忆。

事后的讨论中，一再强调这种选择性，但当时宿舍里的同学对失窃的说法不完全认同，也有人表示没有注意到异常，宿舍内部的各种分歧在公开的记录中没有展开，本文也无法做出评判。

四、不锈钢杯

丢失物品清单里有一个后来被找到的物品，是朱令的不锈钢水杯。

据公开报道，这只水杯后来在宿舍的床下被找到，使用中的水杯出现在床下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碰落或随手放在那里，属于日常随意。另一种是被人藏匿，属于有意处理，两种解释都不能证明也不能排除。

水杯的出现是该盗窃案中最重要的物证，它的位置（床下）和用途（日常饮水）之间出现错位，因此它的发现过程显得不自然。朱明新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惊讶：杯子本来应该在书桌上，怎么会跑到床下去了呢？她把疑问记下来，之后在接受采访时又多次提到。对J方来说，这只杯子检测价值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还保留着案发时的状态，如果被藏匿后无人接触，杯壁上残留物仍然可以进行检测，如果清洗或更换了，则其检测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公开记录没有说明警察对这只杯子做何种检测、亦未给出检测结果。

水杯属于投毒案件最重要的物证类型，杯壁的残留、杯口接触痕迹、杯底沉淀物都属于毒物检测的常规样本，朱令的水杯如果留在正常的位置上，警方就可以对它做铊残留的检测，这只杯子的发现位置大大降低了它的检测价值，因为藏匿状态下，物品的证据链已经不能保证完整。

五、朱明新的怀疑

朱明新对这场失窃的判断，在公开采访中表达得很直接。

她认为，这场失窃不是普通的盗窃，而是有人在毁灭证据，依据是钱没丢，值钱的东西也没丢，偏偏只有与毒物检测有关的日常用品丢失，她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一定知道J方接下来会检查什么。

该判断是朱明新的个人看法，不是官方认定，J方对此次盗窃案进行调查的结果，并未在公开记录中详细公布。本系列呈现朱明新的陈述，是它属于公开采访的一部分，同时必须说明它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文件的确认。

需要说明的是，朱明新的怀疑不是孤立出现的。她的怀疑是建立在两组对比之上的：一组是钱和生活用品的对比，另一组是时间点的对比。第一组比较指向选择性。第二组比较指向时机，失窃发生的时间窗口，刚好是在她提出查封物品之后、警方正式勘查之前，她认为在这个窗口里动手的人必定知道案件的发展情况，该推理是否成立要取决于一个前提，即失窃真的发生在那个窗口期，而这个前提只能依靠家属回忆来证实。回忆属于证据中最易碎的一种，并且也是最难驳斥的一种。

无论这次失窃案的性质是什么，它造成的结果是客观的：朱令个人物品中最可能有毒物证据的部分，在警方正式勘查之前，从宿舍里消失了。

六、消失的意义

1995年5月7日，J察对现场勘查时，现场已经没有完整的物证了。

宿舍日常打扫清除了地面残留，物品的整理打乱了原来摆放的位置，丢失的生活用品直接导致最关键物证类型缺席，J方所能勘查的是已经被使用过、被整理过、部分清空的普通宿舍。

物证缺少，侦查无从谈起，投毒案的侦查，依赖物证来建立"毒物从A到B"的链条：毒物在朱令体内是医学证据，毒物如何进入她体内需要水杯、食物、药品等载体上的残留来证明，当这些媒介不存在的时候，链子在最关键的地方断开。

消失的物品没有名字，也没有去向，更没有责任人，它们只留给人一个时间窗口和一个问题：在这十天里114室发生了什么。

本系列再次强调失窃时的信息来源，事件的所有细节来自于朱令父母的回忆以及媒体的报道，J方从未公开过宿舍失窃的事实和调查结论，2006年青岛新闻网、文摘报对此事的报道距离案发已经有11年了，报道里既引用了朱明新的回忆，也引用了一些同学的说法。这些材料存在矛盾之处，本系列不做调和，只是将它们作为公共档案的一份子加以呈现。读者自己判断哪些部分可信，哪些部分有疑。这不仅是免责的借口，也是对材料边界的诚实交代。

七、清单

将清单放在1995年的技术背景中考察，它的证据价值更为清楚，铊是重金属，在自然环境中不会自行分解。残留在物品表面上之后能保存很多年，1995年原子吸收光谱法已经可以测出微克级的铊残留。也就是说只要这些物品还在，检测就会有结果，无论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阳性直接就能找到投毒途径，阴性就排除了一条路子，缩小了侦查范围，两者对侦查来说都是有用的。缺少它们使侦查失去的不仅是答案，还有剔除错误选项的可能性。

八、为什么这些物品是物证

在刑事侦查中，物证的价值，由它是否能解答侦查的问题来决定。

投毒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毒物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受害者体内，朱令体内的铊已经被医学检测证实，剩下的是“怎么进去的”，答案就在这些日常物品里：水杯中的水、药瓶里的药、护理液里的液体等任一项检测出铊就可以确定投毒途径，从而缩小排查范围。

根据媒体报道，事后警方表示这些物品如果还在，用当时的检测技术就能检出铊，更不用说2000年以后普遍使用的DNA鉴定、微量物证分析等，对杯子口接触处做个体的识别都是可以做到的，每一件丢失的东西都对应着一条可能证明的途径，也对应一批被排除或锁定的人。

这里要区分两种物证，一类是现场物证，即从114室提取的物品；另一类是生物物证，即可以用于个体识别的样本。DNA技术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用于案件的例子很少，如果朱令案发生在今天，水杯上的唇印、唾液斑都可能是锁定接触者的线索，但是到1995年，即使这些样本存在，检测能力也不一定能跟上。这个时代落差使朱令案的物证问题更加无解：物品是在技术尚未成熟之前丢失的，而技术的成熟则是在物品丢失之后才出现的。

九、物证链的断裂

物证链就是刑事案件证据体系的主要概念。

完整的物证链，从毒物的来源开始，经过携带、投放、摄入、残留，再到检测、认定，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物证，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整个证明体系就会出现缺口。

朱令案物证链在多个环节上出现了缺口：毒物的具体来源没有物证能够指向，投放的载体也就是那批丢失的物品无法检验，接触的痕迹被日常打扫、整理清除，最终能成立的物证只有医学上的检测报告，即朱令体内有铊，而且是两次中毒，至于铊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进去的，在物证层面是空白的。

空白是指侦查的方向，没有物证链的支撑，嫌疑人排查只能停留在可能性层面，不能上升到证据层面，直接证据不足，成了整个案件不能推进的根本原因。

从证据法角度看，直接证据不足与物证链断裂，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达，当物证链完整的时候，嫌疑人可以通过物证指向被锁定，当物证链断裂的时候，侦查只能依靠口供和旁证；而这两类证据在朱令案中也同样稀缺：没有人承认投毒、没有人目击投毒、没有监控记录投毒，三重稀缺加在一起，成为了侦查无法逾越的障碍，该障碍不是办案人员造成的，而是由于时间流逝、物证缺失一起导致的。

十、技术进步的遗憾

1995年以后，刑事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DNA检测从实验室走向普及，微量物证分析能力大大增强，毒物检测的灵敏度和覆盖面不能同日而语，现代刑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利用一根头发、一滴唾液或一个指纹样本来提取海量信息的地步了，2000年以后，在新技术的支持下许多旧案被侦破。

朱令案没有赶上这个时代，该案的技术已经成熟了，但其物证已经不存在，水杯、药瓶、化妆品、护理液，这些1995年就有可能检出铊的物品，在1998年以后连重新检验的机会都没有了，技术越先进这个案件失去的东西就越可惜，以前可以触手可及的东西现在永远缺失了。

2013年北京警方承认了这一情况，由于证据灭失没有能够侦破，证据灭失四字，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宣告，物证不在就无法重启。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证据的可检验性，案件能否多年以后再次提起，主要看物证是否还具备检验条件。DNA技术再先进也需要含有DNA的样本；微量物证技术再灵敏也需要微量物证的存在。朱令案1995年丢失的物品如果保留到现在，即使不能检出当年的毒物，也可以进行同位素分析、成分溯源，甚至可以利用新技术发现当年没有发现的信息。这一切的前提是物品仍然存在，但它们不在。

十一、家属的视角

对于朱令的父母来说，丢失的东西有双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是证据，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物品能证明女儿是谁杀害的，第二重含义是记忆，水杯是女儿每天使用的，中药瓶是女儿调理身体用的，化妆品是女儿出门前使用的，这些普通的日用品就是女儿生活过的痕迹，它们的消失，相当于女儿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抹去了。

朱明新在整理女儿的东西时，发现少了东西心里一咯噔，此时她明白有人比他们更早地想到了这些物品的价值。

多年以后她说，它既是陈述，也是判断，本系列将它记录下来，并说明这个判断没有被官方文件确认，属于家属的推测，无论推测是否成立，那批物品的消失在公开记录中是事实。

朱明新的话之后被媒体反复使用，成为公众对这起失窃事件最常引用的说法之一，它之所以被反复引用，就是因为它准确地概括了一种情绪，有人比我们更早想到了这些物品的价值，这句话没有指明任何人，但是给整个事情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本系列再次声明，这是家属的推测，不是官方结论，推测的价值在于给思考提供方向，而不是代替事实本身。这也是本系列对待所有家属陈述的原则，原则背后是对每一个当事人可能受到伤害的事实的尊重。比任何结论都重要的，是这种尊重。因为该案件里结论从未到来过，而尊重可以让故事继续讲述下去，讲述本身就是证据的一种形式。而此系列正是对这样的形式的一种延续，要让读者愿意接着读下去，就必须使他有继续阅读的动机。而不遗忘，则是本案一切公共讨论的起点。

十二、1998年

1998年8月25日，公A机关对此案作结办处理。

结办之后，案件的档案、物证进入保管阶段，根据刑事案件惯例，没有侦破的案件物证应当长期保存，待技术条件成熟后重新检验，朱令案中的物证包括从114室取得物品、朱令个人用品、检测样本等应按规定由办案单位或者有关机构保管。

1998年对于朱令案件来说是一个节点，刑事案件结案，民事诉讼终结，一切都归档了，但是关于归档本身之后又出现了问题。

十三、再次缺失

根据公开报道，1998年案件结办之后，部分封存物品在保管过程中又出现了丢失的情况。

第二次缺失最常被引用的是朱令父母的态度，得知封存物品出现缺少以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过询问和申诉。得到的答复没有详细记载在公开记录里，吴承之在采访中说过，他们问过，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案件已办结，物证应当妥善保管，怎么会缺失？该问题与第一次失窃的问题一样，至今没有公开的答案。

有关这个信息的细节很少，公开记录里没有说明：缺少哪些物品，缺多少件，保管单位是谁，是在什么时间、何种情况下发现的缺失情况，只能确认媒体报道中笼统的描述，封存的物品再次出现“管理问题”，部分物品去向不明。

和之前一次宿舍失窃不同的是，这次缺少发生在官方保管环节，物品已经离开日常生活的环境，进入了专门的管理程序，理论上是最安全的阶段，缺失的发生就是指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疏漏，公开的记录没有给出疏漏的原因。

十四、两次缺失

把两次缺失放在一起看，是被反复讨论的话题。

第一次缺失是在1995年4月底到5月初期间，发生在立案前后，在地点上是114宿舍，丢失的物品就是朱令平时所使用的个人用品，也就是最有可能残留毒物证据的那一部分，第二次缺失是在1998年，结办前后，地点在官方保管环节，缺少的就是已经被封存起来、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部分物品。

两次缺失，一次是在侦查开始之前，一次是在侦查结束之后，一次使侦查失去起点，一次使案件失去未来，公众讨论中不断提到时间上的对称性，第一次缺失造成案件不能侦察的证据，第二次缺失就使得案件永远不能重新启动。

第二次缺失的信息全部来源于媒体报道，官方从未公开承认过，本系列在此呈现的是公开讨论中存在的内容，不是官方认定的事实。

家属、公众的视角来看，两次缺失所造成最直接的影响是信任流失。一次缺失可以归为疏忽，两次缺失就难以用疏忽来解释了。当大众得知，案件的关键物证在保管环节再次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官方表述的证据灭失接受度，会发生细微的变化。这种信任的丧失，并非针对具体的管理人员，而是针对整个物证管理体系，“证据不足”这四个字，在公共讨论中一直带着挥之不去的阴影。

公众有人认为两次缺失是有关联的，认为它们不是孤立事件，也有人认为这是巧合，两次都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两种说法没有证据支持，也无法被证伪。本系列的立场是：两次缺失的事实分别来自家属陈述和媒体报道，两次缺失之间关系属于公开讨论中的一种推测。读者应该自己把握事实和推测之间的界限。

十五、技术永远失去的机会

物证的保存就是为了等待技术的发展。

刑事侦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破不了的案子，就把物证留着，今天的技术解不开的谜团，留给明天的技术去解开，DNA技术的普及使无数尘封多年的悬案在21世纪重见天日，微量物证技术的发展，使原来不能分析的样品又开口说话，物证是案件同将来之间的桥梁。

朱令案的桥梁，在两次缺失之后彻底断了，1995年时仍然有检测报告，但是可以重新进行检测的载体已经不存在了，即使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在一团空气中检验出1994年的毒物，案件在证据上永远停滞于1995年。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即物证还在的情况下，检验的结论未必是公众所期望的结果，物证只能回答有无、是谁的，不能回答是谁干的，一枚指纹可以证明某人接触过水杯，但不能证明某人投了毒。物证缺失使案件失去了很多可能，但物证的存在也未必能给出完整的答案，保留意见不是为谁开脱，而是对证据能力的客观说明。

2013年北京J方回复中表示，因为证据灭失不能侦破，北京市检院书面答复没有发现公A机关有侦查违法情形。两份官方文件分别对案件的事实状态和程序状态进行确认，物证的状态是这两个文件所处的背景。

十六、档案的命运

朱令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3年12月22日，那一天朱令去世，她父母在讣告后继续整理申诉材料。

把两次缺失放在更长的历史坐标里看，它们是1990年代物证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缩影。那时候物证的提取、保管、移交、销毁缺少统一国家标准和严格的监管。物证保管责任分散在办案单位及有关机构之中，保管条件参差不齐，保管记录时有时无，朱令案两次缺失，是这种制度状态下的极端例子，并不是个例。2000年之后，物证管理规范逐渐完善，此类问题才得以制度化解决，解决的时间要晚于朱令案失去一切的时间。

案件的档案现在保存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那些缺少的东西去哪里了，谁也不知道，档案里只剩下病历的复印件、检测报告的存根、媒体的剪报、申诉的回函，它们记述了一个案件从发生到搁置的过程，也记述了一个家庭从年轻到衰老的过程。

第二次缺失，是朱令案物证问题的终点，它不像第一次缺失那样戏剧化，没有具体的情节也没有可以讲的故事，只是简单地陈述：在保管过程中再次丢失了部分封存物品。

最后再提一个小细节，2013年平安北京回应发布之后，有网友提出物证还在吗？答复中没有对此做出回答，2024年北京市检察院答复之后，网友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回复也没有提到。物证的去向是此案另外一个未解之谜。不同的是投毒者的身份无法得知，但是物证的去向理论上有人知道，只是知道了的人没说出来，而是否还会说，取决于案件还有没有重新开始的一天，但那一天要依据的是除了物证之外的东西：证人的记忆、档案的完整和愿意开口的人。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人说出真相。等待，成了这起案件最长久的主题，等待的人从没有放弃过。这一点比案件本身更有价值，记录正是这个系列存在的理由，也是这个案件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产。而遗产的意义在于被继承。

这句笼统的话，分量很重，它意味着即便案件重启、即使有一天新技术能够检验当年的样本，那些样本也已经不存在了，案件在物证方面已经没有可以重新开始的资本了。

本系列第五篇就此结束，报案、立案、宿舍失窃、物证缺失，五章都在讲同一个主题，证据是怎么从有变无的，而证据的“无”，正是第六篇要讲的侦查困境的起点。

信息来源：本章涉及的时间线与事件经过，均来自公开媒体报道及朱令父母公开访谈，包括但不限于：青岛新闻网2006年报道、文摘报2006年报道、综合公开报道、公A部2007年复函、北京市局2013年公开回应、北京市检院2024年书面答复等等。家属陈述不代表官方认定。读者可自行检索核实。